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时代的禅经译出与禅法传播

编辑：释圣凯
来源：闽南佛学

　　内容提要：姚秦时代至宋末齐初时代，主要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昙摩密多、畺良耶舍、沮渠京声等，兼具译经僧与禅僧的身份，翻译禅经，教授禅法，促进了长安以及南朝禅法的兴盛。除此之外，亦有不少自罽宾、西域来华的禅师，如弗若多罗、 求那跋陀罗等。从禅法上说，主要是以“五门”修法与“观佛三昧”为主，而且禅观逐渐与净土信仰结合，对隋唐时代净土信仰、禅宗的产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禅经禅法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昙摩密多畺良耶舍沮渠京声
　　作者简介：释圣凯，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东晋道安之后，中国佛教的修行法门，尚未整理出一定的模式与规范。在姚秦时代，鸠摩罗什等西域译经僧与禅师，译出禅经，传播禅法，成为中国佛教禅僧授受禅观法门的来源。

　　南北朝禅学的发展，主要是与罽宾地区流行的禅法传入有关。其中，佛陀跋陀罗的禅系，由玄高、僧隐、慧观、宝云等分别在南方、北方弘传不绝，可谓枝繁叶茂。

　　一、鸠摩罗什与大乘禅法
　　(一)鸠摩罗什对禅经的传译
　　鸠摩罗什是中国佛教史上伟大的翻译家，他对中国禅学的贡献，僧叡《关中出禅经序》说：
　　禅法者，向道之初门，泥洹之津径也。……究摩罗法师，以辛丑之年十二月二十二，自姑臧至长安。予即于是月二十六日，从受禅法。既蒙启授，乃知学有成准，法有成条。《首楞严经》云：人在山中学道，无师道终不成。是其事也。〔1〕

　　鸠摩罗什入关的第七天，僧叡即迫不及待地从受禅法。鸠摩罗什所译的禅经，共有三部：《众家禅要》三卷，《十二因缘》一卷，《要解》二卷。这三部经，初译于公元402年。其中《要解》又于407年重新订正，现存于藏经中。
　　《出三藏记集》卷二提到鸠摩罗什所译的禅经有：〔2〕

　　《十二因缘观经》一卷，缺。
　　《禅法要解》二卷，或云《禅要经》。
　　《禅经》三卷，一名《菩萨禅法经》，与《坐禅三昧经》同。
　　《禅法要》三卷，弘始九年(407)闰月五日重校正。
　　《大正藏》第十五册收录鸠摩罗什所译的禅经有《禅秘要法经》三卷(No.613)、《坐禅三昧经》二卷(No.614)、《禅法要解》二卷(No.616)、《思惟略要法》一卷(No.617)。所以，经录的记载与现存藏经有较大出入。

　　汤用彤依《历代三宝记》，认为《众家禅要》三卷即是《坐禅三昧经》二卷，〔3〕但是他并没有论证。依僧叡的记载，《众家禅要》是鸠摩罗什所抄写撰编，并不是翻译的一本书。内容相当庞杂：
　　初四十三偈是究摩罗罗陀法师所造，后二十偈是马鸣菩萨之所造也。其中五门是婆须密、僧伽罗义、沤波崛、僧伽斯那、勒比丘、马鸣、罗陀禅要之中抄集之所出也。 六觉中偈是马鸣菩萨修习之,以释六觉也。初观YIN、恚、痴相及三门、皆僧伽罗义之所作也。息门六事,诸论师说也。菩萨习禅法中，后更依《持世经》益《十二因缘》一卷、《要解》二卷，别时撰出。〔4〕

　　“初四十三偈”指《坐禅三昧经》卷首的偈颂，四句为一偈。由初偈“导师说难遇，闻者喜亦难，大人所乐听，小人所恶闻”至末偈“往返世间中，厌更苦乐事，虽未得涅槃，当勤求此利”共三十四偈。“后二十偈”指本经末的偈颂，由初偈“行者定心求道时，常当观察时方便，若不得时方便，是应为失不为利”至末偈“譬如药师，三种病冷热风病除灭故，应病与药，佛如是，YIN怒痴病随药灭”共为二十偈。然后，即是五门：治贪欲、嗔恚、愚痴、思觉、等分行(念佛三昧)，这是由僧伽罗叉等七家禅师的禅法中抄集而来。《坐禅三昧经》后半部的内容则包含四禅、四空、四果及菩萨禅法，而且在卷末有“菩萨禅法中初门”，含“菩萨念佛三昧”、“菩萨慈三昧”及“菩萨观十二分”等菩萨的五门禅法。可见，《坐禅三昧经》虽是抄撰众家禅要而成，但仍有其组织及次第。先是五门禅法，接四禅、四空定，次为小乘四果而至菩萨禅法。

　　《禅法要解》二卷，即现存No.616。《十二因缘观经》在僧祐时代已经是缺本。另外，《思惟略要法》一卷(No.617)虽然是部编排完整、分类清楚的禅法，但“十方佛观法”、“法华三昧观法”、“观无量寿佛法”、“法身观法”则不见于印度的禅法，类似于西域的禅法，可能是后世抄袭编撰而成，不是鸠摩罗什的译经。

　　僧叡虽然列出其八位禅师，但是鸠摩罗什皆未亲自传承。所以，鸠摩罗什所传出的禅经，非得自师承，实如僧叡所言是“抄撰众家禅要”而来，这与佛陀跋陀罗完全不同。

　　(二)鸠摩罗什所传禅法的特色
　　道安将禅法由“禅数”提升为“禅智”，是中国大乘禅法开展的契机。但是，鸠摩罗什则开创了中国大乘禅法重视禅智的传统。僧叡《关中出禅经序》说：“无禅不智，无智不禅，然则禅非智不照，照非禅不成，大哉！禅智之业，可不务乎！”〔5〕只修禅定而无智慧，是无法照见烦恼与根除它，有智慧而无禅定则非真智慧，所以“禅智”是修行的要务。对于定慧的关系，僧叡又说：“心力既全，乃能转昏入明。明虽愈于不明而未全也”，藉助禅定以凝全心力，可得明照万法之用。然而“明照”虽胜于“不明”，但此“明照”尚不究竟；必须等到忘却能照、所照，无所谓“明”与“非明”，这样妄念才算究竟止息，这是智慧之功。

　　鸠摩罗什在《维摩诘经注》中，强调定与慧的关系：“出家凡有三法：一持戒；二禅定；三智慧。持戒能折伏烦恼，令其势微。禅定能遮，如石山断流。智慧能灭，毕竟无余。”对烦恼而言，禅定亦但能遮而不能断，须加般若之慧，得法之至虚无生，方能灭烦恼至“毕竟无余”。禅定的修行，最后必须与般若智慧相应，才能究竟断烦恼。

　　鸠摩罗什对大乘禅法的展开，是基于对小乘禅定的反思。小乘禅定注重坐禅，有出定、入定的限制；大乘禅法则是行、住、坐、卧间常定，“七住以上，其心常定，动静不异”。〔7〕如《大智度论》说：“菩萨常入禅定。”〔8〕小乘的神通是在禅定中产生，这是有限碍的。如僧肇说：“小乘入灭尽定，则形犹枯木，无运用之能。大士入实相定，心智永灭而形充八极， 顺机而作，应会无方。”〔9〕小乘禅者在证入其八解脱中最后一种灭尽定时，其形犹枯木，不能如大乘菩萨之实相定，能形充八极，大乘的神通是“念即随应”。

　　所以，鸠摩罗什大乘禅法的核心是“实相”，这起源于《大智度论》所说：“菩萨知诸法实相故，入禅中心安隐不著味”，“若得诸法实相，观五盖则无所有，是时便知五盖实相即是禅实相，禅实相即是五盖。”〔10〕《维摩诘经注》则采取了“实相常定”的说法。这样，禅定的最高境界则提升至“实相”，所以小乘禅定的最后归宿亦是“实相”。如《坐禅三昧经》中，传统禅法的不净观，最后则加入菩萨“大慈大悲”的誓愿，从而观照“诸法实相中，无净无不净。亦无闭，亦无出。观诸法等，不可坏，不可动，是名诸法实相”。〔11〕

　　因此，鸠摩罗什在《思惟略要法》中有“诸法实相观法”，对实相观进行具体的阐释。实相观主要是明了诸法缘生，“诸法实相观者，当知诸法从因缘生。因缘生故，不得自在”。所以明白诸法空相后，不常不断、不有不无、不来不去。在实相观中，一切事物皆如镜中的幻象，“观YIN怒痴法即是实相”，所以YIN怒痴法亦是不来不去、不有不无的实相。〔12〕

　　鸠摩罗什到中国后，当时长安是以罽宾的小乘禅法为主，于是利用大乘经典的内容而创造了实相禅法。《晋书》记载：“罗什……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般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13〕可见当时长安僧团随鸠摩罗什学禅的盛况。

　　二、佛陀跋陀罗的禅系与禅法
　　(一)佛陀跋陀罗的生平与禅法
　　佛陀跋陀罗(359-429)，意译为“觉贤”。在《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高僧传》卷二有传。〔14〕佛陀跋陀罗在北印度时，便是“以禅律驰名”，常与僧加达多共游罽宾，僧加达多知道他得“不还果”。智严前往西域，遇见佛陀跋陀罗，于是邀请他前来中土。当时，介绍佛陀跋陀罗的情况：“出生天竺那呵利城，族姓相承，世遵道学。其童龀出家，已通解经论。少受业于大禅师佛大先，先时亦在罽宾。乃谓严曰：可以振维僧徒，宣授禅法者，佛陀跋陀其人也。”〔15〕佛大先即是《高僧传·智严传》中的“佛驮先”，所以他与智严是同门。

　　依此可知，佛陀跋陀罗的师父是佛大先。慧观《修行地不净观经序》详细描述了佛陀跋陀罗的师承：〔16〕富若蜜罗(弗若蜜多、不如蜜多)→富若罗(不若多罗、般若多罗、婆陀罗)→佛陀斯那(佛大先)、昙摩多罗(达摩多罗、昙摩罗)。〔17〕富若罗编撰《修行方便禅经》后，又将此经传给自己的弟子，其弟子知名者有十五六人，其中最杰出的有二人，一为达摩多罗，一为佛大先。《萨婆多部师资记目录序》中，看到“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大跋陀罗师宗相承略传”的师承：“弗若蜜多罗汉第四十九、婆罗多罗第五十、不若多罗第五十一、佛驮先第五十二、达摩多罗菩萨第五十三”，〔18〕可能是佛大先年长，所以列在达摩多罗之前。对于佛大先，《治禅病秘要经后序》记载：“天竺比丘，大乘沙门佛陀斯那，其人天才特拔，国中独步，口诵半亿偈，兼明禅法。内外综博，无籍不练，故世人咸曰：人中师子。”〔19〕佛大先的记忆力超人，精通禅法，是非常出色的大禅师。

　　佛陀跋陀罗到长安后，或言住大寺(《智严传》)、或说宫寺(《答刘遗民书》)、或说齐公寺(《出三藏记集》)、或说石羊寺(《玄高传》)，其实诸说并不矛盾，因为他乐于游化，未曾定居一寺。果然不负众望，“大弘禅业，四方乐靖者并闻风而至”，后来有些门人是“浇伪之徒，因而诡滑……大被谤读”，再加上长安的经界权威鸠摩罗什，传授大乘禅法；而觉贤所信仰的，却是小乘一切有部。法旨既然不同，觉贤只好带领弟子慧观等四十余人，离开长安，受慧远之请，南入庐山，译出禅经，传播禅法。

　　佛陀跋陀罗在庐山停留了将近一年，便西至江陵，受到司马休之的欢迎。不久，随刘裕东归建康，住道场寺。于是，道场寺成为南朝的“禅师窟”——禅学中心，僧弼曾在给宝林的信中说：“道场禅师甚有大心，便是天竺王何风流人也。”

　　慧皎《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记载，佛陀跋陀罗译经十五部，《出三藏记集》记为十一部。《出三藏记集》卷二列出佛陀跋陀罗的译经，其中禅经类：《观佛三昧经》八卷；《禅经修行方便》二卷：一名《庚伽遮罗浮迷》，译言《修行道地》；一名《不净观经》，凡有十七品。〔20〕《大正藏》中收录佛陀跋陀罗所译《达摩多罗禅经》二卷，但是未列入上述的译经中。但是，《出三藏记集·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中记载：“《庾伽三摩斯经》一卷，译言《修行略》，一名《达摩多罗禅法》，或云《达摩多罗菩萨撰禅经要集》”，〔21〕可见在梁朝僧祐时代，《达摩多罗禅经》已经被认为是失译经，而且只有一卷。另外，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三：“《达摩多罗禅经》二卷”，未注明译者，但是宋、元、明三本加“东晋沙门佛陀跋陀罗译”，〔22〕可见这是宋以后的藏经才加入译者名。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却明确列入佛陀跋陀罗的译经：“《达摩多罗禅经》二卷，一名《不净观经》，一名《修行道地经》”，而且指出是依《宝唱录》。〔23〕

　　所以，问题的焦点在于：现存二卷《达摩多罗禅经》是否就是《禅经修行方便》。在《出三藏记集》卷九收录了慧远撰《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此序编入现存《达摩多罗禅经》卷首；另外，则是慧观作《修行地不净观经序》，则未有相应的现存经典。慧远的《统序》提及禅智是三业之宗，与禅法在印度的渊源——如来、阿难、末田地、舍那婆斯等传出五部。又提及：

　　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搜集经要，劝发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详略之异。达摩多罗阖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佛大先以为澄源引流，固宜有渐，是以始自二道开甘露门。释四义，以反迷启归，涂以领会；分别阴界，导以正观；畅散缘起，使优劣自辨。然后令原始反终，妙寻其极，其极非尽，亦非所尽。乃曰：无尽入于如来无尽法门。〔24〕

　　这说明该禅法源于达摩多罗与佛大先，此二人为西域禅法宗师，搜集各禅法精要，劝发大乘，但是二人的禅法各有不同。达摩多罗视所有法门为同一解脱之道，他的观行是以不生不灭、无有始终的“如”为中心。色法的当下含有“如“的本性，而本性“如”的当下也是色法。这与《般若经》所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相似的，所以达摩多罗的禅法是“顿教”法门。而佛大先的禅法则是“渐教”法门，强调应该次第修行，以数息观、不净观二甘露门为始，再解释四种义理，以阴、界、入为观行的对象，于是观照缘起而破除我执。

　　慧观是佛陀跋陀罗的弟子，随佛陀跋陀罗一起离开长安、入庐山，参与翻译，笔受经文。所以，他所撰《修行地不净观经序》应该即是《禅经修行方便》的序。《出三藏记集》记载，该经名为《禅经修行方便》、《修行道地》、《不净观经》，慧远采取《修行方便禅经》，慧观采取《修行地不净观》，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经名尚未确定，于是便出现不同的名字。至隋代，费长房则冠名《达摩多罗禅经》。慧观的序文仍然赞叹“禅智”为佛道的宗旨，述及五部的传法，以及在罽宾的传承与弘化。而且，由昙摩多罗(即达摩多罗)与佛大先的“炽盛教化”，此法渐传至汉地。慧远《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介绍了禅经的主要禅法：

　　其为要也，图大成于末象，开微言而崇体。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门以寝患；达忿竞之伤性，齐彼我以宅心；于是异族同气，幻形告疏；入深缘起，见生死际。尔乃辟九关于龙津，超三忍以登位，垢习凝于无生，形累毕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靡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25〕

　　在慧远看来，《达摩多罗禅经》的五种法门都是就禅定对象上讲对治，完成根本的转变。慧远主要阐述了四门的内容：1.了解迷惑于女色是违背道德的，应该杜塞六根以平息祸患，即是“不净观”；2.明白忿怒竞争等情绪有伤于本性，应该忘怀人我，一视同仁，即“慈悲观”；3.人身原是由水、火、风、土、空、识六界同一气化而成，加以分析，只是幻形而已，因而不必执于我见，即是“界分别观”；4.深知十二因缘的道理，即可理解生死际的本质，即是“因缘观”。这样，便能逐步进入九次第定，超越耐怨害忍、安受苦忍、无生法忍等三种忍，而达到阿罗汉的果位。

　　所以，佛陀跋陀罗译《禅经修行方便》后，慧远、慧观分别作序；而且，序中皆提及“达摩多罗”。于是，后来者冠上《达摩多罗禅经》之名，而且将慧远序编入。现存《达摩多罗禅经》的主要内容，是从二甘露门(数息和不净观)方便、胜进两道各别的退、住、升、进、决定四分开始。进而观界，修四无量，观蕴、处，以至畅明缘起，达到禅定的成就。所以，现存《禅经》仅介绍了佛大先的渐修一法，而达摩多罗禅法则无可考。

　　(二)佛陀跋陀罗的禅系传承
　　觉贤门下人才济济，其知名弟子有玄高、慧观、宝云、道汪等，师资相承近一百年。

　　玄高〔26〕(402-444)，俗姓魏，冯翊万年人。十二岁出家，闻关中有浮驮跋陀(即佛陀跋陀罗)禅师在石羊寺弘法，〔27〕便前往受学，“旬日之中，妙通禅法”，跋陀对他大加赞叹，甚至不敢受其师礼。玄高得法后，便归西秦，在麦积山隐居习禅，徒众百余人。当时有昙弘、僧隐为友。后来，玄高又从外国禅师昙无毗受法，当时有僧人谗言他谋反，于是被摈至河北林阳堂山，“徒众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禅慧弥新，忠诚冥感，多有灵异”。而且，他的徒众皆有灵异，如玄绍“学究诸禅，神力自在”等。长安昙弘听说玄高被摈，便为他辩论清白，于是玄高返回北方，被尊为国师。玄高又游凉土，为沮渠蒙逊所敬。当时有西海樊僧印受学于玄高，稍有所获，便说得阿罗汉果；玄高现神通，去除其骄慢。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进军凉土，玄高受请随至平城，为太子拓跋晃之师。拓跋晃受人毁谤，为他的父亲怀疑，玄高便为他作金光明斋七日，于是拓跋焘在梦中见其祖父、父亲责问怀疑太子之事，于是便解除了对拓跋晃的怀疑，并下令委以军国政事。但是，当时佛、道之争激烈，寇谦之与崔浩惟恐太子继位后夺其权柄，于是向拓跋焘进谗言，诬告玄高以神勇力令先帝致梦。于是拓跋焘大怒，下令逮捕玄高，并于太平真君五年(444)9月15日杀害了他。玄高的弟子众多，知名者有玄绍、僧隐、玄畅。

　　玄畅〔28〕(416-484)，河西金城人，俗姓赵。年幼时，全家被胡虏所灭，遂往凉州出家。初名慧智，后至平城(大同)师事玄高，所以改名。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玄高被杀后，脱困逃离平城。在元嘉二十二年(445)八月，抵达扬州。宋文帝对他颇为尊崇，请任为太子之师。不久，移居荆州长沙寺。当时，西域沙门功德直译出《菩萨念佛三昧经》六卷、《无量门破魔陀罗尼经》一卷。玄畅为新译经典刊正文义，辞旨婉密。刘宋末年(421-479)，移住成都大石寺，自画金刚密迹等十六神像。升明三年(479)西游，见岷山郡北广阳县界有齐后山，欲终老于此，乃入山结庵，于是建立齐兴寺。齐高帝、吐谷浑主皆曾遣使迎请之，然均未如愿。及萧齐武帝即位，司徒文宣王启请迎师至京师，文惠太子亦遣使迎请他，师遂泛舟东下。中途罹疾，止于灵根寺。永明二年(484)示寂，世寿六十九。玄畅“洞晓经律，深入禅要”，而且与玄高一样，占记吉凶无不灵验，于诸子之学亦多有涉猎。玄畅感叹《华严经》部帙浩瀚、旨义深远而未有义释，于是殚精竭思为此经作疏释，首开为《华严经》撰疏之风气。师又精通三论，为学者所宗，著书有《诃梨跋摩传》一篇。

　　法期〔29〕俗姓向，蜀都郫人。十四岁出家，跟随智猛学习禅修，与灵期寺法林共同修观，尽证智猛所传授的禅法。后来，又受学于玄畅。玄畅东下江陵时，法期随从。法期对禅定造诣很深，“十住观门所得已九，有师子奋迅三昧，唯此未尽”。后来，卒于荆州长沙寺，世寿六十二。

　　慧绪尼〔30〕(431-499)，俗姓周，闾丘高平人。十八岁出家，住荆州三层寺。持戒精严，道俗赞叹，曾修习般舟三昧。玄畅从成都回荆州，慧绪前往受学禅法，“究极精妙”。“绪既善解禅行，兼菜蔬励节”，于是受到豫章王萧嶷以及王妃的敬信，从受禅法。萧嶷回建康，慧绪同行，萧嶷为起精舍名福田寺。后住集善寺，临终前写偈：“世人或不知，呼我作老周，忽请作七日，禅斋不得休。”永元元年(499)卒，世寿六十九。慧绪尼有弟子德盛尼，行道习观，亲承音旨。

　　僧隐〔31〕，俗姓李，秦州陇西人。八岁出家长斋，受具足戒后，研习《十诵律》，诵《法华经》、《维摩诘经》。“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于前往受学。《玄高传》曾提及在麦积山与僧隐同住。僧隐“学尽禅门，深解律要”，后来可能随玄高至平城。所以，玄高去世后，便到巴蜀弘扬禅法。不久，又东下江陵琵琶寺，受学慧彻，学习经律。于是，在荆楚弘扬禅法、经律，受到王公州官的尊崇。最后，八十岁时卒，有弟子智称、法琳。

　　法琳〔32〕，俗姓乐，晋原临邛人。少年出家，住止蜀郡裴寺，专研《十诵律》。僧隐至蜀地后，便前往受学，在律学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后住灵建寺，一心往生西方净土，常诵《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

　　智称〔33〕(430-501)，山西闻熹人，俗姓裴。出生于江苏京口，十七岁随军出征，痛恶杀生。偶读《瑞应经》而感悟，于是从南涧之禅房宗受五戒，皈依益州的仰禅师。仰师返回四川汶江后，智称随他前往裴寺出家，时年三十六岁。尤其精通《十诵律》，不久，下江陵，从“隐、具二师更受禅律”。此处“隐具二师”，即是《僧稳传》后附“时江陵上明寺复有成具律师，亦善《十诵》及《杂心毗昙》等”。因此智称是随僧稳习禅，从成具学《十诵律》。后因遇嘉义之乱而移住建康，在兴皇寺法颖的讲律及定林寺法献的讲座中，而加深了对戒律的理解。后受余杭山宝安寺僧志的邀请，开讲《十诵律》，任云栖寺寺主。后来，返回建康，住安乐寺、*轮寺，讲《十诵律》达三十余遍，著《十诵义记》八卷。南齐永元三年(501)示寂，世寿七十二。弟子有僧辩、法超、法聪等。

　　僧印，在《高僧传》卷八有以《法华经》著称的僧印，二者非同一人。玄高的弟子僧印，《名僧传抄》有传。〔34〕俗姓樊，金城榆中人，与玄高为同乡。出家后，为玄高的弟子，心性单纯敦厚，对修行则“心道聪利”。传中说：“修大乘观，所得境界，为禅学之宗”，说明僧印通达大乘观门，此“大乘”可能是指观佛三昧的禅观。僧印曾教导一僧习禅，后此僧随愿往生。僧印诵经礼忏不断，后住长安大寺，世寿六十余。

　　玄高一系既为定学之宗，而且重视戒律与智慧，三学并重，止观双开，使佛陀跋陀罗的禅学大弘于南北。后来，玄畅由于对《华严经》特有体悟，可能融合华严观门与五门禅法，融大小乘禅法为一体，所以法期才会修习“十住观门”。

　　佛陀跋陀罗禅系的传播区域，一是以成都为中心，一是以荆州为中心，这主要是玄高一系的弘化区域；另外便是以建康为中心，因为慧观、宝云等一批人皆是跟随他从长安到建康。道汪〔35〕(？-465)，在庐山慧远座下出家，“研综经律，雅善《涅槃》”。闻玄高禅慧高深，于是前往访求。因为战乱，转住成都，教化盛行于巴蜀。慧观〔36〕原学于鸠摩罗什，后又从佛陀跋陀罗学习禅法，一起翻译经典，在思想与禅法方面，深受佛陀跋陀罗的影响。宝云〔37〕(376-449)，亦是凉州人，于晋隆安初(397-401)远游西域、于阗等地，并遍学梵文，后还长安，随佛陀跋陀罗学禅法，禅师被摈后，住于六合山寺译经并弘法，结交慧观等友，对当时的译经颇有贡献，所以被慧皎列入“译经篇”。总结佛陀跋陀罗的禅系，如下图所示：

　　与此禅系有关联的两位禅僧为沮渠京声、智严、智猛，皆与宝云一样，同为甘肃、陕西的高僧，皆赴西域，瞻仰圣迹，禅观修学；归国后，南下宋境，翻译经典，偏好山林的静修。

　　沮渠京声，〔38〕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402-433)之从弟，封为安阳侯。其人博学多闻，尤善谈论。昙无谶于北凉翻译佛典，沮渠京声受学于昙无谶，奉持五戒，讽诵佛经。不久，至于阗国，于衢摩帝大寺遇佛陀斯那，受《禅要秘密治病经》(即《治禅病秘要法》)。又于高昌郡得《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及《观世音观经》。后来，返回河西，于北凉永和年中，译出《禅要》二卷。宋元嘉十六年(439)，北凉亡国，沮渠京声逃入南朝宋国。之后，不交世务，常游止于诸方寺塔。并曾译出《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及《观世音观经》各一卷。宋孝建二年(455)，应慧濬尼的邀请，于钟山定林上寺译出《佛母般泥洹经》一卷。平素独居，不蓄妻奴，不欲营利，从容过活，犹如僧徒。宋大明(457-464)末年，感疾而寂，享年不详。

　　沮渠京声所译经之现存于藏经中者，有《八关斋经》、《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净饭王般涅槃经》、《谏王经》、《末罗王经》、《旃陀越国王经》、《摩达国王经》、《佛大僧大经》、《耶只经》、《五无反复经》(与此同名之经有二部)、《进学经》、《弟子死复生经》、《迦叶禁戒经》、《五恐怖世经》等各一卷；《治禅病秘要法》二卷，共十六部十七卷。

　　智严〔39〕(350-427)，西凉人，弱冠出家，以精勤著称。后为博访名师，广求经法，于是周游西域，至罽宾，就摩天陀罗精舍的佛驮先(佛大先)学禅法。居三年，颇受器重，“渐染三年，功踰十年”，当地人赞叹说：“秦地乃有求道沙门矣。”后来，邀请佛陀跋陀罗至长安，住大寺。佛陀跋陀罗被摈后，智严亦离开住山东精舍，“坐禅诵经”。晋义熙十三年(417)，宋孝武帝西伐长安，克捷之后，出游山川遇智严，于是邀请至建康始兴寺，后又迁住枳园寺。后因怀疑不得戒，于是又前往天竺，遇罗汉入定问弥勒。回到罽宾后，无疾而化，世寿七十八。

　　智猛〔40〕，雍州京兆新丰人。幼年出家，专志修业。听闻天竺国有释迦佛的遗迹与方等经，于是立志远游。后秦弘始六年(404)，与同志沙门十五人从长安出发，西行出阳关，经历鄯善、龟兹、于阗诸国，备察其风俗。又越葱岭，达罽宾国，历访迦维罗卫国、摩揭陀国、华氏城之佛迹。后来，于华氏城访大智婆罗门罗阅宗，得《泥洹经》，又访得《摩诃僧祇律》及余经之梵本。宋元嘉元年(424)，自天竺返回，遂归凉州。同行之僧或退或死，归途时唯昙纂一人为伴。于凉州译出《大般泥洹经》二十卷。元嘉十四年(437)入蜀，十六年(439)7月于钟山定林寺作《外国传》四卷，记述游历事迹。元嘉末年，示寂于成都。所译《泥洹经》及《外国传》等，今皆不传。智猛曾在罽宾遇大阿罗汉，应该有机会学习罽宾的禅法，否则法期不会随他学习禅法。

　　慧通〔41〕，关中人，住在长安太后寺，蔬食持咒，诵《增一阿含经》。最初，从凉州禅师慧诏谘受禅业，“法门观行，多所游刃”，修禅观而祈心往生西方安养国。慧诏是否即是“玄绍”，这是值得注意之处；其次，当时佛陀跋陀罗在长安阐扬禅法。所以，慧通有可能是这一系的传承。

　　佛陀跋陀罗至智称，这一系统的禅法流传东土近九十年，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当时可以说是空前未有。〔42〕《高僧传·习禅篇》说：
　　沙门智严躬履西域，请罽宾禅师佛驮跋陀，更传业东土。玄高、玄绍等，亦并亲受仪则。出入尽于数随，往返穷乎还净。其后僧周、净度、法期、慧明等，亦雁行其次。然禅用为显，属在神通。〔43〕
　　慧皎介绍了佛陀跋陀罗一系的传承，而且提出初期的禅法常有神通问题，所以慧皎说“禅用为显，属在神通”。

　　三、昙摩密多——僧审的禅系与禅法
　　刘宋期间的中国禅师大都学自佛陀跋陀罗的禅法，也都是以罽宾的禅法为主。宋末齐初的僧审转向昙摩密多的禅法。这两位西域禅僧所传的都为五门禅法，但亦有一些差别。而僧审通过对比丘尼的传授，让昙摩密多的禅法流传于南朝。

　　(一)昙摩密多的生平与禅法
　　昙摩密多〔44〕(356-442)，意译法秀，罽宾人。七岁出家，受学于多位明师，又能“博贯群经，特深禅法”，世称“连眉禅师”。昙摩密多性好游方，誓志弘化。初至龟兹，为国王授戒。后至敦煌，于旷野建立精舍。又入凉州，兴建堂宇，大弘禅业，学徒济济。宋元嘉元年(424)入蜀，很快又转至荆州，居长沙寺，营建禅阁。最后抵建业，住中兴寺，名声远播，宋文哀皇后、皇太子、公主莫不设斋、请戒，于祇洹寺译出《五门禅经要用法》、《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虚空藏菩萨经》各一卷，并以禅法指导后进，世称大禅师。其后，赴鄮县(浙江省)建立塔寺，致力于教化。元嘉十年(433)返回建业，住钟山定林下寺。后建定林上寺，并译出《禅秘要经》三卷。元嘉十九(442)年，示寂于定林上寺，世寿八十七。依《出三藏记集》卷二，昙摩密多的译经如下：〔45〕《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一卷，或云《普贤观经》，下注云：出《深功德经》中；《虚空藏观经》一卷，或云《观虚空藏菩萨经》；《禅秘要》三卷，元嘉十八年译出，或云《禅法要》，或五卷；《五门禅经要用法》一卷。僧祐、慧皎皆提到，昙摩密多所译经为四部，但是《大正藏》却收录了七部，其中《虚空藏菩萨神咒经》、《转女身经》、《象腋经》、《诸法勇王经》是后世补入的，而且《禅秘要》三卷似乎已经遗失了。

　　昙摩密多的禅法依其译经，可以看出小乘、大乘的禅法皆具。《五门禅经要用法》是传承小乘禅法而分五门：安般、不净、慈心、观缘、念佛。五门是依众生的烦恼而有的五种差别：1.乱心多者——安般；2.贪爱多者——不净；3.嗔恚多者——慈心；4.著我多者——因缘；5.心没者——念佛。〔46〕而《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是一部大乘的禅经，完全脱离小乘不净、数息等传统的法门，而趣向大乘佛教的观行，主要有普贤观门、忏悔六根罪法，及忏悔后之功德。该经是以“心念大乘”为轴心，并强调忏悔的重要性，整个禅修结构是在忆念、遍礼十方佛、作愿、忏悔等四个修行过程。经中说：“昼夜六时，礼十方佛，诵大乘经，思第一义甚深空法，一弹指顷，除去百万亿亿阿僧祇劫生死之罪，行此行者……是名具足菩萨戒者。”〔47〕修大乘的主因是要悟入诸法实相，读大乘经与思惟大乘义亦是要证第一义空性，证入甚深的空法，才是普贤法门中的忏悔、礼佛的最终目标。

　　(二)僧审及其弟子
　　僧审〔48〕(416-490)，俗姓王，太原祁人，少年出家，住在寿春石涧寺，诵《法华经》、《首楞严经》，专修禅定，常说“非禅不智”。听说昙摩密多在建康传授禅法，于是过江住灵曜寺，“精勤咨受，曲尽深奥”，可见他深入习得昙摩密多的禅法。后住灵鹫寺、栖玄寺，深得齐文惠王、文宣王的敬重；又刺史王敬则入房见其入定，弹指而出，赞叹他为“圣道人”。永明八年(490)卒，世寿七十五。僧审有弟子慧高、智欣等。慧高住灵鹫寺，昙摩密多遇劫贼后，邀请还寺。智欣〔49〕(446-506)，有名的成实师，曾在僧审座下出家。

　　僧盖尼〔50〕(430-493)，俗姓田，赵国均仁人。幼年出家，为僧志尼的弟子，住在彭城华林寺。元徽〔51〕元年(473)，与同学法进南游京师，住在妙相尼寺，“博听经律，深究旨归，专修禅定，惟日不足”。僧盖尼受业于“隐审二禅师”，即是僧隐、僧审二人。齐永明年间移居于禅基寺，“欲广弘观道，道俗谘访，更成纷动”，受到文宣王萧子良的供养。永明十一年(493)卒，世寿六十四。当时，禅基寺亦有法延尼，亦以禅定著称。

　　法全尼〔52〕(412-494)，俗姓戴，丹阳人。个性端庄好静，修勤定慧。初随僧宗、僧瑗通达诸经，“后师审、隐，遍游禅观”，白天则披读经典，晚上则历观禅境，不仅能宣讲大乘经典，而且“三昧秘门并为师匠”。又为东青园寺主，隆昌元年(494)卒，世寿八十三。

　　僧述尼(432-515)，俗姓怀，彭城人。宋元嘉二十四年(447)，十六〔53〕岁，在禅林寺依净秀尼出家。遍览经律，尤甚研习《十诵律》。后来，从僧隐、僧审二法师，“谘受秘观，遍三昧门”，移居禅林，为禅学之宗。后住汝南王母所捐盖的闲居寺，宋齐之季“世道纷喧”，僧述还能“且禅且寂”，受到齐文帝、竟陵文宣王的礼遇。梁天监十四年(515)卒，世寿八十四。

　　这三位比丘尼传中所说“隐审二禅师”，应该即是僧隐与僧审，他们的弘化时代为宋、齐期间，地点皆曾在建康。僧审与僧隐的禅法大致相似，二人皆重视“观佛三昧”的修习，但是昙摩密多禅法的观境更细致。同时，南朝禅法重视“禅智”，提倡修禅与礼诵，这是道安、庐山慧远以来的修学重点，成为中国佛教的禅观传统。

　　四、畺良耶舍的禅系与禅法
　　南朝禅法的修习，经常夹杂着弥陀净土信仰与弥勒信仰，常以发愿往生为归宿，这当然是因为“观佛三昧”中强调随愿往生为主要原因。但是，《观无量寿经》的译出，促进了禅观与净土信仰的结合，从而使观想念佛成为净土修行的主要法门之一。

　　畺良耶舍〔54〕(383-442)，意译为时称，西域人。善诵《阿毗昙》，精通戒律与经典。传中记载：“虽三藏兼明，而以禅门专业，每一游观，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传化诸国”，畺良耶舍对禅观有修证，而且弘化诸国。元嘉初年(424)，至京都建业，宋太祖深加叹异，住钟山道林精舍。译出《药王药上观经》和《观无量寿经》，僧含任笔受，“此二经是转障之秘术，净土之洪因”，于是广泛流通于宋土。元嘉十九年(442)，西游岷江巴蜀地区，处处弘道，禅学成群。后还卒于江陵，世寿六十。《高僧传·畺良耶舍传》后附记二位禅师僧伽达多、僧伽罗多，均是来自印度的禅僧；深明禅学，均在山中坐禅，乞食人间，宴坐林下。正是由于南朝时代大批的西域禅师进入南朝，引进了不同的禅观法门，译出禅经，传播禅法，促使了南朝禅法的兴盛。

　　现存《观无量寿经》和《药王药上观经》虽然题为畺良耶舍的译本，但是《出三藏记集》卷四“失译经”中收录了《观无量寿经》一卷、《药王药上观经》一卷。〔55〕因此现存二经是否为畺良耶舍的译本，很难确定。《观无量寿经》主要是阐述十六观，藉由假相的观想，心意集中不散乱，从而得入三昧的过程。

　　当时的建业，随畺良耶舍修习禅观，有比丘尼法辩、昙晖等。法辩尼〔56〕(？—463)，丹阳人，少年出家，为景福寺慧果的弟子。敝衣蔬饭，扬州刺史王郁非常尊崇，后来“从道林寺沙门畺良耶舍谘禀禅观”，法辩得到畺良耶舍的指导，如法修行，甚得禅法精要。大明七年(463)卒，世寿六十余。

　　昙晖尼〔57〕(422-504)，俗姓青阳，成都人。元嘉九年(432)，畺良耶舍入蜀大弘禅观，昙晖十一岁，从他习禅。十三岁出家，后又能于禅中自解佛性，“常住大乘等义，并非师受”。当时，诸名师极力问难，但无能屈者，远近闻名，有弟子千二百人。天监三年(504)卒，世寿八十三。

　　姚秦时代至宋末齐初时代，主要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昙摩密多、畺良耶舍、沮渠京声等，兼具译经僧与禅僧的身份，翻译禅经，教授禅法，促进了长安以及南朝禅法的兴盛。除此之外，亦有不少来自罽宾、西域的禅师，如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卑摩罗叉、佛陀耶舍、昙无谶、佛陀什、浮陀跋摩、求那跋摩、僧伽跋摩、求那跋陀罗等，这些大都是以“禅律”为主的西域僧，不仅通过禅法，而且重视戒律，以《十诵律》为基础，鸠摩罗什也是从卑摩罗叉学过《十诵律》。另外，陀罗尼的经典亦渐渐传入，如畺良耶舍《药王药上观经》与昙摩密多《观虚空藏菩萨经》等，这是由观佛、礼佛消业障，进而持密咒来消重罪。

　　当然，从禅法上说，主要是以“五门”修法与“观佛三昧”为主，同时由于观境中有兜率、极乐世界，禅观逐渐与净土信仰结合，对隋唐时代的净土信仰、禅宗的产生，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1〕《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第55卷，第65页上。
　　〔2〕《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第55卷，第11页上。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第213页。
　　〔4〕《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第55卷，第65页上～中。
　　〔5〕《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第55卷，第65页中。
　　〔6〕《注维摩诘经》卷三，《大正藏》第38卷，第358页下。
　　〔7〕《注维摩诘经》卷五，《大正藏》第38卷，第379页上。
　　〔8〕《大智度论》卷十七，《大正藏》第25卷，第188页下。
　　〔9〕《注维摩诘经》卷二，《大正藏》第38卷，第344页下。
　　〔10〕《大智度论》卷十七，《大正藏》第25卷，第188页上、189页中。
　　〔11〕《坐禅三昧经》卷下，《大正藏》第15卷，第281页下。
　　〔12〕《思惟略要法》，《大正藏》第15卷，第300页上。
　　〔13〕《晋书》卷一百十七，第2984～2985页。
　　〔14〕《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大正藏》第55卷，第103页中～104页上。《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0卷，第334页中～335页下。
　　〔15〕《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0卷，第334页下。
　　〔16〕《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第55卷，第66页中。
　　〔17〕对佛陀跋陀罗师承的详细考察，见徐文明：《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44页。
　　〔18〕《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大正藏》第55卷，第89页中～下。
　　〔19〕《治禅病秘要法》卷下，《大正藏》第15卷，第342页中。
　　〔20〕《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第55卷，第11页下。
　　〔21〕《出三藏记集》卷四，《大正藏》第55卷，第30页下。
　　〔22〕《众经目录》卷三，《大正藏》第55卷，第128页上。
　　〔23〕《历代三宝记》卷七，《大正藏》第49卷，第71页上～中。
　　〔24〕《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第55卷，第66页上。
　　〔25〕《出三藏记集》卷九，《大正藏》第55卷，第66页上。
　　〔26〕《高僧传》卷十一《玄高传》，《大正藏》第50卷，第397页上～398页中。
　　〔27〕玄高见佛陀跋陀罗的时间问题，见徐文明：《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第50～67页。
　　〔28〕《高僧传》卷八《玄畅传》，《大正藏》第50卷，第377页上～下。
　　〔29〕《高僧传》卷十一《法期传》，《大正藏》第50卷，第399页上～中。
　　〔30〕《比丘尼传》卷三《慧绪传》，《大正藏》第50卷，第943页下～944页中。
　　〔31〕《高僧传》卷十一《僧隐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1页中～下。
　　〔32〕《高僧传》卷十一《法琳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2页上～中。
　　〔33〕《高僧传》卷十一《智称传》，《大正藏》第50卷，第402页中～下。
　　〔34〕《名僧传抄》，《卍新纂续藏经》第77册，第355页下～356页上。
　　〔35〕《高僧传》卷七《道汪传》，《大正藏》第50卷，第371页下～372页上。
　　〔36〕《高僧传》卷七《慧观传》，《大正藏》第50卷，第333页下。
　　〔37〕《高僧传》卷三《宝云传》，《大正藏》第50卷，第339页下～340页上。
　　〔38〕《高僧传》卷三，《大正藏》第50卷，第337页上。
　　〔39〕《高僧传》卷三《智严传》，《大正藏》第50卷，第339页上～下。
　　〔40〕《高僧传》卷三《智猛传》，《大正藏》第50卷，第339页上～下。
　　〔41〕《高僧传》卷十一《慧通传》，《大正藏》第50卷，第398页下。
　　〔42〕冉云华《中国禅学研究论集》，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43〕《高僧传》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400页中～下。
　　〔44〕《高僧传》卷三《昙摩密多传》，《大正藏》第50卷，第342页下～343页上。
　　〔45〕《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第50卷，第12页中～下。
　　〔46〕《五门禅经要用法》，《大正藏》第15卷，第325页下。
　　〔47〕《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大正藏》第9卷，第393页下。
　　〔48〕《高僧传》卷十一《僧审传》，《大正藏》第50卷，第399页下～400页上。
　　〔49〕《续高僧传》卷五《智欣传》，《大正藏》第50卷，第460页下。
　　〔50〕《比丘尼传》卷三《僧盖尼传》，《大正藏》第50卷，第943页上～中。
　　〔51〕《大正藏》本传作“永徽元年”，南朝宋、齐时代无此年号，应为“元徽”。
　　〔52〕《比丘尼传》卷三《法全尼传》，《大正藏》第50卷，第943页中。
　　〔53〕“十六”，《比丘尼传》作“十九”，依元嘉二十四年(447)算，应为十六岁。
　　〔54〕《高僧传》卷三《畺良耶舍传》，《大正藏》第50卷，第343页下～344页上。
　　〔55〕《出三藏记集》卷四，《大正藏》第55卷，第22页上、中。
　　〔56〕《比丘尼传》卷二，《大正藏》第50卷，第940页中～下。
　　〔57〕《比丘尼传》卷四，《大正藏》第50卷，第945页下～946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