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讲：中国佛教的俗文学

吕建福

《世界宗教文化》2005年第2期

佛教在中国流传二千年，一靠一批知识阶层人士孜孜不倦地深研教理，二靠一些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的刻意弘扬，于是才能流传到今天。在鼎盛期的唐朝，佛教之所以能在民众中广为传播，与俗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所谓“俗讲”，就是佛教经典及其有关内容的通俗化演讲，是唐代寺院中普遍流行的一种特别的讲经说法形式。俗讲的对象，主要是俗处大众，尤其是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其目的是直接向广大听众宣传佛教思想、普及佛教知识。形式上采用的是大众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说唱艺术，说与唱结合为一，说话、唱词完全用当时流行的口语俚俗语和押韵文，通俗易懂，引人人胜，歌唱曲调婉转而流畅，富于感染力，触动听众感情。讲唱者称为俗讲法师(讲师、法师)、都讲，所讲唱话本，称讲经文，称变文、俗文、讲唱文、唱文，称押座文。

俗讲的程序，一般是先敲钟集众，众人依次进入讲堂，法师随人升座。然后大众合声唱佛名礼拜。又有一僧举声唱梵赞，大众唱和。其后唱押座文，再次开经、开赞、忏悔、赞叹、解释经题、入经说缘喻、申赞叹、回向发愿。其中人经说缘喻，即是说经本文，本文与一般经疏相同，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它的讲说顺序，先由都讲唱一段经文，随后由法师解释此段经义，复以韵文吟唱。俗讲的本文如果是经文，便称其为讲经文，如果俗讲的本文是经典故事或民间故事，则所讲为变文，变文亦说唱结合，散文、韵文相次而辅。

讲经文是俗讲话本的主要体裁，大致分散文与韵文二大部分，散文用科判方式分析全经结构，韵文以七言为主，间杂以三言、五言、六言，末尾总以“某某某某唱将来”的格式结束。内容以解释、敷衍全经者为多。敦煌出现了很多这类作品，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花经讲经文》、《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无常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等。

押座文，亦作押坐文。押，通压，为镇定、安静义，座，即指在座听众，押座，即是正式开讲之前梵呗赞唱以使听众镇静下来，收摄心意，专注听讲，与人话、引子等的作用相当。押座文的正本题某经押座文或某某押坐文，如敦煌发现的S．2440卷子之4、5题《温室经讲唱押座文》、《维摩经押座文》。押座文均为七言押韵文，文字较短，一般四句一偈，共约八至十几偈。有的如《维摩经押座文》每偈后标有“佛子”的注文，最末注有“重述”二字，当是用来作白及提醒自己。最初二句或一偈是顶礼文，最末二句或一偈是用来引起下文或提醒听众的，如上文最末一首作：“不仅听经求解脱，学佛修行能不能?能者虔恭合掌着，经题名目唱将来”。《温室经讲唱押座文》亦作：“能者恭敬合掌着，经题名字唱将来”。《三身押坐文》作：“既能来至道场中，定是愿闻微妙法。乐者一心合掌着，经题名字唱将来”。《八指押坐文》作：“愿闻法者合掌着，都讲经题唱将来”。

变文是演绎佛经故事及有关内容而成的说唱体话本，其演绎的内容还包括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变，即是转变、演绎、依经中故事为根据绘成图画，称“变相”，依经中内容及其思想为根据而编成说唱之文，则是“变文”。变文的唱词，一般是七言为主而间杂以三言，也有少数间杂以五言或六言的。变文的说词，是长行散文白话，也有以当时的骈体文来写人状物的。其文从数十字经文而渲染夸张成为千数百字，体制宏伟，描写活泼，词藻华丽，想象丰富，为俗文学中的杰作。变文中也有只是散文体的，但一般都带伴唱音乐，唱词中往往注有“平”、“侧”、“断”等字，可能是指唱时用平调、侧调或断调而言(周叔迦《法苑谈丛》“佛教文化艺术”，中国佛教协会出版，1985年9月)。敦煌出土的俗讲变文很多，其中比较流行的如《目连救母变文》、《降魔变文》、《维摩经变文》、《八相成道变文》及《舜子变》、《伍子胥变》、《王昭君变》、《孟姜女变》等。变文的出现，与六朝以来的佛教通俗的讽咏转读与唱导有关，是转读与唱导合流的结果。印度佛经有歌咏的“呗”，传译的汉文经典也有用梵律制成的曲调“转读”，而歌赞则另有“梵呗”，转读与梵呗同是有声调的，但转读不入曲，而梵呗人曲。六朝以来佛经的转读与梵呗盛行，行其法者称“经师”。同时另有一种“唱导”，以宣唱为业，有唱导专文，其内容以歌唱事缘为主，不同于咏经为主的经师。但至梁陈之世，经师与唱导合流为一，后来便出现了俗讲式讽咏唱导。“在六朝的时候，佛教通俗既用转读与唱导两种方式，当时转读是用原经文的，因为经典大都是六朝的翻译，译文与当时口语没有多大距离。讽咏原文，一般士俗还可能了解。到了中唐以后，民间的口语有了转变，讽咏原文是不能使人听懂的。于是不得不将经文译成唐代的俗语，这就成为‘变文’了。佛经的体裁既然是长行与重颂兼用，自然在‘变文’中也是散文与韵文兼用，而说唱同时了。在现在所发现的‘变文’之中有的是演绎佛经的，有的是叙述中国历史中故事的。但既同是在敦煌经卷中所发现，二者必然都是僧侣所习用。……可以假定，那演绎佛经的变文是经师用的，那叙述史事的变文是唱导用的。经导二者既然在隋唐已经合流，当然二者是同时而不可缺一的东西了”(周叔迦“变文的起源”，《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1月)。

俗讲在唐初即已出现。《续高僧传·善伏传》记载，贞观三年(629)善伏在常州“日听俗讲，夕思佛义”(卷二十)。可知唐初俗讲已流行于常州一带，长安等地自然亦流行。据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的记载，直到中唐时俗讲仍盛行于京师，且有敕令开讲者。开成六年 (841)敕令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其中海岸法师开讲《华严经》于资圣寺，齐高法师开讲《涅般经》于菩提寺，体虚法师开讲《法华经》于保寿寺，光影法师开讲于景公寺，文溆法师开讲于会昌寺。而在众多法师中，“城中俗讲，此法师(文溆)为第一”。文溆法师俗讲之影响，据《因话录》记载，说他“为聚众禅说”，信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卷四)。

20世纪初，敦煌出土了很多俗讲变文，说明除长安城以外，俗讲已经流行到边远之地。五代时俗讲还在流行，而至宋代便废止不行了，但变文却直接影响到后来小说、评话、宝卷、弹词等文学体裁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