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路峥嵘
明尧  

我现在记不清是什么因缘使我在大学本科时选择了中文专业。在学校里，我拼命地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着。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是文学点燃了我生命中的圣火。从文学中，我感觉到生命的无限美好和绝对的尊贵与神圣。可是当时，我对生活的感受，似乎总是忧伤、孤独和凄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总喜欢用一种感伤的情调回忆我的少年时代。其实我的少年时代很平淡，没有什么不幸。后来我才明白，我从小情感就非常脆弱，养成了一种古怪的习惯，总喜欢把周围人的不幸幻化在自己身上，而无限悲伤。我记得当时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父亲告诉我，解放初，我们村里来了一位四川的女乞丐，原是个富家小姐，土改时父母被处决了，自己一个跑了出来。她哀求村民把她留下来，做妻子也可。当时不知为什么，没有人敢收留她。她后来投水自杀了，留下一首诗。诗是这样的：“崎岖世道起干戈，天厄红颜受折磨。频着宫鞋行雨路，懒梳云鬓照山河。穷投觅食施恩少，热面求人冷眼多。回首故园千里外，夕阳西下泪谤沱。”

这样的事好象不应当发生，可是居然就在我的故乡发生了！我记得当时，听了这故事，我一个人偷偷躲开，伤心流眼泪；我甚至一度想找到女乞丐的坟，坐在那儿，给她作伴！一种强烈的憾恨和负罪感不知不觉中在我的心中埋下了。这样感觉直到我上中文系，才真正地进入我明白的意识中。而每次感觉到它的时候，内心就不能平静。长期的反省和文学熏陶，使我逐渐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此生，我既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我只想祭奠。活着就是一种祭奠，这是我对人生的基本看法，到现在仍没有改变。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我总感觉到我在有意无意地祭奠着什么。

但在当时，到底要祭奠什么，我也说不清，我只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中文系毕业后，对这个“什么”，我仍然一无所知。但我知道它是人间最珍贵、最神圣的东西。我内心有一股强烈的愿望，非把这个“什么”弄清楚，并且告诉人不可，否则我的心就不会安宁。当时我明白地意识到，这个“什么”就是我生存的支柱，我心灵的归宿，我的为什么而活，我的存在的保护神。

我就是带着这种疑问和渴求踏进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我试图弄清这个问题。我读了不少的书。我甚至说服自己，接受并按照西方某位哲人的观点去生活，可是结果总因为行不通或者不合自己本性而中途放弃。当时，人们热衷于下海。在这种气氛下，我的精神追求常常受到冲击，并因此而非常痛苦。当时校园流行三大命题：“无所谓”、“没意思”、“你……，又怎么样呢？”接受这三大命题，意味着你将堕入生命虚无之中。糟糕的是，我为自己的精神追求所寻找的每一个证据，都经不住这三个命题的反复盘问。而最后一个命题，几乎是能摧毁一切的！三年校园生活，我一直处在精神的生与死的夹缝中。一方面，少年时代就扎根的“祭奠”的观念仍顽固地盘踞在我的心中，它阻止我象别人一样追名逐利，醉心声色。可是另一方面，我又尚未确知这个“什么”真正的含义。在我的心中，这个“什么”存在，但很缥缈，必须让它明白化，方可经受上述三大命题的冲击。也许我的出发点和思维方式一开始就错了。结果三年结束，我仍然未找到这个我孜孜祭奠的对象。最后，我被一张纸推到H大学马列课部，在那里，我讲授我最头痛的政治理论课。

在H大学，我认认真真、任劳任怨地干了一年半。我曾希望自己本分一点，象别的老师一样，对事业有点献身精神，领导也这么劝我。我当然知道人应当有献身精神，但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在我献身之前，我必须充分考究，我将为之献身的这东西本身是否可靠，是否为他人真心需要。

考察的结果是令我非常失望、伤心和恐怖。我满怀热情地备课，又满怀热情地走上讲台，可是学生们不愿意听，在下面唉声叹气，或者做别的事情。我突然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原来象个小丑一样在讲台上说一些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对自己对学生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我的生命一下子陷入一种强烈的虚幻和荒诞之中。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恐怖。试想一下，一个人终其一生，以最大的热情和虔敬，为某事而奋斗，可是临终前。突然有人告诉他，你所干的一切都是可笑的，那么他所领受的那种生命的幻灭感将是怎样的巨大和残酷啊！

当我意识到我的处境和在学生心目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再也没有勇气在H大学呆下去了。虽然我表面很平静，与世无争，可我的心灵一直在漂泊！我常常记起我父亲曾给我算的命运，他用四句诗表达的：“蔽棹济天涯，心伤命不佳。孤身临晚照，倦眼逐红霞。”这四句诗特别切合我当时的心境。所以我每读到它时，心里总抑制不止涌出一股强烈的生命悲剧感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作出决定离开H大学的那一时刻。那天夜里很冷，我照例坐在宁静而柔和的烛光下沉思。我在日记中写道：“人生是短暂的，一次性的，不可逆转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现在不去说自己想说的话，什么时候说？如果你现在不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什么时候干？如果你现在不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什么时候过？”我当时禁不住浑身发抖。就在那一刻，我为之寒窗苦读二十余年的一纸文凭和将我象狗一样招来招去、又象臭虫一样被压住终身不得自主的档案袋，突然间丧失了它们往日的庄严和沉重，变得一钱不值！将那些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终生系于一处，让他们“骈死于槽枥之间”，不得施展“千里之志”的，原来竟是一纸！这又是何等的荒诞和残酷！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笑得那么开心，那么狂野，以致我的同住用恐怖的眼睛盯着我：“你是不是疯了？”我回答道：“我没疯！”我非常幸福，因为我战胜了自己的软弱．而将强加在身上的枷锁抛掉了。我第一次体验到“自主”的快乐。

我决定把一切关系都丢掉而去河北禅学研究所。当我把这一决定告诉系领导和我的同行们时，他们觉得太突然，不可思议。武汉是大城市，经济、文化、信息、交通、生活待遇哪一样不比河北赵县强?你有好好的稳定工作，干吗要走?住进庙里研究佛教，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这太荒唐了，你也应当替你父母想想。他们面子上不好过的!如此等等的劝止和议论一时间劈头盖脑地向我倾来。当然他们是好意劝我，为我着想。最后他们驳不倒我的想法，就表示理解和赞叹。很简单，我跟他们说，你们看到泥鳅在泥坑中生存，觉得它可怜，会得关节炎的，同情它，从而把它放进干净的壁厨里，那会怎样呢？！泥鳅在泥坑中是不会感冒得关节炎的，放在壁厨里反而会死掉。他们笑不可支。话说到这份上，再说也是多余的。我告诉他们，天地之大，只要你愿意走，总可以找到旅店的。即便某一天穷途末路，你们在武汉市的大街上，看到一个乞丐．说；“这不是我们原来课都的小黄吗?”那时你们不要以为我会不好意的，我会主动朝你们笑的！

    我这种走法，在H大学是少见的。别的老师要走，领导总能卡住；可是对我，无可奈何。当我提出离开H大学时，领导的第一句话是：“想调动还是什么的？”我说：“我赤条条地走，什么也不要！”又问：‘“那里待遇怎么样？”我说：“比H大多差得远。”他们吁了一口气。那种表情很好笑。我的走，对他们而言大突然了，太便宜了，以至他们无所作为。我深知，在这个社会上，你要的越多，你依靠的越多．你受卡的可能性就越多。你要房子，他用房子卡你；你要职称，他用职称卡你；你要调动老婆；他用老婆卡你。当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他们就拿你没办法，这时反而同情你，主动帮助你，反而向你展露人性中最真诚的一面。人就是这么怪！

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这种走法，很多年轻老师和学生觉得很浪漫，很潇洒，甚至表示羡慕。他们说，他们考虑的太多，生活得沉重，苦闷，还是我这种行为痛快，刺激，有股男子汉的悲壮。严格说来，他们并不理解，这是一种不幸，一种无可奈何，一种辛酸。当我说我不愿意在一棵我不喜欢的树上吊死，而愿意多吊几棵，直到找到适合的树为止时，他们从中读出的竟是洒脱。我不明白这有何洒脱。其实，我并没有完全放下。象平常人一样，我有我的感情，我害怕孤独和漂泊。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他们的道理很简单，你的选择只要是合乎道德的，有助于学识的增长，就行了。他们并没有想到我应当为他们尽人子之责。唯其他们不这样想，我尤觉得伤心，觉得对不起他们。他们含辛茹苦把我养大，而我在物质上竟不能帮助他们减轻负担。临走时，父亲只说了一句：“去河北后，常给家里写信。”他们送我，送很远的路程！我来河北，父亲唯一担心的是，路程远，回家次数少，哪一天他们要走，怕见不上我一面。他说这话时，我强忍住眼泪，不让流出来。走时，我用乡音写了一首诗，赠给父亲：“一生风雨尽艰辛，两脚伶仃似鹤形。莫对夕阳嗟晚景，好看雁足系儿心。”

在H大学，虽然我教的课学生不感兴趣，但我跟学生的关系非常亲密。我来河北，在情感上也难割舍他们，他们更不希望我离开他们。我和我的一位女学生关系尤深。她很有才情，善良，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心。老实说，她可能是此生唯一让我动真情的人；我深深地默默地爱着她，她也期待着我主动表白，但我一直未踏出这一步。我很严肃，我深知，在我未找到我的心灵归宿之前，我不会停止漂泊的，而这种漂泊的生活对她来说将是残酷的折磨。她太纯贞了，太善良了，小时受过太多的苦；她不应受这价折磨。所以我克制自己，不走这一步，我只能将我的爱化作无言的帮助和鼓励。当她得知我已下定决心去河北时，她很绝望，很伤心。她问我：“你去河北，就没有一点觉得遗憾的吗？心里就那么坦然吗？”我怎么回答呢？我说，佛教讲随缘任运，不主张太执着，但同时又主张，要珍惜每一次相逢，要珍惜每一次漂泊。我不知道她是否理解我的心情。后来临走时，我就她提出的这一问题，作了一首诗，送给她，以示我的心迹，题目是“咏落花。”诗是这样的：“有意春光短，无情水流长。落日天涯尽，回首亦心伤。”我现在觉得，这诗太感伤了一点。

我来河北前，已作好忍受心灵孤独和漂泊的准备。但尽管如此，当我真正踏上旅途时，我自然觉得难受，甚至有些犹豫。当我在武昌火车站托运行李时，当时我没有吃饭，很累，坐在水泥地上，看来来往往的忙碌的人们，我突然悲从心来：这些人忙忙碌碌，也许有个可意的工作，有个温暖的家，所以他们不觉得这是漂泊，而我为了什么呢？去河北我能安心吗？如果因缘不契怎么办？如果是那样，那这次忙碌不是为了下一次更长久，更大的漂泊作准备吗？这样一想，我竟然有些不寒而栗，当时脑子冒出两句诗来：“两眼空蒙寻故里，一身尘土带斜阳”！因为太悲伤了，我没有勇气把这首诗续完。况且，我现在思想变了，“一身尘土带斜阳”固然难受，可这不正是生命的悲壮吗？不正是男子汉的风彩吗？所以，这首诗就让它永远这样残着吧。

刚来柏林寺，我确实孤独。这孤独一方面来自生活和作息制度方面的不习惯，更主要的是，我说过，我没有完全放下开始时，我非常思念我的朋友以及我的那位女学生。北方风大，常常把门吹得哐啷直响，象是有人敲门，我老发生错觉，以为还是在H大学，以为她正站在门口，因为在H大学时，这种情形常发生。

幸运的是，这种心境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习惯了寺庙生活。我开始把精力用在读书和思考问题上。我非常幸福的是，在这里，我碰到了一位有才气、有学识、有德行的年轻法师，他的法号叫明海。我们很谈得来。他丰富的佛学知识和修证经验以及过去世俗生活中的种种人生感受，使我受益非浅。我们经常围着树墩子吃茶，聊天，谈人生，谈哲学，也谈情感，那种生活场景是何等自在、快乐！

在柏林寺，我有个很好的方便，就是可以了解出家人出家前与出家后的心态。对这些出家人，我心生敬佩！他们那种精进，那种洒脱，那种慈悲，以及那种对生命的无限虔敬，让我激动不已。他们象我一样，曾经是心灵的孤独者和漂泊者，他们向往至美至真的充满神性的生活，他们把这种理想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当下。在这里，我体验到了我愿意以毕生的生命孜孜祭奠的那种东西，而且我正着手研究它。我相信，找到它之后，我将不再漂泊；即便肉体漂泊，而心灵不再漂泊。

海德格尔曾说过，世界上有两类问题，一类叫可以追问的问题，这类问题有确定答案，一旦找出这种答案，那么这个问题的生命就结束了；一类叫做值得追问的问题，这类问题涉及的是无限、永恒本身，没有确定答案，它要求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全部生命去碰撞，它的答案就是这种碰撞本身，这类问题永远不过时，永远有生命，每一个体生命的完善，都是在做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显然，我所寻找的那个祭奠的对象本身，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值得追问的问题。”无论我今后的生活有怎样的风霜和坎坷，我确信我会一如既往地追寻它。诚如一只被海潮遗忘在岸边的海螺，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追寻渐渐远去的梦幻一般的潮声，而在自己身后的淤泥上留下一线绵长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