我怎样走上“动物解放”之路

   日期:2013/6/28 13:13: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我怎样走上“动物解放”之路

作者：祖述宪

自由思想的人只能这样，他不仅爱人而且也爱动物。

——阿尔贝特·施韦泽（A Schweitzer 1875-1965）

一些朋友对我养狗，做起保护动物工作，很是不解。若是时光倒流十多年，我也不会料想到今天：关注动物的痛苦，翻译《动物解放》，实行素食，并且参与动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生活。在常人的心目中，爱护动物是些无所事事、多愁善感的女人们的事情，而我不像是这样的人。

我毕生从事公共卫生教学和研究，可以说专心致志，至老不衰。青年时代我做过很多令动物十分痛苦的实验，用过蟾蜍、小鼠、大鼠、家兔、狗和猴子，从不考虑动物的感受，也不怜惜他们的生命。就在我的思想发生改变之前二三年，我还在美国一所医学院进行大鼠实验，那里虽有一些缓解痛苦的规定为我们所没有，但无论如何动物实验都是残酷的。在对待人与动物共患的感染性疾病时，我的专业——流行病学的律令告诉我，动物是病原的宿主、传染之源，用他们作为研究模型，开发预防疫苗或治疗药物，用处死或者粗暴的方法采取他们的组织作为标本开展调查，有时想方设法消灭他们，进行预防等，却不反思人类自身行为种下的祸根。同时，在揭露“特异功能”、“气功骗术”，批评保健品和其他庸医或“科学”骗术方面，我不遗余力，显示我对科学精神和维护社会大众利益的执着追求。然而，在有些人看来，关注动物、敬畏生命和热爱科学这两种品质似乎是不能系于一身的。

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促使我走上关注动物之路。这事得从十一年前说起。一位同事的女儿要分娩，担心家里的小狗会影响婴儿，于是把狗牵到我妻子的办公室，让她带回家暂养。因为我们住平房，也比较宽敞；家里有一只猫养了五六年，尽管与人一点也不亲密，还有不少坏脾气，我们都能容忍，照顾得很好。

这是一只雄性小牧羊犬，刚一岁，叫德维，是个洋名字。当时城市虽然对养狗稍有开禁，采取高收费限制的办法，但当时却不办理登记。德维来家不多久，就遇上“创建文明城市”，卫生检查不准养狗。这时原来的主人也不要他了，叫我们任意处置。我们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养主，只好东躲西藏，这令我们焦虑不安。不得已，只好把他送到A市的亲戚家。我回来没过几天，外甥来电话说，大门没关紧，德维跑了。春寒料峭，天又下着雨，他们两家人分头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我们决定自己去找。第二天是星期六，一早我便赶汽车去了那里。首先是发布《寻狗启事》，但被电视广播报纸一一拒绝，熟人后门都不行，因为原则事大。我们只好四处张贴，第二天市府“文明办”来了电话，说是有碍市容，要立即清除。张贴确实不雅，但与那些丑陋的大小广告相比，我们这张还算“清新脱俗”，只是寻狗犯忌。分散在大街小巷的上百张《启事》，贴时唯恐不牢，被风雨剥脱，现在要全部揭净，真是一种折磨。

我带着德维的相片，在这个城市里漫游了两天，没有见到他的踪影。于是我和妻子在周末轮流踏上寻狗之路，足迹遍及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结果都是失望。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尝到了好像不曾有过的食不甘味的感觉，夜间醒来也会想着此刻他在哪里？想起林肯所说的话真是贴切（注）。我们如此坚持不懈，亲戚们的努力就不用提了。在德维出走整整一个月的那天下午，狗被找到了，大家都非常激动，辛劳终于获得报偿。要是把寻找过程中的趣事写成一篇“寻狗记”，相信读者是不会乏味的。一次我的外甥媳妇在火车上邂逅我的一位同事，聊起这个寻狗故事，令她们一见如故，并在一些熟人中传为笑谈。

【注：有一次，林肯送朋友时看见一只小鸟跌落在地，于是他设法把小鸟送回了鸟巢，因而耽误了朋友的行程。林肯说：“如果我让这只无助的小东西死在地上，今夜我将无法安眠。”】

找到的第二天，我们便去把德维领回来了，但养狗的合法性依旧存在问题。读书和追根究底的习惯促使我寻求理性的方法去解决，尝试与当局打交道。我很清楚，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禁狗的，而把狗从养主家里拉走，当众活活打死，更是绝无仅有的。我开始调查外国的养狗状况和管理办法，与做其他研究工作一样，首先是检索文献。向国外著者发函索取抽印本或著作来收集资讯，是我过去做研究的习惯方法，基本上不会落空。这次也一样，信发出不久便有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好几位专家寄来有关狗的各种书刊，有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有文化和历史的，有与人的关系和对养主健康影响的，还有管理和立法的，堆起来约一二尺厚。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的瑟普尔教授不仅寄来他的著作，而且向1997年第8届国际人与动物关系大会组委会推荐，邀请我赴布拉格与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对动物的态度及其历史和文化的报告。我之所以写信给瑟普尔教授，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在他那所大学的医学院进修，上班有时穿过他们兽医院的前庭，经常见到男人和女人们带着猫狗前去就诊，那情景就如同在儿童医院里父母们怜爱自己的孩子一般。我们这代人是在闭塞环境中成长的，初次到美国处处觉得新奇，人们对猫狗如此宠爱，怎不令我印象深刻呢？

建国至1980年代，我们社会对狗的敌视和严厉管制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因为，狗作为人类的伙伴虽然已有几万年的历史，但狗作为家庭的亲密成员则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所以，养狗长期被我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狗是地主富人的帮凶；过去流行的“阶级教育”总搞“忆苦思甜”报告，讲话人总要显示曾被地主、富人的狗咬过的伤疤，弄虚作假也在所不惜。何况那年头居住拥挤，人都勉强糊口，哪有东西给狗吃？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待养狗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的态度仍是“宁左勿右”。在讨论养狗的会议上，反对养狗者总是大义凛然的样子，持容忍态度的人是很少数。我的一位朋友是市政协常委，也经常为自己的狗犯愁，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会上呼吁一下，他说那气氛令养狗人无地自容。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社会观念落后，二是国人的责任心差和缺乏宽容心的一种反映。由于有些养狗人不负责任，使有些不养狗或者天性厌恶狗的人感到不快，在强势主流思想的指引下，他们就咄咄逼人，对异见不能容忍，甚至视同水火。于是，我把从国外获得的资讯介绍给主管部门的主事人员，与他们进行沟通，他们也都通情达理，采纳了我的建议，下调登记费，给在较短期限内办理的养主以优惠。同时，我也开展“做负责任的养主”的宣传活动，要求养主不仅对宠物负责，而且要对社区负责，与邻里和睦相处。

人们恨狗，或者既爱狗又怕狗的另一原因，是狗可以传播疾病。但是，宠物的传病危险性显然被媒体夸大了，充满误解和危言耸听，令大众恐惧不安。澄清误解便是我的责任。例如，养狗可以使孕妇传染弓形虫病导致胎儿畸形，城市家养的健康狗也带有狂犬病毒，而且比例很高，这些广为流传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不幸的是，这些话经常出自一些专业人士或头面人物之口。其实，任何疾病的发生都存在一定的条件，动物传播疾病也不例外。只要养主负责任，给动物接种疫苗，请兽医进行阉割绝育，圈养在家里，不让他们在外流浪，把传播疾病的条件拒之门外，一般是很安全的。美国的一位儿科专家说：“一个儿童受其他儿童传染的机会远比从狗猫得来的机会大得多。”（不过真正关注动物福利的人并不主张饲养宠物，除非收容流浪动物。因为一是不宜把动物当作玩物，同时宠物在繁育、交易和运输过程中，也受到选育、淘汰和残酷对待，而且总有不少结局悲惨。）在萨斯病流行期间，一些地方的人们一度惊惶失措，听信谣传，无辜的猫狗惨遭遗弃屠杀，我的解释通过媒体广为传播，对于遏止非理性行为起了一些作用。

我本是理想主义者，对身陷苦难的人们总是充满同情和怜悯，养狗的经历引导我把对痛苦的感受延伸到所有非人类动物，并对伦理问题进行追问。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和辛格的《动物解放》对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影响。

彼得·辛格与猪

阿尔贝特·施韦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爱因斯坦称他为“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施韦泽创立了标志西方道德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即敬畏生命伦理学。他身体力行，为非洲的穷苦人奉献终身。他指出，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把所有的生命，不止对人而且对所有动物的生命都视为神圣，产生敬畏时，我们才是有道德的或善的。简单说，善就是不伤害，不杀生，爱人并爱护一切动物。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施韦泽说：民族主义在两次大战中起了恶劣的作用，现在“把天真的民族主义当作唯一的理想”，是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碍，是危险的。只有通过人道信念超越民族主义，从伦理出发谴责战争，才能解决和平问题。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言。

彼得·辛格与羊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彼得·辛格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伦理学家之一。他承继英国哲学家边沁的效用主义的道德原则，认为人类平等的基础，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痛苦。因此，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不分肤色、不分性别、不分族群、不分物种都应当受到一律平等的对待，否则人类的平等也就缺乏逻辑基础。感受疼痛并做出反应的能力，是所有动物的保存生命个体，避免物种消灭的一种本能，同时也是人们考虑怎样平等对待不同生命个体的痛苦的一个尺度，主张任何种族、性别和物种的痛苦都应当加以防止和减少。因此，他的道德哲学贯穿于他的伦理生活，致力于消除世界贫困、保护环境和提高动物的生存条件。如果平等是按人类与非人类动物划界，就是物种歧视，应当像种族和性别歧视一样加以反对。他的著作《动物解放》唤醒了千百万善良的人们，对世界范围的动物运动的兴起，起了推动作用。这本书所揭露的残酷虐待动物的现象无处不在，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当我对动物与人的了解和思考越来越深入时，我的内心就越来越多地充溢着对生命的惊奇和敬畏。我越是同情痛苦的生命，自己也越是感到痛苦。“同情就是痛苦”。辛格说，素食是一种抵制行动，但我觉得也是对心灵的抚慰。

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

阿尔贝特·爱因斯坦 （1879-1955）

人类是地球上最有智慧的动物，但人与其他动物共同起源于一棵进化树，有着亲缘关系。早在一百多年前，达尔文就在《人类的由来》和《人与动物的情感》中对人与动物的心理能力作了详细的描述，尽管有很大差距，但存在共同的本能：包括各种情绪、好奇心、模仿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推理能力，乃至一定程度的使用工具、抽象能力、自我意识、语言、审美感觉和对神秘力量的信仰等，而且“这种差别肯定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即不是本质的差别。现代对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已经大大扩展了达尔文的这些发现，动物的认知能力和智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我们没有权利主宰非人类动物，更不应该残酷地剥夺他们。我们要善待生命，与其他生灵共享这个星球。爱因斯坦说：“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要解放我们自己，这需要扩大我们同情的圈子，包容所有的生灵，拥抱美妙的大自然。”他所说的所有的生灵，我以为就是能够感受痛苦和快乐的所有动物。只有这样的伟大胸怀，人类的家园才能有持久的安宁。

如今我们的德维已经十三周岁了，健康而快乐地生活着。他对我们的依赖给我们带来许多不便，使我们与远方孩子们的团聚机会大为减少，但我们永远不会嫌弃他，何况他给我们带来快乐，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和人生。我欣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诗意散文，是从“羊的样子”这篇怜惜动物的文章开始的。他送给我一本《羊的样子》散文集，题赠称我是“以科学精神和爱心传达美好的人”。我愿意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注：此文原是应《新京报》编辑曹保印先生之约而写，收集在《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这篇文字略有修改。

2007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