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春深更着花——纪念金陵刻经处创立140周年

肖永明

清同治五年(1866年)，“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居士，“奋起末法苍茫，宗风歇绝之会，以身任道”，创立金陵刻经处。从此，中国近现代佛教波推浪涌，开始了全面复兴。140年来，金陵刻经处与整个近现代以至当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佛教发展，宣流法音，绍隆佛种，做出了巨大贡献。

刻经讲学 兴衰继绝

晚清中国佛教衰敝，学佛信众几乎一经难求。1866年，杨仁山居士发起倡印《净土四经》，标志着金陵刻经处正式创立。从复兴中国佛教着眼，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经籍，立义高，简择严，涵盖广：所刻印经籍以弘法布教为目标，所印经籍全部重新加以句逗、分段和校勘，使版本更加精审，更加便于学人读解，使经义得到更加清晰呈现，义学振兴有据；所刻印经籍对文义浅俗、迷信附会之书及伪经伪论严格简别，从经籍源头上杜绝了相似佛法的泛滥，保证了佛教正法的弘扬；所刻印经籍不拘一宗一派，涵盖面广，特别是杨仁山居士通过南条文雄从日本寻回中国宋元以后失传的隋唐古德着述300多种，择其精要刻印流通，使三论宗、唯识学等宗派得以旧义复明、宗旨重光、绝学恢复。金陵刻经处所刻印的经籍，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提供了可靠的经典依据，也是近代中国佛教得以复兴的基础。近代中国佛教也从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复兴之路。

金陵刻经处不仅以印经流通为本，精益求精，而且在杨仁山居士的倡扬下，金陵刻经处成了近代中国推阐佛学义理、推动社会思潮的佛教文化中心。1896年，谭嗣同赴南京候补江苏知府，来到金陵刻经处�向杨仁山居士执弟子礼，研习佛学，著成其代表作《仁学》，以佛教理念镕铸新学，提倡变法维新，轰动一时，肇始了佛学对当时社会思潮乃至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由谭嗣同而章太炎，旁及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时间，佛教思想融会社会新思想，鼓荡社会变革、革命风潮，影响了整个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取向。

1904年，欧阳竟无前来探求佛法真义，追随杨仁山居士精研佛学，发扬光大千年绝学法相唯识，创办支那内学院，影响一代治学风尚。1908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这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学校之一。杨仁山居士为振兴中国佛教而办学，吸引了一批青年才俊来此参学。太虚大师这样的中国佛教革新领袖人物即从此脱颖而出。现代中国佛教僧俗两系精英，正是从金陵刻经处开始，将杨仁山居士开创的佛学风尚，引向了更广更深的领域。

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讲学以刻经，阐教以益世，始愿之宏，垂谟之远，都源于老居士无限深广的悲誓宏愿。

有愿力之宏，便有信心之坚定。杨仁山居士在百事堪哀的当时就深情地展望：“就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然揣度形势，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这种深广的爱国主义情怀，给金陵刻经处事业增添了异彩。

十方护持 薪火相传

杨仁山居士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在他之后，金陵刻经处事业能够继承发展、发扬光大。他悲愿深彻，遗嘱“经版所在，遗体所在”，要永远守护金陵刻经处的延续发展。为了从体制上确保金陵刻经处的永续发展，杨仁山居士通过在金陵刻经处成立的佛学研究会，发起商议维护金陵刻经处办法，商定欧阳竟无、陈镜清、陈宜甫3人分负编校、流通、交际之任，共同负责刻经处事业，提议推举董事，选出着名护法居士梅光羲、李证刚、蒯若木、濮一乘等11人为董事，组成董事会，监督管理金陵刻经处，具备了十分超前的现代管理组织理念和形式。董事会的出资护持，使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居士之后的继续发展获得了一定的保障。在董事会的勉力护持下，时局动荡、风雨飘摇之中，金陵刻经处仍然得以艰难维持。

1952年，陈宜甫去世，刻经处看守无人。赵朴初居士在上海接到杨氏后人告急书，深感刻经处之重要，便邀集沪上缁素大德圆瑛、应慈、持松、妙真、清定法师及林子青、游有维、李赞侯居士等开会，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推赵朴初居士为护持委员会主任。护持委员会出资并派徐平轩居士主持恢复刻经处业务，金陵刻经处从破残不堪的残局中被挽救过来。

1957年，金陵刻经处成为中国佛教协会直属事业单位，根据中国佛教协会的统一安排，全国各地主要经版资料一起归并到金陵刻经处集中保管使用，使金陵刻经处经版增至15万多块，成为全国汉文佛经刻印收藏中心，补齐印行流通了《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等大部类经典，在全国佛教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欧阳竟无弟子、当代佛学大师吕澂先生，携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资料回归金陵刻经处，在金陵刻经处负责组织编撰斯里兰卡发起编纂的英文《佛教百科全书》中国卷，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培养的佛学研究生，指导金陵刻经处工作。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一脉相传的金陵刻经处法脉文脉，重现光华，熠熠生辉。

“文革”中，金陵刻经处与全国佛教寺院一样，也受到冲击，人员遣散，图书资料被送去回炉。因国务院直接关怀，来电要求保护，所藏经版中12万多块得以保存下来。1973年，旅居美国的杨仁山居士孙女杨步伟和孙女婿——国际着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回国观光，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向总理提出恢复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当即指示“保护恢复金陵刻经处”，吩咐参加会见的赵朴初居士规划恢复。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工作遂于“文革”中启动，这在全国佛教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赵朴初居士9次亲赴南京，得到江苏省、南京市有关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许多难题，金陵刻经处业务得以真正恢复。

全面恢复后的刻经处，印经流通、佛学研究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1982年重印首批经书以后，持续不断地印行流通了大量经典，特别是《藏要》、《玄奘法师译撰全集》、《普慧藏》等大部类佛教典籍的印行流通，很好地满足了佛教界的需求，为当代中国佛教做出了贡献。1990年，得到香港宏勋法师发起捐助，金陵刻经处购置了现代印刷设备并逐步更新，在传统印刷的基础上，又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刷新版佛教书籍，进一步扩大了刻经处印经事业的内涵，满足了佛教善信的新需求。

今年，金陵刻经处传统木刻雕版印刷技艺又成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是金陵刻经处历史地位和重要影响的体现，也是金陵刻经处进一步发展的殊胜因缘。

十方护持，薪火相传，金陵刻经处创立140年以来，在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三代佛学大师薪火相承、踵事增华下，在各级党政领导及各方大德长老善知识的大力支持、倾心护持下，形成了非常优良的传统和非常广泛的影响，延续发展至今。在今后的日子里，这一几度兴衰而慧灯不熄的着名佛教文化机构，老树春深更着花，必将继续常明慧炬，为佛教、为社会放大光明、做大贡献。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