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与慈善之辩——关于佛教慈善义卖现象的讨论

李向平

继2007年四川新都宝光寺以99万元拍卖头炷香，把拍卖所得款捐给了贫困学生之后，如今各大寺院纷纷效仿。他们以佛教慈善拍卖的方法，参与社会慈善事业。除了拍卖烧头香外，还有新年祈福、除夕夜的“撞钟权”、“撞钟券”、吉祥开光号码拍卖等等，形式多样，不一而足。虽然这些慈善拍卖而获得的许多善款，基本上都以捐赠的形式送到了需要帮助的机构或人群手中，然而，佛学界以及社会各界对此现象所展开的讨论却并未停息。这些讨论涉及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佛教的发展路径及其特征等重大问题。

观点之争

谈及佛教慈善义卖的问题，很犯踌躇，颇有不易讨论之感。

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很容易出现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及其倾向，如同辩论赛事中的正方与反方。

首先，着重于宗教神圣性方面的观点，无疑会从佛教的神圣性出发，对此予以批评。认为这些慈善拍卖的行为多少会影响寺庙的清净和庄严，有损出家人的法相尊严。佛教的慈善事业必定要做，但不是依靠这样的慈善拍卖方法，而应当依据佛教的神圣性和公信力。

其次，最有可能的观点，就是对近年来泊自美国的宗教市场论的误解，以为宗教就是一个市场，只要根据宗教信徒的要求把宗教事业做成了宗教产品，宗教就能够发展，就能够构成彼此之间的良性竞争。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佛教寺庙从事慈善拍卖等等宗教营销活动，无疑会大大增强佛教的社会影响力。这是把宗教市场论简单视为宗教市场的经营了。

当然，对此问题的讨论，还有可能出现第三种立场，那就是出于发展寺院经济的考虑。为了发展佛教，发展寺院经济是必经之路。重庆华严寺方丈道坚法师曾发表一篇相关文章《发展稳定寺院经济，为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其主要观点：佛教经济是以寺院经济为基础的，是支撑三宝事业的命脉。现在我国佛教寺院的经济收入，主要有农业、旅游业、宗教产业三种类型。目前最多的是第一类，处在广大边远地区或农村地区的寺院，主要是以农业为依托的原始经济模式，勉强维持温饱水平，对社会所发挥的宗教功能也极其有限；在旅游业发达地区，如四大佛教名山等地的寺院，采取的则是以旅游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即出家人以发展旅游业如寺院门票(大多数寺院门票可能不一定是佛教寺院收取的)、开办旅游相关产业，所获得的利润用于寺院的建设、文物的保护、寺院日常开支或兴办佛学院等；第三类是城市化佛教，多以宗教产业维持生计，如兴办素食餐饮及加工业，开佛教用品及佛教书籍商店，经营香火纸烛，进行宗教法事以及接受宗教捐赠等，以产业化模式养寺安僧，或弘法济世。这些寺院经济模式最大的特色是不稳定性，容易受到市场影响，一旦遭遇特殊情况，寺院没有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只有破产一途。如何发展稳定的寺院经济，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就成了当今寺院方丈们最重要的课题。

对于 “功德”与“慈善”这一对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是左右人们讨论、争论佛教慈善拍卖现象的关键。

事关佛教慈善拍卖现象的讨论或争论，笔者认为涉及到佛教界、学术界及其他社会各界对与此相关的一对主要概念的理解和认识。这一对主要概念，就是“功德”与“慈善”。

关于“功德”概念，功指善行，德乃善心，意指功能福德，亦谓行善所获之果报。功者福利之功能，此功能为善行之德，故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有所得，故曰功德。几乎所有与佛教相关的事体，无不与此紧密关联。信佛、念佛、做善事、供养三宝、世人拜佛诵经布施供养等，几乎都可视为“做功德”。

《大乘义章》九曰：“言功德，功谓功能，善有资润福利之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为功德。”《天台仁王经疏上》曰：“施物名功，归已曰德。”《胜鬘经宝窟上本》曰：“恶尽言功，善满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所得，故名功德也。”

然而，依据佛教教义，真正的功德是很难求到的。

梁武帝肖衍曾经虔诚信佛，大兴佛寺，精研教理，时遇远道而来的菩提达摩，便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化僧众不可胜数，有什么功德？”

达摩冷冷回答：“并无功德。”

武帝愣了，问：“何以无功德？”

“这仅是修的人天小果，属有漏之因，不过像随身而动的影子一样虚幼不实。”

“那什么是真功德？”梁武帝问。

达摩说：“不染烦恼，圆融妙净，身心中一切念头空空寂寂，这样的功德，不是靠做些善事就能求到的。”

梁武帝以国家财力建480所寺庙，度数十万出家人，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正如净土法门法师《谈功德》那样：功是修行的功夫，德是本性的德能；功是戒定，德是智慧，三世诸佛的教法即是戒定慧三无漏学。修功是断烦恼尘沙无明，德是本性中之智慧现前，能了生死、出三界、证菩提的是功德。

关于“慈善”的概念，中国人古已有之。博爱为慈，乐举为善，以慈行善。

在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慈”是“爱”的意思。孔颖达疏《左传》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业”；又曰：“慈为爱之深也”。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有解释道：“慈，爱也”；亦谓“上爱下曰慈”。又如《北史·崔光传》中所讲：“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云云。

现代的慈善概念，一般的定义是：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至于从事社会事业的主体，是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由捐赠人提供财产等并由其职员进行管理，以其收入服务于社会。慈善捐助作为最悠久的社会传统之一 ，借由金钱的捐助和其他服务，来提升人类的福祉。

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我国之后，“慈善”二字便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我国的慈善事业，同样有着自己悠久的传统，并且多与佛教相关。汉唐寺院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宋代养老扶幼事业的勃兴；元代医疗救助的兴起；明清民间慈善群体，在我国慈善史上首屈一指。

而功德与慈悲结合起来，最常见的说法是大慈大悲。《大智度论》第二十七《释初品·大慈大悲义》：”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而使一切生命体感到快乐的，称为“大慈”。

为此，我国的大量慈善事业都是与佛教慈悲意识分不开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佛教将“因果业报”的观念引入慈善事业，对于推动更多的人以“行善事、得好报”的广义功利目的，投入到现实社会的慈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家至今仍沿用的“功德无量”，恰好蕴涵着深刻的佛教业报思想。实际上，许许多多人正是为了“功德无量”的慈善事业，不惜献出巨额财产、甚至献出悠悠此生。虽然历史上亦曾有人对此“行善得报”的信仰与思想提出过批评，所谓“务施不关周急，归德必在于己。”认为哪怕是为了来世的果报，也是本质自私的行为。但这种批评，也常常被认为是有些苛刻。

慈善是功德，却不局限于功德；功德是慈善，但要求普遍的慈善。两者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追求功德是佛教信仰的要求，慈善是公共事业和社会爱心。功德能够与慈善整合，既有内在的关联，亦有彼此的分别，但总的来说，不能简单地混同为一件事情。

功德业报的信仰方法，笔者以为主要是以佛教信徒为对象而言的。如净土法门法师1996年4月于美国达拉斯佛教会讲《地藏经大意》时说：“福德是可以自己与他人受用享受的，比如金钱、房屋等；而功德是自受用的，修持清净心是可以让福德转化为功德。”

对于建立功德信仰的佛教信徒来说，无论做的是教内还是教外的慈善事业，那是无法采用经济运作方法的，更不能使用市场营销的方法。那样的话，这些事业尽管也具有信仰和慈善的考量蕴涵，但最终也难免建构一种“买卖式的信仰”、营销式的慈善服务。采用这种方法，即使你没有要求，我也能够给你制造出一种要求，使你接受我的营销目的。很有可能，这种所谓的信仰方式，是被制作出来的。虽然这是基于一些人的信仰而做出来的不同功德，但这却构成了营销式慈善或买卖式信仰的弊端。2007年，笔者就曾提出了“慈善特殊主义现象”、或“残补式”的慈善服务，讨论的也就是这些现象。

与此相异，社会慈善事业则是社会共同的公益事业，是一种不能局限于佛教信仰对象的公共服务。如果采用市场方法或营销方法，笔者认为是无伤大雅的。关键是不能把挣来的钱胡乱开销了，只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于公共慈善事业。

当前欧洲正在兴起一种名叫“社会企业”的公益慈善方式，即用商业、企业的管理与运作方法，虽然按照社会企业的注册法规和经营宗旨，其所得资源统统要用之于社会慈善事业，不得用于他途，但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还是可从中获取一定的报酬。这样做的好处是，它们能够自负盈亏，非但不给社会增加负担，还能够完全做到自治、自理、自养，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来直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一种信仰，两种境界，两种结果。教内人士谈功德，行善积德，本是信徒的分内事；教外服务则求其公共效益。因为，慈善事业乃是一门共同而公共的普遍事业。它们受益的对象，并不局限于佛教信徒。

慈善事业既是经济事业发展的晴雨表，也是调节贫富差别的平衡器。当代社会一般具有三次分配。通过市场实现的，是人们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实行的则是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在习惯、道德、宗教信仰的影响下，个人出于自愿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社会，乃是其中的第三次分配。公益慈善事业，实际上就属于这第三种分配。如果把佛教的慈善行动局限于慈善拍卖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会忽略了第三种分配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了。

因此，慈善是功德，却不局限于功德；功德是慈善，但要求普遍的慈善。佛教信徒很喜欢功德慈善，而中国人亦很希望慈善功德，这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在我国社会目前尚无公益慈善基金的法人组织，佛教界大多局限于僧团、寺庙而无教团组织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基金的前提下，佛教界的慈善拍卖行动，本是善举，只是出于宗教慈善、公共事业的更高要求，其中还有值得思考的地方甚多。

(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