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在闽南

了法

一

弘一法师,浙江平湖人，1918年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法名演音。出家后旋住江浙一带寺院，在温州居住将近十年，埋头阅藏和研习律部，及闭关著述等。1928年到厦门，从此与闽南结下不解之解，渡过了他的晚年。随缘居住的有厦门、漳州、南安、晋江、永春、惠安等寺岩。法师与厦门、泉州特别有缘，更多的时间住在厦门南普陀寺、万石岩寺、妙释寺等，和泉州百源庵、承天寺、开元寺等。弘律、讲经、著述。今将法师在闽南的事迹，略作介绍

二

弘一法师第一次来闽南是1928年11月，他起初是由浙江温州坐船至上海，然后到厦门。据他自己在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南闽十年之梦影》时说；“我第一回到南闽，在民国十七年的十一月，是从上海来的。起初还是从温州到上海，是为着《编辑护生画集》的事，和朋友商量一切；到十一月底才把《护生画集》编好。那时我听人说；‘尤惜阴居士也在上海。他是我旧时很要好的朋友，我就想去看一看他。一天下午，我去看尤居士，居士说要到暹罗国(泰国)去。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我听了觉得很喜欢，于是也想和他一道去。我就在十几小时中，急急地预备着。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就赶到轮船码头，和尤居士一起动身到暹国去了。从上海到暹罗是要经过厦门的，料不到这就成了我来厦门的因缘。十二月初，到了厦门，承陈敬贤居士的招待，也在他们的楼上吃过午饭，后来陈居士就介绍我到南普陀寺来……，在方丈楼上住了几天。时常来谈天的，有性愿老法师、芝峰法师等……。诸位法师的挽留，就留滞在厦门，不想到暹罗国去了。”(《晚晴老人讲演录》第16页)

当时南普陀寺办有闽南佛学院，学僧只有二十几位，他们的态度都很文雅，而且很有礼貌，和教职员的感情也很不错，弘一法师很赞美他们。但是闽南佛学院刚刚开办不久，没有教学经验，课程门类按排很多，学僧负担很重、学习成绩不显著。弘一法师就提出一些教学改进的意见。建议把英语和算术等课删掉，佛学课却不可删，而且还得增加，把腾出来的时间来教佛学。当时搞教务工作的芝峰法师等人都很赞成，照弘一法师的建议做了改进。从此以后，学生的成绩都有显著的提高.

弘一法师第二次来闽南是1929年10月，这次在厦门的目的，主要是帮助闽南佛学院整顿僧伽教育。他说：“当时闽南佛学院的学生，忽然增加了两倍多，约有六十多位，管理方面不免感到困难。虽然竭力的整顿，终不能恢复以前的样子。”(同上)为此弘一法师就特别注意思想教育工作，曾为闽南佛学院撰《悲智》训语，并手书赠送学僧。他在训语中说：

已巳十月，重游思明，书奉闽南佛学院同学诸仁者。《“悲智”颂。》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犹如莲华，不着于水，断诸分别，舍诸执着。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心意柔软，言音净妙，以无碍眼，等视众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是为成就，菩萨之道。我与仁等，多生同行。今得聚会，生大欢喜。不揆肤受，辄述所见。倘契幽怀，愿垂玄察。(《弘一大师年谱》第107页)

同时弘一法师又为太虚大师所作《三宝歌》谱曲，深受师生们欢迎。法师在闽南佛学院时，处处以身作则，提倡戒定慧三无漏学。故每逢朔望必为学院中师生诵戒布萨，同时他的生活规律，白天讲述经律和研究外，晚上就息灯坐禅念佛。从不点灯，以免伤害螟虫。故他依律修持，深受师生的崇敬。

弘一法师第三次来闽南是1932年10月，由性愿老法师的邀请来讲律，住在万寿岩和妙释寺。1933年正月二十一日开始在妙释寺讲律。妙释寺在中山公园内，交通方便，是宣传佛法的好地方，他在妙释寺开讲《四分律含注戒本》时，曾述其弘律的本愿与经过说：“余出家受戒之时，未能如法，准以律仪，实未得戒，本不能弘扬比丘戒律。但昔时既虚承受戒之名，其后又随力修学，粗知大意，愿以一隙之明，与诸师互相研习，甚愿得有精进律仪之五比丘出现，能令正法住于世间，则余之宏律责任即竟。故余于讲律时，不欲集多众，但愿得数人发宏律之愿，肩荷南山之道统，以此为毕业之事业者，余将尽其棉力，誓舍身命而启导之。……此次在本寺讲律，实可谓余宏律之第一步，余业重福轻，断不敢再希望大规模之事业，惟冀诸师奋力兴起，肩荷南山一宗，广传世间，高树法幢，此则余所祝祷者矣。”(《弘一法师》第24页)

当时跟随弘一法师学律的许多学僧，都能勇猛精进，一天到晚的用功，从没有空过工夫，就是秩序方面也很好，大家都啧啧的称赞着，有一天已是黄昏的时候，弘一法师在学僧们宿舍前面的大树下立着，各房灯火发出明亮的光，诵经之声，又复朗朗入耳。弘一法师一时心中觉得有无限的欢慰！他在万寿岩给性愿老法师写信说：“此次讲《羯磨》约至四月八日圆满。与末学偕来寄居寺中者共十一人，皆一律过午不食，甚可赞叹。妙慧、广义诸师亦在内。”(《弘一法师书信》第34页)可见他弘律本愿之深。

三

1925年至1937年，会泉法师，常醒法师和太虚法师等先后主持闽南佛学院。当时四方衲子来闽求学者，前后有数百人，学风之盛，为全国佛学院之冠，但到后期学风稍微有所松驰，为此院长常醒法师邀请弘一法师来整顿僧教育。

1934年2月，弘一法师观察了闽南佛学院，认为整顿机缘尚未成熟，乃主张另办学院，重起炉灶、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建议创办佛教养正院，亲自草拟章程和书写院额。当时瑞今法师和广洽法师正在南普陀后山的兜率陀院，学习戒律。他就请常醒法师聘请瑞今法师为养正院教务主任，广洽法师为养正院监学，高文显教授为佛教养正院讲师。他当时给瑞今法师写信说：“弘一提倡办小学之意，决非为养成法师之人材，例如天资聪颖。辩才无碍，文理精通，书法工秀等。如是等决非弘一所希望于小学学僧者，(或谓小学办法：第一须求文理通顺，与弘一之意不同)。弘一提倡之本意，并注重读诵等，此乃是养成法师之意，在使学者深信佛菩萨之灵感，深信善恶报应因果之理，深知如何出家，及出家以后应作何事，以造成品行端方，知见纯正之学僧。至于文理等在其次也。儒家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亦此意也。谨书拙见，以备采择。”(《弘一法师书信》第373页弘一法师在佛教养正院时，自己担任训育课程，并且每星期为学僧讲课一小时，勉励学僧应该深信因果、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并鼓励学僧精读《高僧传》、《嘉言录》、《格言联璧》等。他曾经在养正院说：“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

“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不容易啊！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称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动，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南闽十年之梦影)

弘一法师在讲学时，不但重视教理的研究，而且更重视戒行的修持，可谓学行兼顾，事理圆融，造就了不少佛教僧材。

四

1937年5月22日，厦门市在中山公园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筹备委员会请弘一法师撰写运动大会会歌。为了鼓舞厦门体育健儿精神，弘一法师欣然许允，为体育健儿谱写了一曲庄严慷慨，催人奋起赴敌的战歌，其歌词是：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猖狂!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弘一法师》第60页)

1937年“七七泸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厦门的形势变得非常紧张。当时弘一法师从青岛湛山寺讲律回到厦门，住在太平岩。日机对厦门狂轰滥炸，大有进犯鹭岛之势。战火就在目前，很多人都劝他离岛稍避烽火，他却坚决不肯，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又题写自己的卧室曰：“殉教堂。”他给夏丏尊居士的信说：“厦门近日情况，仁者当已知之。他方有劝余迁居避难者，皆已辞谢，决定居住厦门为诸寺护法，共其存亡。”(《弘一法师书信》167页)

他在厦门给蔡冠洛的信中说：“时事未平静前，仍居厦门，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同上)表现了他爱国精神不惧侵略凶焰，准备随时殉国殉教的决心。

抗战时期，他对晋江庄荣标居士说：“我们佛教徒，同属国民一份子，爱国之心当不后人，捍卫国家，乃国民天职。然而佛教徒应以慈悲为本，而修持戒律，首重戒杀。但护国卫民固应尽责，而奉教信仰亦未更有所违背。正因如此，作为佛教徒，理合组织佛教救护队，担任救护工作，庶卫国奉教，两得其宜。”(《弘一法师在惠安》第89—90页)在法师的建议下晋江县成立了“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队部设在准提禅林，挑选会中较健壮的僧众教徒，集合编训。由释瑞超法师为队长，蒋文泽居士为副队长。聘请医师、教练进行演习各种救护技术，进行救护工作。

1942年弘一法师移锡晋江，住福林寺，那年九月二十日是他六十二岁的寿辰，各方寄来许多祝寿诗词。其中有柳亚子先生的二首诗，诗云：“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济世心无岐。”“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仗，打杀卖国贼。”当时跟随弘一法师学律的传贯师，送给他一束西洋种的红色菊花。弘一法师就以此为题作《红菊花偈并跋》回赠柳亚子。诗偈云：“辛已初冬，积阴凝寒，贯师赠余红菊花一枝，为说此偈：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同年冬天，弘一法师在泉州开元寺打念佛七时，书写横幅：“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分赠僧众，勉励僧众宣传抗日救国，保卫祖国。同时还常以正楷写佛号经偈，广结法缘，以此书写佛经，弘扬佛法，流传于世，令诸众生，欢喜受持，故他足迹所至之处，均有他的墨宝。在泉州有他著名的匾额“过化亭”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为泉州留下珍贵的书法珍品。

五

1930年正月，由于性愿法师的邀请，弘一法师在泉州承天寺帮助性愿法师创办月台佛学研究社，他曾说：“研究社成立不久，景象很好。真所谓人才济济，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盛况……。”当时弘一法师在那里教了两回写字的方法，遇有空闲，就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后来还编成目录，至今还留在那里。

1933年5月，弘一法师应泉州开元寺转物和尚的邀请，为诸同学讲律，并专工圈点南山钞记，圈毕自记研习南山律部。

1935年，弘一法师在泉州开元寺讲《一梦漫言》。他对明末宝华山见月律师非常崇拜，曾在厦门南普陀寺披诵《一梦漫言》时，“欢喜踊跃，叹为稀有。执卷环读，殆忘饮食，感发甚深，含泪流涕者数十次。”为什么呢？他说：“然末世善知识多无刚骨，同流合污，犹谓权巧方便，慈悲顺俗，以自文饰。此书所述师之言行，正是对症良药也。儒者云：‘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余于师亦云然。九月五日编录《年谱摭要》讫，复校阅《一梦漫言》增订标注，并记。九月十三日写《随讲别录》二纸竟。卧床追忆见月老人遗事，并发愿于明年往宝华山礼塔，泪落不止，痛法门之陵夷也。”(《一梦漫言·题记》)

同年11月应泉州承天寺邀请，于戒期中为新戒讲《律学要略》。他说：“我有一句很伤心的话，要对诸位讲。从南宋迄今六七百年来，或可谓僧种断绝了，以平常人眼光看起，以为中国僧众很多，大有达到几百万之概；据实而论，这几百万中要找出一个真比丘怕也是不容易的事。如此怎样能受沙弥比丘戒呢？既没有能授戒的人，如何会得戒呢？我想诸位听到这话，心中一定十分扫兴，或以为既不得戒，我们白吃辛苦，不如早些回去好，何必在此辛辛苦苦做这种极无意味的事情呢？但如此怀疑是大不对的。我对诸位应好好地镇静地在此受沙弥、比丘戒才是！虽不得戒，亦能种植善根，兼学种种威仪，岂不是好？又若想将来学律，必先挂名受沙弥比丘戒，否则以白衣学律，必受他人讥评。所以你们在这里发心受沙弥比丘戒是很好的！……诸位中若有人真欲绍隆僧种，必须求得沙弥比丘戒者，亦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即是如藕益大师礼占察忏仪，求得清净轮相，即可得沙弥比丘戒。‘末世欲得净戒，舍此占察轮相之法，更无别途。因为得清净轮相之后，即可自誓总受菩萨戒，而沙弥比丘戒，皆包括在内，以后即可称为菩萨比丘。礼占察忏得清净轮相，虽是极不容易的事，倘诸位中有真发大心者，亦可奋力进行。这是我最希望你们的。”(《晚睛老人讲演录》)第10—11页)

1938年元旦，弘一法师在晋江草庵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继至泉州承天寺、梅石寺院、开元寺、清尘堂，及漳州，惠安等地讲经。在泉州他给王正帮居士写信说：“近已返泉州，居承天寺。今年在各地弘法甚忙，法缘殊盛。(在安海演讲，听众近七百人。近返泉州，军官来谈者甚多。)但自惭道德学问皆无成就，勉力支持，至用汗颜耳。……(《弘一法师书信》第270页)

1942年2月，弘一法师应惠安县县长石有纪的邀请，赴灵瑞山讲经。当时弘一法师即约法三章：“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不送不请斋为约。在山讲经一月后，即往泉州百源寺，旋居温陵养老院。那年郭沫若先生写信，请求法书，弘一法师为写寒山诗：“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伦比，教我如何说。”赠给郭沫若先生。七月在开元寺讲《八大人觉经》。九月初一日写：悲欣交集。四字交给妙莲法师，九月初四日，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睛室，享年六十三岁。

六

综观弘一大师在闽南的十余年中，始终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阐教宏律，一心念佛，培养了一大批僧材。如现在居于海外弘法的瑞今法师、广洽法师、广净法师、广余法师、广义法师等，和国内的圆拙法师、妙莲法师、传声法师、梦参法师等，都是他的学生，为中国佛教和世界佛教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给后人留下永恒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