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雷蒙德·A·穆迪  著

戴恒晖  译

雷蒙德·A·穆迪（Raymond·A·Moody），主要研究和教授哲学，特别对道德、逻辑和语言哲学感兴趣。为了在一所医学院教授医学哲学并成为精神分析学家，他研究了医学。在此期间，他研究了死后续存现象，并对各种医疗团体作演讲。由于死后续存研究是一个崭新的领域，穆迪博士并不知道其他医生也在进行此项研究，他在拿到《生命之后的生命》的出版前校样时才认识了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博士(M·D·Elisabeth Kubler-Ross)，她不仅作了与他同样的研究，而且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第一章    死亡现象

死亡是怎么回事？

自从人类诞生，人类就不断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我曾有机会在众多的听众之前提出这个问题。这些听众包括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的学生、宗教人士、电视观众、市民俱乐部和医学界的名人。这一话题激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兴趣。

尽管人们对此感兴趣，然而，我们还是很难谈论死亡。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根本的心理学和文化的原因：死亡被认为是禁忌。我们感到，也许只是潜意识地，以任何方式接触死亡，甚至是非直接的，都会使我们面对我们自身的死亡，使我们与自己的死亡靠得更近，使它显得更真切更容易想象。比如，大多数医学院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在进入医学院，第一次参观解剖实验室时，与死亡遥遥相对，都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感。

拿我自己来说，产生这种反应的原因现在看来很显然。回忆当时的情景使我想起这种反应完全不是对我在那里看到的人体标本的那个死者的关心，虽然这种想法也出现过。我在桌上看到的是我自己必然死亡的一个象征。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只是在潜意识中，在我头脑里有过这种想法：“这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同样，谈论死亡可以看作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另一种间接的接触死亡的方式。无疑许多人觉得谈论死亡实际上是在头脑里想象死，以此使它离我们更近，使人不得不面对自己最终毁灭的必然性。因此，为了避免我们遭受心理创伤，我们就设法尽可能地躲避这个话题。

第二个难以讨论死亡的原因更复杂，它是由语言本身的特性造成的。总的说来，人类语言的词汇与我们由自己的生理感觉经历过的事物相对应。但死亡，它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识经验之外，因为我们中大多数人从未经历过死亡。

如果我们要谈论死亡，那么，我们必须抛开社会禁忌和由我们自身的无知造成的根深蒂固的语言困境。我们常常最多只能用委婉的比喻来谈论它。我们将死亡或濒死比作我们经验中较为愉快的事物和我们所熟悉的事物。

也许这类比喻中最普遍的是将死亡比作睡眠。濒死，我们告诉自己，就象入睡。这种说法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和语言中随处可见，在各个时代、各种文化的记载中也是如此。甚至在古希腊人时代，它也极为常见。比如在《伊里亚德》中，荷马把睡眠称作“死亡的姐妹”，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申辩篇》中，借他的老师、刚被雅典陪审团判处死刑的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以下的话：

“‘现在，如果死亡只是一种无梦的睡眠，’它就一定是一种奇妙的收获。我想如果让任何人将沉睡无梦的夜晚挑出来，然后将它与他一生中所有其他的日日夜夜相比，在经过考虑之后说出，他的一生中有多少日日夜夜比这一夜更美好、更愉快，我想……任何人会发现比起那一夜来，这些日日夜夜寥寥可数。如果死亡也是如此，那么我想把它叫做收获，因为如果你这么来看待整个时间，你可以将它看成不过是一夜的时间。”

这种相同的比喻在我们现代语言中也可以找到。比如“让它安眠”这个词。如果你将你的狗送给兽医，告诉他让它安眠，一般在这里的意思和你把你妻子或丈夫送到麻醉师那里说同样的话的意思截然不同。有些人更喜欢另一个不同的但有关联的比喻。他们说，临死就象遗忘。当一个人死了，他就忘了他所有的悲哀；所有的痛苦和烦恼的记忆都被抹去了。 

虽然这些比喻古老而又随处可见，但“睡眠”和“遗忘”的比喻一点都不能使我们得到安慰。每一种比喻都是同一论断的不同表述。尽管它们以更婉转的方式告诉我们，但事实上都告诉我们死亡就是意识经验的永远的终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死亡真是一点都没有令人感兴趣的睡眠和遗忘的性质。

睡眠是一种生活中积极的、人们所需要的经历，因为睡眠之后人们将醒来。一夜安恬的睡眠使人们在白天更愉快、更精力充沛。如果睡眠之后不再醒来，睡眠就不可能再有什么益处。同样，意识的终结不仅意味着所有的痛苦记忆的终结，而且意味着所有愉快记忆的结束。所以，分析的结论是这两种比喻都不能在我们面对死亡时给我们任何真正的安慰或希望。 

然而，还有一种观点，它并不认为死亡是意识的终结。根据这种观点，也许更具古老传统，人类的某些方面在躯体失去功能、最终毁灭之后幸存下来。这种不灭的部分有许多称谓，如精灵、灵魂、思想、心灵、精神、自我、存在和意识。不管它叫什么名称，这种人在死后进入另一种存在状态的观念是最为古老的人类信仰之一。考古学家在土耳其发现了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坟墓。考古学家发现，尼安德特人将死者埋在花棺中，这表明他们也许将死亡视作一种庆祝的情形──死者从这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的转移。事实上，全世界早期坟墓遗址都表明，古人具有死后续存的信仰。 

简而言之，对于死亡性质的问题我们面前有两个相反的回答。这两种观念自古代就已出现，但时至今日这两种观念依旧广泛地为人接受。有人说死是意识的终结；也有人同样相信死亡是灵魂或心灵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在下面我不希望以任何方式否认任何一种回答。我只希望对我个人进行的研究作一个报告。

在过去几年中，我遇到了众多的经历过我所谓的“濒死经验”的人。最初是由于巧合。在1965年，那时我在佛吉尼亚大学学习哲学，我遇到了一个医学院的精神分析学教授。起初，我为他的热情、善良和幽默所打动。后来我听说了他的独特经历时，我大吃一惊。那就是他曾经死过──而且不止一回，他死过两回，前后相隔十分钟──他讲述了当他“死了时 ”所发生的极为奇妙的经历。他曾对一些感兴趣的学生讲过他的故事，我就是那时听到的。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由于我对有关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无从对这种经历作出判断。

几年之后，在我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我在北卡罗莱纳东部的一所大学教书。一天，有一个学生下课之后留下来，他问我是否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永生的问题。他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的祖母在一次手术中“死过”，并经历了一次非常奇妙的经验。我要他讲给我听。使我吃惊的是，他所说的几乎和几年前那位精神分析学教授描述的经历完全一样。

这时，我对这样的案例的寻找开始变得更为主动。我开始在我的哲学课上提及有关人生理死亡后续存的书籍。但我小心地不提及这两例死亡经验。事实上，我采取了一种等待观望的态度。如果这样的经历极为普遍，我想要是我在哲学课讨论中提起这两个死后复活的话题，对这一问题表示出兴趣、并且等待的话，我大概会听到更多的这样的经历。使我惊讶的是，我发现每个大约三十个人的班级中至少有一个学生课后会来找我，告诉我他所知道的濒死经验。

自从我对此发生兴趣，使我惊讶的是，这些经历极为相似，尽管这些人的宗教信仰、社会阶层和受教育程度截然不同。到我1972年去医学院时为止，我已经收集到了数量可观的有关这种经历的材料，并且我开始向我医学界的熟人透露我正在从事非正式的研究。最后，我的一个朋友说动我向一个医学协会做一次报告，随后是公开的讲座。我又一次发现，每回作完报告就会有人来告诉我他自己的濒死经验。

随着我对此感兴趣更广为人知，医生们开始把我介绍给那些死而复生的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自己非同寻常的经历。还有一些人在读了有关我从事的研究的报道之后写信给我，向我描述他们的濒死经验。现在，我知道大约150例这样的案例。我研究过的濒死经验分为三种明确的类型：

被医生认为、断定或宣布为临床死亡之后又复活的人的经历。

因发生事故、或严重受伤或疾病而极其临近生理死亡的人的经历。

现已去世、但在死前曾向如今依然活着的人讲述过，再由这些在世者向我描述的濒死经验。

当然我已从150个案例中的大量材料中作出选择。有些选择是有目的的。比如，虽然我发现第三类报告与前两类的报告相吻合，但我还是出于两个原因将其中大部分舍去了。首先是因为这样可以将众多案例减少到有助于进行研究的数量，其次是这能使我尽可能地仔细研究第一手的报告。因此，我对大约五十个濒死经验者进行了详细的访问。其中，第一类案例（确实发生过临床死亡）当然比第二类案例（死亡只是一掠而过）更具有戏剧性。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我给公众做有关这一现象的报告，“死亡”的经历总是使人产生极大兴趣。出版物上有关这一现象的报道有时指出它们是我研究的案例的唯一类型。

然而，在选择此书所用的案例时，我试图避免仅根据是否发生过“死亡”事件来选择案例。因为，第二类的案例并不是与第一类案例有所不同，而是第一类的延续，这在下面你将会读到。并且，虽然濒死经验本身极为相似，但濒死现象发生的环境和描述它们的人极为不同，因此，我试图举出一个适当反映出这种不同的例子。当心中有了这些标准，让我们开始了解就我所发现的濒死经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

第二章  濒死经验

尽管濒死经验发生的环境和经历濒死经验的人极为不同，但对这些经历的描述本身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在我所收集到的材料中相似之处是如此之多，以致任何人都能轻易发现十五条左右的重复发生的共同之处。在这些相似之处的基础上，我想介绍一个简明的、理论上的“理想”或“完整”的经历，它包括按典型顺序发生的所有的共同要素。

一个人正濒临死亡，当他达到生理衰竭的极限时，他听到医生正在宣布他死亡。他开始听到一种巨大的刺耳的噪音、铃声或嗡嗡声，同时感到自己正在迅速地通过一条长长的隧道。过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处在身体之外，但仍在相同的现实环境中。他从远处看着自己的身体，仿佛自己是一个旁观者。他在这个奇特的角度看着医生正在对他进行抢救。他处于动荡不定的情绪中。 

过了一会儿，他镇定下来，逐渐习惯了自己奇特的处境。他开始注意到他仍然有一个“身体”，但性质完全不同，并且，与他已离开的身体相比，有一种极为不同的力量。很快其他事情开始发生，有人来迎接和帮助他。他看见已死去的亲友的灵魂，和一个他以前从未见过的爱和温暖的灵魂──一种光的存在──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存在不通过语言地向他提问，让他评价自己的一生，并在他面前展现他一生中重大事件的全景的、瞬间的回放，以帮助他回忆。 

过后他发现自己正在接近某种障碍或界限，显然代表着今世生命和死后生命之间的分界，但他发现他必须回到今生，他的死期还未来临。他试图抗拒，由于他正被死后生命的经历所占据，他并不想回去。他被强烈的欢乐、爱与和平的感觉所征服。尽管如此，他还是与他的身体合而为一，又重新活过来。

事后，他试图将他的经历告诉他人，但他很难做到。首先他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描述这种非人间的经历。他发觉别人在嘲笑他，于是他沉默了。然而，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生活，尤其影响了他对死亡及其与生命的关系的看法。 

以上描述并非是某个个人的经历的陈述，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它是一个“模式”，一个许许多多经历中的共同要素的合成。我在这里介绍它只是为了给出一个濒死经验者可能会经历的基本的、总的概念。由于这是一个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陈述，在本章中，我将详细讨论每一个共同要素，并给出许多例子。

但在此之前，为了将我对濒死经验的探讨纳入一个适当的框架，必须说明一些事实。

1.   尽管不同的陈述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其中并没有两个案例绝对一样（虽然有几个案例几乎相同）。

2.   我还未发现有人描述过以上“模式”的每一个共同要素。很多人描述了其中大部分（十五个组成要素中有八个或更多），一些人描述了十二个要素之多。

3.        以上的合成经历中没有一个组成要素在每个案例中都出现。然而，有一些组成要素相当具有普遍性。

4.   在我的抽象的模式中，没有一个组成要素仅在一个案例中出现。每个组成要素都在不同的陈述中出现。

5.    以下描述的一些濒死经验者的经历的各个阶段的次序可能会与我给出的“理论化的模式”有所不同。例如，有不同的人说他们看见“光的存在”是在他们离开身体的同时或之前，并非象在“模式”中所描述的在此之后。然而，模式中的不同阶段的次序具有典型性，很少会有与之发生重大差异的情况发生。

6.    一个濒死者对于假设的完整的濒死经验能经历到何种程度似乎取决于濒死者是否真正经历了临床死亡，如果经历了临床死亡，那就取决于他处于这种状态的时间的长短。总之，“死过”的人的经历比那些仅仅接近死亡的人的经历要更丰富、更完整。“死去”的时间长的人的经历比“死去”的时间短的人更长。

7.    我曾与一些被宣布死亡之后又复活的人交谈过。他们说未曾经历过濒死经验的任何要素。事实上，他们对自己的“死亡”什么也不记得。极为有趣的是，我遇到过几个人，在其间相隔数年的不同场合实际发生过临床死亡，他们其中一次并没有任何濒死经验，而另一次却有较完整的濒死经验。

8.    必须强调，这是我对报告、叙述或陈述的记录，这是在访问时别人口头告诉我的。因此，当我谈到抽象的、“完整的”濒死经验的某一要素并未在某一陈述中出现时，并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人并未经历这一阶段。我只是说，这个人没有告诉我它发生过，或者它并未在他对自己经历的陈述中出现。那么，在这一框架之内，让我们来看一下濒死经验的一些共同阶段和濒死经验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第三章  类似现象

濒死经验各个阶段所发生的事至少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但我在这些年中所遇到的为数众多的与之类似的现象使我更加震惊。这些类似现象常常出现在属于许多极为不同的文明、文化和时代的书籍中。

第四章  问题

现在，读者一定会有许多疑问和不同的见解。在这几年中我公开或私下地谈论过这一题目，人们总是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总的说来，在大多数场合，提出的问题大致相同，因此我列出这些最频繁被问及的问题，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将作答。

——这些是不是都是你编造出来的？

——不，我非常愿意从事心理学和医学哲学教学工作，编造这种骗局对我毫无益处。

并且，我的经验是，任何一个人要是勤于向他的熟人和亲友询问有关这种经历的情况，他一定会很快解开心中的疑团。

——但你是否不太现实？这种经验到底有多大的普遍性呢？

——我首先承认，由于我所收集的案例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我无法对这种现象给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发生率或普遍程度。但我十分愿意指出，这种现象的发生率要比任何未对它们进行研究的人所估计的要高的多。我曾多次就这一题目做过公开讲座，这些听众数量不等，但每次讲座之后都会有人来告诉我他自己的濒死经历。有时甚至当众讲述自己的经历。

当然，有人肯定会说，有这种经历的人当然更有可能参加这种题目的讲座。但在我遇到的许多情况中，有这种经历的人并没有因为这个题目而来参加讲座。比如，我最近给一个三十个人的团体做这样的讲座。其中两个人有濒死经验，他们在场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在此之前他们并不知道我要讲什么题目。

——如果濒死经验象你所说的那样普遍，那它为什么没有更广为人知呢？

——原因有几个，我想首先是我们的时代总的来说反对死后续存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在了解和征服自然方面取得巨大发展的时代。谈论死后生命在许多人看来也许觉得有些象“返祖现象”，他们可能觉得这种话题更象是属于“迷信”的过去而不是“科学”的今天。因此，有这种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濒死经验的人就会受到嘲笑。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通常不愿非常公开地谈论他们的经历。我相信，有这样经历的人由于害怕被说成“疯子”或“太富于想象力”而只是把这种经历讲给一两个亲友听。

    而且，大众对濒死经验这一话题的生疏似乎部分地源于一种有关注意力的心理现象。我们每天听到的和看到的许多东西并未留在我们的意识中。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以某种戏剧性的方式注意到了某事，我们一般便从此一直注意它。许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他明白了一个生词的意思之后的几天里，他会在别的许多地方看到它。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并非这个单词刚被使用，然后变得随处可见，而是这个单词一直在他以前读的书中出现，但因为不知道它的意思，他总是无意识地将它跳过去。

    同样，在我最近的一次讲座结束后我让听众进行讨论。一位医生问了第一个问题：“我从医已经有很长时间，如果这种经历象你所说的那样普遍的话，我怎么会没有听说过呢？”我想听众中大概有人听说过濒死经验，我立即反问听众道：“是不是还有谁听说过此类的经历？”这时那位医生的妻子举起了手，讲述了他们的一个好友曾经有过这种经历。

再举一个例子，我认识的一位外科医生得知有这种经历存在是读了一张旧报纸上有关我的讲座的一篇文章才知道的。第二天，一位病人主动告诉他自己的濒死经验。这位医生确信这位病人不可能在以前听说过或读到过我的研究。事实上，这位病人说出自己的经历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经历感到迷惑不解和震惊，只是想问一下医生的见解。在上面两个例子中，这两个医生在此之前就听说过濒死经验，但认为这只是个人的奇遇，而并没有重视它们。

最后，还有一个与医生有关的因素能说明为什么这么多医生并不了解濒死经验，尽管人们有理由认为医生应该比其他人对更了解。在他们学医的过程中，他们听到反复的强调：作为一个未来的医生，他们必须谨慎对待病人对自己感觉的描述，他们必须密切注视病情的客观“迹象”，而对主观的病情描述要有所保留。这样做很有道理，因为医生能更好地处理客观的情况。然而这种态度也导致了濒死经验不为人所知，因为几乎没有医生会去问被救活的病人的感受。由于这种态度，我想医生们──在理论上他们更有可能发现濒死经验──实际上听说濒死经验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人大。

——你是否发现这一现象在男女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从男性和女性对濒死经验的陈述的内容和类型来看，并不存在任何不同。我发现男性和女性都对濒死经验的要素作了相同的描述，并不存在男性对某一内容的描述强于或弱于女性。

但男性和女性之间还是存在着不同。总的说来，有濒死经验的男性要比女性更为缄默。比女性多的多的男性只是简单向我介绍了濒死经验，当我写信或打电话与他们联系希望进行更详细的采访时，他们不再答复我。有比女性更多的男性说过这样的话：“我试图忘了它，不想起它。”常常暗示他们怕被人嘲笑，或表示有关这种经历的情感太强烈了，以至无法回忆。

虽然我不能对此作出解释，但我并不是唯一注意到这点的人。著名的心灵研究专家罗素·摩尔斯（Russell Moores）曾告诉我，他和其他人也发现了这一事实。向他描述心灵经验的女性的人数大约是男性人数的三倍。

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在怀孕期发生这种经历的比率要比人们所想象的要高。我还是无法对此作出解释。也许怀孕本身在某些方面处于一种危险的生理状态中，存在患上某些综合病症的潜在可能。另外，只有妇女怀孕以及妇女比男子更爱说话的事实，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怀孕期间发生濒死经验的比率比较高。

——你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人不是在对你撒谎呢？

——对于从来没有听过别人向他们讲述濒死经验的人来说，很可能觉得这些人是在说谎。然而，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我见到过成熟的、感情稳定的成年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他们告诉我远至三十年以前发生的事时因感情激动而哭泣。我从他们的声音中能发现他们是诚实的，他们的感情是无法用文字记录来表达的。因此，对于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这种陈述可能是捏造的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可惜我无法让更多的人也获得与我相同的亲身体会。

并且，还有别的方式可以有力地证明它们并非是捏造的。最为明显的一点是，如此众多的陈述都极为相似。如果是捏造的话，就很难解释这种相似性。在八年中，许许多多的人碰巧告诉我一个相同的谎言，这难道可能吗？共同串通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性。当然可以想象：一位来自北卡罗来纳东部的老太太，一位乔治亚的兽医，和许多其他人在几年前聚集在一起密谋，给我设计了一个精巧的骗局。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如果他们没有撒谎，也许他们以更微妙的方式误述了他们的经历，过了许多年之后，他们是否有可能会将自己的经历编得更详尽呢？

——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著名的心理现象。一个人对某一经历或某一事件第一次作极简单的陈述过一段时间之后，会对其进行加工、修饰。每复述一次，他就会加入一些细节，直至最后连他自己都相信了。因此最后因过多的加工而失去了真实性。

但我不相信这种心理机制会在我研究过的案例中发挥巨大作用。首先，我听到的刚经历过濒死经验不久的人的陈述──有时他们甚至还未出院──与那些在几十年前有过这种经历的人的回忆相同。而且，在有些案例中，我所采访的濒死经验者在经历濒死经验之后不久做了有关他们经历的记录。

在我采访时，他们把这些笔记念给我听。同样，这些描述与多年前经历过濒死经验的人的回忆也很相似。并且，我常常是濒死经验者讲述他们经历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听众，即使这些经历是在几年前发生的，他们也不是十分情愿地向我描述。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濒死经验者几乎没有机会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加工，但这些陈述同样与濒死经验者在过去一些年中多次复述自己的经历的陈述没有什么区别。

最后，在很多案例中，出现了与加工相反的情形。精神分析学家所说的“抑制”是指一种努力通过意识控制不喜欢的记忆、情感或想法，或使它们不进入意识之中的大脑机制。在许多采访中，濒死经验者表示他们感到一种强烈的抑制。比如，一位妇女跟我谈到她“死”时极详尽的经历时说：“我觉得还有什么别的，但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试图不去想它，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出来，别人不会相信我的。”

一个在越南受伤的男子在外科手术期间突然心脏病发作，他激动地说他难于诉说自己的脱体经验。“即使是现在，我想说出自己的脱体经验时我依然觉得有口难开……我觉得有好多我都不记得了。我一直在试图把它忘记。”总之，在这种经历的陈述过程中，人为加工并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否所有这些人在他们的经历之前都信仰某一宗教？如果是的话，他们的经历是否会受到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背景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前面已经说过，尽管对光的存在的描述是一致的，但对它的称呼却不一样，这显然与个人的宗教背景有关。但在我的研究中，我还未听到过与众所周知的天堂和地狱相似的濒死经验的描述。事实上，许多人强调他们的经历与他们所受的宗教教育截然不同。一位曾经“死过”的妇女说：“我总是听别人说，当你死时，你会看见天堂和地狱，但我既没有看见天堂也没有看见地狱。”

另一位在严重受伤之后经历脱体经验的妇女说：“奇怪的是，以前我所受的宗教教育告诉我，当一个人死了，他就会来到美丽的装饰着珍珠的大门前。但那时我却在自己的身体附近飘浮。怎么会是这样！我迷惑极了。”另外，在不少案例中，一些人并无宗教信仰或未受过任何宗教教育。他们所描述的内容与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人的描述并无不同。在一些案例中，有人曾经接受而后又放弃宗教信仰，在经历濒死经验之后重新获得了更具深度的宗教情感。还有人说，虽然他们读过象《圣经》这样的宗教书籍，但有些东西他们一直没有真正明白，直到他们经历了濒死经验。

——你研究的濒死经验是否与再生的可能性有某些关联？

——我研究的案例中没有一个案例以任何方式表明存在再生。但是，请记住，也没有一个案例可以排除再生的可能性。如果再生确实发生，这也许会在另一个世界进行，离开旧的身体然后进入新的身体。因此，用采访濒死经验者的方式来研究再生是不恰当的。

人们已在尝试使用其他方式来调查再生。比如，有人运用一种“催眠倒退术”。受试者催眠后被暗示按时间顺序倒退回忆一生的往事。当他回忆到他所能记住的最早的记忆时，他被暗示再往前回忆。这时，许多人开始叙述他前世的经历。有一些案例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有时可以认定，这些受试者对有关事件、人物和地点作了极为准确的描述，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最为著名的是勃莱狄·玛菲的例子，但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有些甚至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记载更为详尽，但并不广为人知。想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读者可以研究医学博士伊安·斯蒂文森（Ian Stevenson）的《说明再生的二十个事例》一书。值得一提的还有《西藏度亡经》，书中精确地描写了濒死的各个阶段，并且在更后的阶段中确实发生了再生。

——你采访过的濒死经验者中是否有与自杀企图有关的濒死经验？如果有的话，是否有所不同？

——我确实知道自杀企图导致“死亡”的一些案例。这些经历都具有不愉快的特征。

一位妇女说：“你如果离开时是一个痛苦的灵魂，在那里你也会是一个痛苦的灵魂。”简言之，他们说他们企图以自杀逃避的矛盾在死后依然存在，并且更为复杂。当他们处于脱体状态时，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无能为力，并且他们还看到了他们的行为引起的不幸后果。一位因妻子的逝世而绝望自杀、“死”后又被救活的男子说：我并没有去我妻子所在的地方。我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我立即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我想道：“我真希望自己没这么干。”

——其他有这种不愉快的经历的人说，他们有自己要在那里待很长一段时间的感觉。这是对他们“违反规则”的惩罚，他们试图提前逃脱他们生命中要完成的某一目的的“任务”。

这种说法与因其他原因而“死”的人的说法相符，但后者说当他们处于这种状态时，他们得到暗示，自杀是一种非常遗憾的行为，这会导致严厉的惩罚。一个车祸后经历濒死经验的男子说：当我在那里时我感到有两件事情是绝对禁止的，一是自杀，二是杀人……

——这种看法与大多数古代有关反对自杀的神学和道德的观点相符。这种观点能在圣托马斯·阿奎纳（St. Thomas Aquinas）、康德（Kant）和洛克（Locke）等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

但讨论这一点时，我并不想对自杀作出道德的评判。我只是在复述那些有这种经历的人告诉我的话。我现在正准备写有关濒死经验的第二本书，其中会对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你是否有其他文化背景的案例？

——没有，事实上，我说我的研究不是“科学的”的许多理由之一就是我的研究对象并不是随意抽取的。我极愿听到爱斯基摩人、夸丘特尔印第安人、纳瓦霍人、瓦图西人等等的濒死经验。但由于地理和其他的限制，我难以做到。

——历史上是否有濒死现象的例子？

——就我所知，没有这样的例子。但由于我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现代的案例上，我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因此，如果我发现历史上有此类记载，我不会惊讶。另一方面，我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濒死经验要比更早的时候更为普遍。原因很简单，从过去一段时间开始，才有了先进的复活抢救技术。现在许多被救活的人中有许多在过去是无法救活的。给心脏注射肾上腺素、心脏起搏机、人工心脏和人工肺都是医学进步的例子。

——你是否调查过你的研究对象的医疗记录？

——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我都做了调查。在我受邀请进行调查的案例中，记录都证明了濒死经验者的陈述。在某些案例中，由于时间关系或濒死经验者已去世，无法得到医疗记录。没有记录证实的濒死经验者的报告与有记录的并无区别。在许多没有医疗记录的案例中，我获得了濒死经验者的朋友、医生或亲属的证词，他们证实濒死现象确实发生过。

——我听说五分钟后再被救活是不可能的，但你说你的案例中有人“死了”二十分钟。这怎么可能？

——人们所听说的医疗数据是中间值和平均值，而非绝对值。所谓的五分钟这个数字是一个平均值。过了五分钟就无法救活，这是一个医疗准则，这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过了五分钟之后，大脑会因为缺氧而受到破坏。但由于这只是一个平均值，实际情况会多于或少于五分钟。事实上我遇见过二十分钟后被救活、大脑并无损伤的例子。

——这些人中是否有人真死了？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解答的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涉及到“死亡”这个词的语义问题。由最近关于器官移植的激烈争论可以看出，“死亡”的定义至今没有解决，甚至在医学领域的专家之间也存在着分歧。死亡的标准不仅医生与一般人的观点不一样，而且医生之间的看法也不同。所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取决于对死亡的定义。对下面三种死亡的定义做一下分析是必要的。

1. 作为临床可观察到的生命信号的消失的“死亡”。

如果一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一段时间内停止呼吸，他的血压降至不可读的程度，他的瞳孔放大，体温开始下降等，有人就会认为这个人死了。这是死亡的临床定义。几个世纪以来，医生和一般人都采用这个定义。事实上绝大多数人被宣布为死亡都是基于这个标准。
毫无疑问，我所研究的案例中许多都运用了这个标准。医生的证词和医疗记录都证明了这种意义上的死亡确实发生过。

2. 作为脑电波消失的“死亡”。

技术的进步带来灵敏度更高的测试生理过程的技术的发展。脑电图记录仪可以放大并记录详细的脑电势。最近，有人趋向于将脑电波的消失作为“真正的”死亡标准，脑电波呈现“水平”时，则断定为死亡。

显然，在我遇到的案例中都发生了极端的临床紧急情况，没有用来测量脑电波的时间。医生唯一要做的是如何将病人救活。因此，这些濒死经验者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被断定为“死”了。

然而，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即使被认为死了随后又被救活的人中有很大比例的人被观察到呈现“水平”的脑电波，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这有三个原因。首先，抢救总是非常紧急的，最多持续三十分钟时间。架设一架脑电图记录仪是一种非常复杂并且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甚至一位有经验的技师也常常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调试出正确的脑电图。在紧急情况下，并由于随之而来的忙乱，造成失误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因此，即使一个濒死经验者的脑电图呈水平线，一个批评者也可以说，脑电图也许不准确。

其次，即使脑电图记录仪架设好了，我们也不能确定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是否有救活的可能。有些人在出现水平的脑电图之后仍被救活。服用过量的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的药物或降低体温同样能产生这种现象。

第三，即使我能举出一个装置有脑电图记录仪的案例来，仍然存在一个问题。人们可以说，濒死经验不一定就发生在脑电图呈水平的时候，而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此之前或之后。我因此认为，脑电图记录仪在现阶段用来判断死亡与否并没有价值。

3. 作为生理功能不可逆转地丧失的“死亡”。

其他人采用一种更为严格的定义，他们认为，不论一个人的生命信号临床上无法观察长达多长时间，也不论他的脑电图呈水平状态有多少时间，只要他后来被救活，就不能说他“死过”。换言之，“死亡”被定义为不可能复活的生理状态。显然，根据这个定义，我所收集的案例中没有一个是符合这一条件的，因为濒死经验者都复活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死亡”的定义。我们必须记住，尽管这部分是由于语义上的争议，但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三个定义包含了重要的见解。实际上，我同意第三种定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最为严格的定义。甚至在心脏停止跳动一段时间后，身体的组织、尤其是大脑一定以某种方式保持氧气和营养供给。人们没有必要认定，这种情形有违生态学或生理学的原理。

为了救活病人，即使运用的抢救措施在临床上并未观察到某种程度的残余生态活动的信号，但这种活动一定在体内的细胞中进行着。然而，目前似乎还不可能确定到底在何种情况下无法被救活。对于个人也许互不相同，很可能不是某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个区间。事实上，我采访的大多数人在几十年前不可能被救活。将来，今天一些不能被救活的人可能凭借更新的技术可以被救活。

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死亡是意识与身体的分离，这时意识确实进入了另一种存在状态。可以推论，存在着某种灵魂或意识在死亡时获得释放的机制。但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机制与我们现在武断地认定无法救活的时间完全一致。我们也不必认为，这种机制每次运行都不会出差错，我们更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机制比其他生理机制运行更完善。也许这种机制有时甚至在生理危机发生之前起作用，使一些人瞥见了另一个世界。这有助于说明，有些人甚至在生理受伤之前经历到将要死去时会出现对一生的回顾、脱体经验等。

我最想说的一点是，不管过去、现在或未来对不可逆转的死亡的看法多么的不同，我相信我采访过的人要比大多数人更接近它。基于这个理由，我十分愿意倾听他们所说的话。

然而，在最后的分析中，对简略的“死亡”的定义吹毛求疵是毫无意义的。对濒死经验提出反对的人的想法似乎基于更为基本的理由。他们认为只要存在体内有残余的生态活动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活动就有可能导致并因此能说明濒死经验。

我在前面承认过，在所有案例中身体都会有一些残余的生态功能。因此，是否真正发生了死亡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残余的生态功能是否能够说明濒死经验的发生？换言之，除了死后续存的解释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的解释？这使我们的话题转到了下一章。

第五章  解释

当然还有对濒死现象的其他解释。事实上，纯粹从哲学角度来看，人们可以作出无限的假设来解释任何经历、观察或事实。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对任何他想解释的事物作出无限的理论上的可能的解释。濒死经验也是如此，有各种各样可能的解释。

在我作讲座时，一些听众常常反复提出一些理论上成立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些较为通常的解释，以及另一个没有人提到过、但我认为应该提到的解释。我暂且把这些解释分为三类：超自然的、自然的（科学的）、和心理学的。

第六章  后记

在写这本书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我的意图和观点很容易被人误解。我尤其想对具有科学头脑的读者说，我所做的并不能成为一种科学研究。对于哲学家，我想坚持我并没有认为自己已经“证明”存在死后生命。要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此书无法包容的详细的技术性探讨，因此我只想作出以下简略的说明：

在诸如逻辑、法律和科学这些专门研究领域中，“结论”、“证据”和“证明”等词是专业术语，比它们的一般用法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在日常用语中，这些词的用法极不严密。看一下大众杂志就能发现，几乎每篇文章都可以给某些不可能的说法作出“证明”。

在逻辑学上，根据一个给定的前提，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绝对不是随便的事。它由规定、惯例和法则给出严格而简明的定义。当一个人说他已得出了某个“结论”时，他就是表明，任何人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就一定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除非他犯了逻辑错误。

这就是为什么我拒绝根据自己的研究，作出任何“结论”和为什么我不想证明古代死后续存的信念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些濒死经验的报告具有重大意义。我想做的是找出解释这种现象的某种中间道路——一种既不因为它们不能构成科学的或逻辑的证据而拒绝，也不感情用事地“证明”存在死后生命的方式。

同时，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无法证明并不表明濒死经验本身存在局限性，而可能是当今科学方式和逻辑思维的局限。也许未来的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想法会与我们不同。（我们应该记住，历史上逻辑学与科学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和静止的，而是发展和运动的。）

因此，我并不下什么结论，或给出什么证据或证明什么，而是留下一些更不确定的东西──感觉、疑问、类比、有待解释的令人不解的事实。事实上，也许我更应该说出我的研究对我个人发生了什么影响，而不是得出了什么结论。我只能这么说：亲眼看一个人描述自己的经历的感受很难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些人的濒死经验对他们来说极为真实，在我听了他们的描述之后，我也觉得它们极为真实。

但我认识到，这在心理学上可以成立，而在逻辑学上并不成立。逻辑是普遍的，而心理因素并不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处于同样的环境之中，一个人以某一方式受到影响或改变，而另一个人所受影响和改变会有所不同。这涉及到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我并不想把我自己对这一研究的反应作为别人思考的准则。根据这种观点，有人会问：“如果对这些现象的解释都这么主观，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它们呢？”我只能再次指出，这是因为人类对死亡本质的普遍关注。我想任何有助于了解死亡本质的探索都是有益的。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许多职业和学术领域的人士的合作。这需要解决濒死病人的恐惧与希望的医生和帮助别人面对死亡的牧师。这也需要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因为需要他们找出一种有效的和可靠的方法来治疗情绪紊乱，他们需要知道意识是什么、以及它是否能存在于躯体之外。如果不能，那么心理治疗的重点就应该改为物理治疗──药物、电震疗法、脑外科等等。另一方面，如果证明意识可以存在于身体之外，那么精神紊乱的治疗就会完全不同了。

然而，这还涉及到学术和职业领域之外的问题。它深深地涉及到个人问题，因为我们对死亡的理解会大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所研究的濒死经验是真实的，这将对我们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发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在我们看到另一个世界之前，我们不可能彻底地了解我们的生命。

 （选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