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深义重的“六师父”

释昭慧

　　上会下本长老，称他为“会本法师”，似乎无法显示他是笔者的长辈——在临济法脉中，他是笔者的师伯；在三坛大戒会上，他是笔者的戒师父。称他一声“会本长老”，又似乎太过生疏了，因为他在笔者心目中，不只是一位师门长辈，且情同兄长，对笔者有着深厚的知遇之恩！

　　第一次承受他的法恩，是在民国六十九年十月，那时笔者刚出家两年，奉师命到高雄市鼓山区龙泉寺受具足戒。当其时，他担任陪堂和尚，也是引礼师中依戒腊排序第六位的戒师父，戒子援例敬称他为“六师父”。一日为戒师，终身为师父，他在笔者的心目中，是“永远的六师父”。因此以下直用“六师父”称呼上会下本长老，似乎这样的称呼，更能如实而传神地表达笔者对他的孺慕之情，以及跨世代法脉相连的亲切感！

　　廿八年前，六师父才三十一岁，笔者更是年轻资浅。六师父在小戒子们的心目中，可说是崇高伟大；戒子们无形中成了他的“粉丝”。他才华横溢，法相庄严而神采飞扬；向戒子开示时，悲心殷切而又节奏明快。最令戒子们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是将戒师们的华语开示即席翻译成台语，还是将戒师们的台语开示即席翻译成华语，他的译语总是比原开示法师的用词，更为典雅而精准，有时还不着痕迹地补强了原开示词的口语疏漏。单就这一面向，吾人已可略窥六师父卓绝的才情。他的苦口婆心，更是深深感动着诸位戒子。

　　尔后笔者应六师父之邀而在戒场讲戒时，偶见他以峻厉的口气，连连责备戒子在生活或仪轨方面的大小疏失，他那快人快语的性格，一如往昔而不增不减，岁月仿若不曾在他身上留下痕迹，让笔者也恍若回到青年受戒的时代。但只要戒期行将结束，他总是以极端不舍的心情，作临别前的谆谆教诲，有时甚至恨铁不成钢而声泪俱下，戒子们也因此泣泪感怀。无怪乎自六师父圆寂之消息传出，慈云寺即陆续涌来无以计数的僧尼法师，向六师父灵前敬伸哀思之情！

　　受戒之后，笔者在僧海浮沉，偶闻六师父的消息，敬佩之情有增无已。原来，六师父对佛教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费了极大的心血，逐步重建慈云寺，并且马不停蹄地四处弘法；出于对教运发展的关切，他三度在慈云寺启建三坛大戒道场，并且屡次肩负起戒会开堂的沉重法务；为了在佛教中培养人才，他也灌注热情在大专青年与寺院僧众的身上，并且大力赞助玄奘大学建校。而从地方教会、中央教会到世界僧伽会，他都积极奉献，并且有完整的教会行政资历，是中生代教会领袖中最耀眼的明日之星。

　　但无论如何，笔者的生活世界，离六师父实在非常遥远，一直到民国七十七年下半年以后，笔者投入护教及护生运动，这才与六师父有了进一步的互动。

　　回顾这所有的“互动”，大都是单向的布施与受施关系。亦即：笔者是互动关系中“受施”的一方，承受着六师父义助笔者达成理念的深厚恩泽。六师父对笔者的义助如下：

　　一、支持护教、护生运动：
　　六师父一向珍惜并赞赏笔者所掀起的护教、护生运动。例如：笔者分别为了民国八十二年初的反挫鱼运动、八十三年初的护观音运动，以及八十八年初的佛诞放假运动，三度到高雄市佛教会馆的新春团拜场合，寻求诸山长老的奥援；六师父无论是担任高雄市佛教会的秘书长还是担任理事长，都一定率先于会中联署，并且登高疾呼，要求高雄市佛教界的诸山长老法师全力支持该诸活动。有一次他甚至幽默地在台上向大众宣称：“该争取的，昭慧法师一定争取；不该争取的，昭慧法师一定不争取！”这让笔者大为惊讶：原来六师父对笔者从事社会运动的原则与动机，可说已是“观察入微”！

　　二、邀请演讲：
　　民国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笔者应六师父之邀，至其所住持的楠梓慈云寺为南部大专佛学讲座学生演讲。八十八年十二月十日，高雄市佛教会于元亨寺举办佛教业务综合研习会，时任高雄市佛教会理事长的六师父，又请笔者向学员演讲“信徒问题的处理”。在这两次讲座中，笔者与六师父有了较多的接触，这才知道他马不停蹄地到处宏法，实有体力透支之虞。想来六师父之所以英年早逝，应与其长年为法忘躯，体力、心力过度透支，有相当大的关系。

　　三、邀请讲戒：
　　在六师父的主导或是建言之下，促成了笔者前后四次的讲戒因缘：

　　1.民国八十八年十一月底，笔者首度应六师父之邀，连续六日为新戒比丘尼讲述“比丘尼戒经”。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其时，笔者虽还未正式宣告“废除八敬法”，但已针对佛教界男性沙文主义的言论，屡屡撰文痛加驳斥。身为比丘的六师父，不但不以为忤，竟还邀请笔者讲戒，可想而知这会引起多大的反弹！但六师父却一肩扛下所有责难，对笔者支持到底。

　　犹记得那次戒会，笔者到达慈云寺时，向六师父顶礼销假，不料六师父竟然立即以同样的顶礼方式答礼。这种对“性别平等”理念，身体力行的正直情操，以及对晚辈、戒子谦冲平和的态度，在佛教比丘中，简直是凤毛麟角！这让笔者深深感动，并且肃然起敬！尔后与学生谈起，更进一步得知：六师父遇有比丘尼法师向他顶礼，必定回礼如仪。无怪乎他深受比丘尼众之爱敬！

　　2.九十二年十一月中旬，笔者奉上了下中长老之慈命，于善导寺三坛大戒戒场，为新受戒比丘尼讲《比丘尼戒经》。该次戒会中，六师父担任开堂和尚。每天中午，笔者下到慈恩大楼三楼，陪同长老用斋。与此同时，六师父总是率领众位引礼师与引赞师，在戒子斋堂中巡视戒子的用斋情形，并于结斋之后，视其需要而向戒子表堂。因此待到六师父与引礼、引赞师下来用斋之时，往往都已十二点半。笔者这才更为深刻体会到，开堂和尚全天候在戒场，对传戒相关事务钜细兼顾，是何其辛劳的一件事！那一回在开戒期间，慈云寺附设幼稚园园长过世，消息传来，可想见重情重义的六师父，是何其悲痛不舍，然而他依然以戒子为重，如常地坐镇戒场，只运用夜晚戒子忏摩的时段，匆匆返回高雄，翌日又仆仆风尘回到戒场。

　　那时，笔者对佛门中的性别平等愿景，已从理念而落实为行动。亦即：在民国九十年间所掀起的“废除八敬法运动”，业已震撼了整个台湾社会乃至国际佛教界。身为比丘的上了下中长老，明知笔者有争议性，竟还如此护念后学，不畏反弹，慈命笔者为尼众讲戒，身为开堂和尚的六师父，则满心欢喜地接纳笔者，并向戒子推介笔者，两位长老慈悲、宽容的风范，让笔者深为感动与钦敬！

　　3.九十三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中旬，笔者应会本法师之邀，赴高雄元亨寺三坛大戒会上，讲授《比丘尼戒经》。本次戒会，由上了下中长老担任说戒和尚，上菩下妙长老担任得戒和尚，六师父于本次戒期担任开堂和尚，依然不以笔者提倡“废除八敬法”而深受争议为忤，独排众议而极力促成主办单位，邀请笔者担任授经阿闍梨。

　　4.九十五年十一、二月间，六师父所住持的楠梓慈云寺，再度举行三坛大戒，笔者又一次应六师父之邀，为戒子讲授《四分比丘尼戒经》。本期戒会，六师父特将登坛时间提前，让具足戒学课程时间延长为十天，欲令戒子更为详细而全面地理解戒法。

　　四、赞助校舍建筑：
　　九十五年第二度到慈云寺讲戒时，笔者偶在寺中散步，见到慈云寺大殿正在重建，粗坏业已完成。那时建材与原物料都已飙涨，相信这个重建工程，必定让六师父投注了相当大的心血，而且他必定会面对募集建筑基金的沉重压力。不料在十日讲戒完毕，笔者要向六师父告假时，他竟然为佛教弘誓学院的校舍增建，而慨然捐赠了一百万元。拿着这张金额如此庞大的支票，笔者顿时笨嘴拙腮，不知如何向六师父表达内心盈满的感恩之情！特别是在一年以后(九十七年一月六日)，慈云寺大殿的落成典礼上，六师父于致谢词时慨然表示：“重建大殿的两年多来，倍尝艰辛，个中甘苦点滴心头，因此逢此盛会，真有悲欣交集之感！”笔者闻言之后，对于六师父于自身困苦艰难的情境之中，犹不忘却殷重施恩于笔者，内心真是有着说不出的酸楚与感动！

　　个人长于分析事理，而不善于表达感情，因此对如父、如兄、如师、如友的六师父，笔者一向只习惯和他交谈理念与事情，在承受深厚恩泽的同时，竟从不曾向他透露：自青年时代开始，笔者即已对六师父，有着淳净深厚的孺慕之情。然而令人伤恸的是，六师父竟然在大家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一如往常地以明快的节奏，潇洒地挥别人生，让笔者对六师父无限的景仰、敬重、赞叹、感恩与不舍，都已来不及向他老人家作出真情告白。人生憾事，莫此为甚！

　　仅以心香一瓣，祈祝吾师乘愿再来，转大*轮，启诸愚蒙，与诸戒子、徒众，再续法缘！

　　九八、十、三十一，凌晨三时，于花莲慈善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