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台湾比丘尼

   日期:2008/2/17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在台湾佛教界，比丘尼日益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台湾比丘尼的迅速崛起是近20年来发生的现象，在台湾岛内，她们人数约为男众的3-4倍，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提升自我素养，并积极投身于服务众生的社会活动中，在个体的思想、文化素养和实际社会活动中都有着相当出众的表现。她们用实际行动改变了社会对尼众以往那些刻板的印象，因此，她们在台湾佛教中所承担的角色与地位较之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



笔者曾应台湾“中华禅净研究会”会长惠空法师的邀请，前往台湾参加“当代台湾佛教发展研讨会”。在台期间，承蒙慈光寺尼众的帮助，笔者访问了已故如学法师的门生弟子及其开创的法光佛教研究所，还拜访了恒清法师、悟因法师、慧严法师、依空法师等几位学者型比丘尼，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台湾尼众自强不息、济世度人、慈悲精进的风范。

在访问过程中，接触最多的自然是作为东道主的慈光寺、禅净研究会的尼师及女居士。这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她们的文化素质、办事能力和工作效率都相当出色，特别是那份敬业的精神，更是令人钦佩。她们不仅担负着“当代台湾佛教发展研讨会”的会务工作，而且要安排、落实访问团每位学者的访问日程。因为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各有侧重，考察地点相当分散，在短短几天时间内，要照顾到各自不同的关注点，帮助学者们到达各自不同的访问地点，无疑是十分麻烦的，然而，她们在惠空法师的指导下，不仅对学者们的访问活动乃至生活安排做了周密的计划，而且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更是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及时做出相应的变动和协调。她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应变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每一位学者深受感动。台湾学者型比丘尼积极入世、弘化佛法，迥异于闭门清修、逃世避俗的传统尼众，但她们又不同于因致力慈善事业而闻名于世的证严以及关怀弱势群体、推展动物权保护运动等社会活动型比丘尼。具体到个人来看，这些学者型的比丘尼在弘法利生，推动佛教文化发展和佛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亦各有千秋，例如：

如学法师是台湾比丘尼中最早出国留学的，专研佛学与禅坐，是在日本取得了学位的比丘尼。她不仅自己勤学不倦，更把佛教教育作为终生的志业，努力使台湾佛教教育向着正规化与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在由日本留学回台湾之后，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开创了碧山岩寺，除了无私资助文化大学的印度研究所等教内所办的文化教育事业之外，又首开先河，选送出家尼众到一般的高、初中和大学就读，为提升台湾尼众素质做出了贡献。

与大陆学者进行交流

如学法师以独特的魄力，在年近八十高龄，身患肠疾之时，还首创台湾第一个佛学研究机构——法光佛教研究所，培养佛教高级学术人才，为台湾佛教教育与学术研究再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为佛教教育事业献出最后的心血。她力排众议，大胆任用刚从美国留学归台的恒清法师作为佛教研究所的领头人，大力支持恒清法师的工作，促使法光佛教研究所成为台湾佛教文化研究机构中的佼佼者。

在笔者看来，几位学者型的比丘尼当中，恒清和慧严两位法师的学术气息较浓。她们已被台湾普通高校聘为教授，担任着教学和科研任务。

恒清法师是最早在西方佛教大学中取得博士学位的比丘尼，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具有很深的西方哲学学术根基，并有着强烈的会通东西方学术思想的愿望。同时，她力图对传统佛学进行现代诠释，阐发其中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让传统佛学思想走进现代社会，对现代人类产生积极的启迪。恒清法师以高学历、高素质和对于学术文化教育事业的积极贡献为尼众争气增光，增强了女众独立自强的信心，更赢得了社会的敬重。

恒清法师率先进行了佛教电子数据库的建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广泛地收集国内外佛学文献资料，特别是运用现代科技，建构系统化的佛学文献数据库，透过因特网与数据库，将大量佛教研究数据向全世界传播，佛教数字图书馆现有8万多篇资料，其中数千篇有全文检索；她还推动成立了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出版了电子版大正藏佛典，大大地方便和促进了佛学研究成果的交流、普及与传播，进而带动了其它宗教文献和典籍的传播和普及。

而慧严法师是在日本学习佛学，取得过文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侧重于佛学思想史方面。她从佛教历史发展的高度来鸟瞰台湾佛教的整体发展过程及其与大陆和日本佛教的互动关系，为佛教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经验。她所作的关于西藏佛教、净土思想对江南士大夫的影响等论文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但她在侧重于历史研究的同时，亦注意将佛学思想与现代社会的结合，从佛学思想中发掘对于现代社会有价值的思想。她努力从净土宗的典籍中深入研究，发掘其中的人间性思想，用以树立和弘扬人间净土的理想。

悟因法师则为台湾重要的比丘尼僧团——香光尼众院的形成和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悟因法师注重将佛教的义理向广大民众进行普及与弘扬。她善于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例来阐发佛教的思想，对佛学的深奥义理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述。她的《点石集》鲜明地反映了这一倾向。悟因法师还十分重视发展佛学教育，除创办香光尼众院对广大女众进行佛学教育之外，还注意选拔其中的优秀者，将她们送到国外去进行深造，而且所学专业亦不囿于佛学范围之内。对于这一做法，一些佛教界人士虽然有些异议，但悟因法师认为，这对于全面地提高尼众的文化素质，扩大佛学的影响，促进佛学与其它专业的结合与互动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光尼众院建立起的佛教图书馆是目前华文图书馆中佛教典籍最为丰富、查阅最为方便的现代化佛教图书馆，她们自制各种电子数据库、光盘，发行图书馆电子报，以最快的速度将各种有关图书馆主题的内容传递给订户。她们抱持“资源共享”的理念，主动向教界提供佛教图书馆的经营知识，召集各个寺院及佛教图书馆修订新的《佛教图书分类表》，为佛学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诸多方便。

几位尼师中，依空法师是最为年轻的一位。她继承师父星云法师随机逗教的风格，擅长以深入浅出的佛教故事启迪信众，将佛理融入现实生活，又担任《普门》、《人间福报》等刊物的主编，积极推进海峡两岸和台湾与西方世界的佛教文化交流，在推广佛学教育和佛教文化事业方面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

可以说，这些学者型比丘尼们为台湾尼众队伍的崛起和成长发挥了积极的表率作用。她们不仅努力提高自己的佛学修养，进行佛学研究，而且积极推广僧伽教育，带动广大尼众提高文化素质，增强佛学方面的学识和修养。同时，她们推动了台湾佛教文化的研究，为普及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佛教典籍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面对21世纪的今日，佛教走向人间，佛法与生活密不可分，这些学术型的比丘尼在这方面的努力同样是令人瞩目的。恒清法师将生态伦理学这一现代西方的新思想与佛教这一古老的东方思想会通后进行思考，揭示佛教“一切众生（包括无情之草木)皆可成佛”的平等思想和尊重生命的思想对建立生态哲学的启示；将禅宗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哲学家杜威的思想和方法进行比较，突显二者的共同点和相异之处。慧严法师通过研究整理《无量寿经》中的人间性思想，主张发扬其中众生平等、身心健康、环境优美净洁、良好的教育等理想，建立人间净土，净化社会，升华心灵。还有如学法师的门徒清如法师、悟因法师的门徒自乃法师等人，将西方心理治疗理论与佛教心性修炼方法和解脱论相结合，开展佛教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帮助民众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和各种心理问题，为探索适合中国人特点的现代心理治疗模式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时的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爱心，通过生动多样的形式，随机逗教，将深奥的佛理深入浅出地阐发出来，以佛教中蕴含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心理保健、心理治疗智慧，教化大众，抚慰人心。

何以台湾此时佛教女性可以突破前人的格局？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细心探讨的问题，而台湾佛教史专家江灿腾先生将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水平的提升，二是社会价值观的开放，三是尼师们经济自主能力的提高。

但笔者认为其中还得益于僧团内一些有远见的前辈比丘的教育、培养和提携。例如，早期台湾佛教的重要人物觉力禅师早在1925年就为女众传戒，设有“女众研究院”，专门培植女众弟子，为台湾尼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印顺法师也于1957年成立女众佛学院，指导尼众修学佛法，针对尼众的特点而制订长期的教育计划，星云法师亦努力帮助比丘尼提高道德人格和文化素质，让比丘尼参与广泛的社会文教事业。这些举措对于推动台湾比丘尼的成长，发挥她们的积极性具有特殊的作用。追溯台湾比丘尼成长和崛起的事实，探讨其中的原因，对大陆佛教界女众的成长不无启示。

在与她们相处的过程中，笔者感到，她们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整个身心向人们讲述佛法。从她们身上，人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那种“涤净尘凡无俗累”的佛门清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