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财富而不流失的方法

   日期:2015/8/5 8:35: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聂云台原著　王潮音整理

　　抗战期间，上海社会崇尚华丽，奢侈成风。聂云台老居士有感而作，于1942、1943年间撰成《保富法》一书，刊登上海《申报》，一时传为佳话。聂云台居士是曾国藩的外孙，一生亲眼目睹诸多显赫世家的兴衰沉浮，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向人们证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指出其人之居心以及对财物的取舍，与后代子孙的昌达有莫大的关系。不义之财越多，对后代的不良影响越大，聚敛愈多者，其子孙最衰败。惟有深信因果，行善积德，放远见识，宽大心量，才是保福保富的最好途径。

　　上　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作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业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象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

　　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中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因此在他逝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

　　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园宅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着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而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发生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非常见效。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因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而当时的林文忠公，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的岳父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民国十四年(1925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着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平生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还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所需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有诸众生不识善恶，唯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阙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获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深生痛惜。复有无量悭贪有情，积集资财，于其自身尚不受用，何况能与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及来乞者。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如此的大富，却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罪过么?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的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百万元，右手施了一、二元，就称为大慈善家。”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

　　最后的结论：保富的方法，须有智能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上述范文正等数公，就属于这种。其余不善保富的人，天下滔滔皆是，他们不能使子孙常保富厚，都是由于自己的智慧不够，只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却看不到其中的根本。简单的说，就象看日历，他们只看见初一，却不知道明天还有初二，更不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象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上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如下：“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翻然觉悟的动机;他的整部书，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着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也就是说，违背了通常的情感欲望，而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认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但社会上还是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欣然赞许的。

　　保 富 法(上　篇)

　　保 富 法(中　篇)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做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着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着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的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作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的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作事也格外的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只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另一面。譬如象下棋一样，只看得一着，看不到第二、三着。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着，对方就要应我一着，而且马上就有第二着、第三着跟着来。佛法说明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与哲学。就拿下棋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作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着棋;我们出言作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着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他，他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淩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着特别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作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着，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作“人有千算，天只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愈厉害。反过来讲，若是人肯让松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着，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象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着，就都输完了。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象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久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着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覆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纵与过分，可以说就是骄满。又再具体的说，就是骄奢淫逸，贪狠暴横。)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又说：“应无所住，行于布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弟;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作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淩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

　　保 富 法(中　篇)

　　保 富 法

　　下　篇

　　去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富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柏云、黄警顽两位先生将该文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做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的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嘉言懿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两百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做为《保富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

　　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富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

　　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坠，从此没没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砺，以略补我的过失。

　　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的全文，这才将此文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聂云台卧病书

　　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

　　我家祖籍是江西，从九世祖起龙公才开始迁居湖南衡山。七世祖乐山公出生于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学问积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却未参加考试，而是跟从祖父学医，并开了一家小药店。因为他的医术精良而且又乐善好施，所以医名大著。后来因为药店被偷，因此关店歇业，还抵押了住的房子还债，暂时迁居乡下。当时的地方官绅，因为乐山公行医救人，遭此不幸，于是就凑了钱协助他赎回原来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间房屋开药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发生了大瘟疫，求医的人昼夜不断，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乐山公对于穷人和受刑犯救济尤其的多。当时的县长葛公，以乐山公的盛德及博学多闻，特别聘请他到县府里担任幕僚。并且向乐山公说：“你存心救人，我没法报答。就教你的儿子读书成名，作为对你济世救人的回馈吧!”乐山公接受了葛县长的建议，就送儿子先焘进入了雯峰与集贤两书院读书。先焘不久即考中了举人，又考中进士。乐山公当时已六十七岁，送儿子进京参加会试，经过一个名叫滠口的地方(就是现在湖北省黄陂县西南四十里处)，正好碰到严冬发生瘟疫，经公医治患者，都能立即病愈。乐山公七十四岁的时候，又带领儿子进京等候任用，经由运河北上。当时的运粮船工有许多人得了传染病，经乐山公医治都能立刻痊愈。此事遍传于各粮船间，许多粮船的患者，纷纷于船旁呼叫，并用绳子将乐山公乘的船系住，使船无法前行。乐山公不忍见死不救，就嘱咐儿子先焘，改从陆路雇乘骡轿赶赴京城，自己留下继续治病救人。经过了几个月，等到传染病停止了，他才到达京城。(人若是能够放下自己重要的事情去救人，实在是最难能可贵的了。)此时正好先焘已奉派担任陕西省镇安县的县长，乐山公于是陪同儿子上任。到达镇安县以后，指示山地民众，就地采药，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后，即寄信给儿子，教他爱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词恳切，被儿子的上司陕西巡抚陈文恭见到，大加称赞，即将这封信印发送给全省的官府参考，以资策勉。这封信以后被刊入《皇朝经世文编》这本书中，为世人所传诵。

　　乐山公在衡山的时候，常到监狱里为犯人义诊。儿子富贵显赫的时候，乐山公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患者义诊。县官见他年老，派人向乐山公辞谢。他回答说：“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乐山公八十四岁的时候，儿子先焘因为继母逝世辞官回家，又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就决定不再复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里，大雪纷飞，有一个患者的家属敲门求医外出赴诊。先焘就起身开门，并对来人说：“我父亲年老，深夜不方便惊动，您可否明天早晨再来?”不料这时候乐山公已经听到声音披衣起床，就叫先焘入内室，并且对他说：“这应该是生产急诊，怎么可以延迟医治呢?”于是就穿上木屐随同来人前往赴诊。这种舍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着实令人钦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报施给乐山公的果报也特别的丰厚。因此乐山公九十三岁的时候，孙子肇奎获得乾隆壬子年乡试的第二名。曾孙有七人，镐敏、铁敏两人都是翰林，并膺任主考学政的官职;鏸敏、钰敏两人都是举人，做过县官。镜敏在拔贡考试通过后，派在军机处任职;而镇敏担任京官，■敏则选上孝廉方正。当时人们尊称他们为“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寿辰的时候，当时的名士阮文达曾送有一付贺联称：“南岳钟宁，南陔衍庆;七旬介寿，七子成名。”贺联的词意贴切，实在是人间佳话啊!

　　我的祖父亦峰公，是乐山公的玄孙，考中咸丰癸丑年的翰林后，历任广东石城新会的知县、高州府的知府及奏奖道员。而且居官廉洁，尽心民事，造福地方，对于当时所发生的械斗巨案，宽厚的处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积德甚厚。民间还特别建立了生祠来纪念他，可见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的涵义。乐山公的子、孙、曾、玄四代都发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也仍然能够积极的行善积德，发扬祖先的遗德;而到了我的父亲中丞公，则更为的贵显。本人则忝为第七代，仍然承受着乐山公的余荫遗泽;所以说乐山公的厚德，泽被子孙，实在是已经超过孟子所说的五代了。探讨其原因，乐山公的医术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而医术精又能够轻财仗义，诚心济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了。我们所见到各地的许多名医，靠行医而积了不少财，甚至千万、亿万财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却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医术精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我真希望能够多遇到几位象这样行善救人的医师应世，才是社会之福啊!近来生活较艰苦，医药又昂贵，贫病的人多无力就医服药，这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的最好时机了!所以特别在此敬述乐山公行医济人的旧事，希望能提供给医药界的大德们，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

　　现在我还要再作一些分析与补充。乐山公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药店被窃，便得要抵押房屋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佳。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儿子作县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是穿着木屐步行外出赴诊。我们就可知道，乐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么清贫啊!(我们今天仍能见到象他这种大善人吗?)《大学》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若对贫困的患者义诊、赠药，则不会发财了。然而乐山公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却竟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可说是德誉盛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了。实在是不容易啊(乐山公善心的事迹，刊载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县志》等文献中)!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盛，正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话了。而乐山公和他的儿子都很清贫，孙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作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贫。不仅如此，曾听到先辈们说，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由京城传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抱着第七个儿子喂奶，就立刻亲自下厨房做饭款待报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担任京官，死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祖父亦峰公，从小就孤苦而贫穷，在山斋里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吃。四十二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在广东省担任县长的职务十多年，为官廉洁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育婴堂、种牛痘、修路、造桥、购义地、埋露棺等，因此去世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资来供给家用。

　　我的母亲为曾文正公的么女(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先生)，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二百金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后的数年，有奁金三千。也移拨出来，供作家用及代赔垫祖母被某钱号倒掉的款子，以致于个人的积蓄都空了。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时，祖母只能给路费银钱六百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我母亲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常常是泪随声下;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啊!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琐屑的叙述，目的就是要证明“仁者以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的大道理，实在是有其深远的涵意。这里我们所应该注意的重点是：虽然是数代的清贫，而却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与那些多留财产以害子孙，助长子孙的骄奢淫逸，使得子孙陷于堕落的，两者相互比较，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曾文正公曾称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为“求阙斋”，并且还写了篇文章记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满戒溢，居安思危。因为这个世间，并无十全十美的事物，“丰于此者，必缺于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圆满，最好先在物质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谓精神上圆满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孙贤达有智慧，并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物质者，是指衣服饮食、车马宫室，乃至官阶财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这个道理来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宽裕，这个与常人的见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说：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话，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为花全开了，则表示快将凋谢了;月已圆时，转瞬间，即要缺了。所谓“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岂是古人喜欢说这些众人听起来不悦耳的话，实在是这些话都是真理。而且自古到今，从社会现象中去观察，这句话没有错，而且是历历不爽啊!

　　俗话也说：“世无三代富”，又说：“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有智慧的人，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处事的时候，就会先考虑到凡事不要求太过圆满，也不要使得太盛过了头;对于财物聚散，有周全良好的计划;而对于自己的生活，遵守着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个人的享受不可丰厚，而且时时都要想到街头上那些流离失所三餐不继的穷人。常想到各处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尸体，为数是那么的多。我应当节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恤孤才对。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了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详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来的事实，就可了解此话不虚了!

　　反过来说，如果只知道贪图自己个人的享乐，而不顾别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诈术权谋来巧取豪夺，百计钻营;这种人积的钱可以很多，权势也可能很大，谄媚他、恭维他的人也多的不得了，一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显赫。然而天道的盈虚消长，有它一定不变的道理。三、五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断地变化迁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地崛起，成了暴发户;然而好景不常，豪华的门地，却在瞥尔短暂的瞬间凋零没落了!因为这世间并没有一个坚固不坏的东西，也没有一个能永久可靠的事业;凡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所得到的财富地位，一定是更为快速的悖出败落啊!惟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积善的后代，才能够确实地保有家业，并且是可大可久啊!这些事证历史上的记载很多，而且环顾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人事，到处都是。所以只要头脑冷静有智慧的人，自然就看得出来了。

　　书　后

　　近来社会的奢侈风气非常的盛，这种奢靡之风，对政治会有极为不良的影响。关于这种道理，明朝的大学问家顾亭林先生早已见到，并曾作有专文，引证许多历史事实。现在谨抄录这些事实如后，提供给研究政治的人参考。国家社会的风气若是奢靡，为政的人，应以崇尚俭朴来转移风气。《礼记》上说：“君子的行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标准。”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事，也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顾亭林先生更明白的指出说：“天下安危，匹夫之贱，与有责任。”也就是这个意思。

　　东汉时，汝南郡的许劭，担任郡里的地方官;而与他同郡的袁绍，他的车马随从非常的多。但是每当袁绍走到郡的边界时，都把随行的人马屏去，自己单单驾着一辆车回家。并且说：“我的随从车驾，岂可让许劭先生看到!”(袁绍为一代的英雄豪杰，曾经举兵讨伐当时奸雄曹操，然而却对一郡的小官许劭，竟是如此的敬畏。)

　　晋朝的蔡充，为人好学且有名声。当时的高平人刘整，车驾衣着都是非常的奢侈华丽。但是刘整曾经对人说：“我虽然有喜好穿着华丽衣着的坏习惯，可是每当我碰到与蔡充见面同座以后，那天我的心整天就不免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俗不堪啊!”

　　北齐人李德林，父亲去世了，就徒步带着父亲的棺木灵柩，返归博陵老家安葬，葬礼也很简单。他的明友崔谌前往吊祭，随从的人马有数十人之多。崔谌为了尊敬李德林的俭朴精神，沿途不断的减少随从的人数。到了李家门前，只剩了五名随从。并且说：“我不能让我的朋友李兄，误会我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伽隐居在山中的时候，当时朝廷下令征召他出来做官，李僧伽推辞不愿前往就任。尚书袁叔德前往拜访李僧伽，也是沿途减少随行的仆从，并且说：“拜访象李先生这样高明淡泊的贤士，会令我有羞于见到自己所拥有华丽的车驾与官服呀!”所以君子高贵的行事，若是担任地方上的官职，则可以化导一方;若是在朝廷任官，则可以教化天下了。

　　唐朝的大历年间，皇帝下诏发布杨绾为宰相。杨绾为官一向廉明方正，而且生活非常的俭朴。当时的御史中丞崔宽，非常的富有，财产很多，崔宽家中花园里的楼台亭榭不但多而且美，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了。但是当他听到杨绾当上了宰相的消息，当天立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而郭子仪听到杨绾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将自己家里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须知郭子仪军功甚大，曾经立下了收复两个京师的大功劳，并封为汾阳王，威势权力可称震惊当世，然而对一个崇尚廉洁俭朴的宰相，却是如此的敬畏。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杨绾，也没有崔宽与郭子仪这类的人物了。

　　李师古这个人拥兵自重而且相当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但却对宰相黄裳，有所畏惧。李师古曾经命令自己一个干练的亲信，带着数千两黄金，赴黄家送礼想攀些交情。这位亲信到达黄家门前，正巧碰见一个轿子自宰相府里面出来，轿旁却只有两个婢女徒步随行，而且衣着甚是简陋，并称轿内坐的是宰相夫人。这位亲信非常的机警，当下就明白宰相清廉俭朴的作风，不敢冒然地进入宰相府送礼。就带回礼金，急急归去，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的报告李师古。李师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黄裳，并且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终身服从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违背了。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可以知道，由道德学问俱佳的人担任地方官吏，可以使地方获福;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则会使全国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俭朴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啊!古人说：“惟俭可以养廉。”而它的相反，是奢侈则不能不贪污，贪污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社会天下大乱。《大学》上也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经济学的定律，也象数学上的公式，是不能改变的。今天的社会风气糜烂，竞相崇洋，揣摩学习欧美的不良风气，衣履服饰，饮食享用，无不是穷奢极侈，动辄千金，风气影响所及，政治那有不乱的道理呢?(若是论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就好比是瘟疫，细菌毒素就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为政者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个人以为我国本为崇尚俭朴的民族，善良的古风，亟应保存。部分邪恶的欧美文明，则应是选择取舍，不可照单全收。可能有人会说我开倒车，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时，前进即有危险，这时只能速开倒车，以保住性命，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当世的贤达，不吝指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聂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