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事钞》为中心·

释胜心

　　亲近善士、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是佛法的正常修学步骤，佛法的教学也是在师弟相摄中得以传承。《行事钞》之《师资相摄篇》的意义正是为此提供了一种标准。
　　 自从藏传佛教典籍《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翻译并受到重视以来，依止善知识被许多学佛者所推崇，尤其是密宗渐热的情况下。由于长期以来，基于佛法常道的修学体系的中断，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变得含糊起来。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中，佛法的教学面临着现代社会前所未有的挑战。
　　 道宣律师所处的历史时代，正值玄奘法师新译完成不久，印度佛教被系统完整介绍到时中国，中国佛教处于辉煌时期。在此背景下，道宣律师所作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以其广引经论，采诸家之长而成，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值得我们学习。

　　师在佛法中有五种，与一般所说的善知识不同，这里说的是得戒和尚与依止阿阇梨，在得戒和尚无法教导弟子时，负责教导弟子的老师称为阿阇梨。对二师的条件，除注重德行外，还以受戒年限为标准，《行事钞》中说“一简年十岁已上；二须具智慧；三能勤教授弟子”。
　　 而弟子，指的是受具足戒后五年以内，一般情况下，依律，受戒后五年内的比丘都需要进行依止。对于五年后戒律的学习仍不合格者需继续依止乃至尽寿。《行事钞》中引《十诵》说：“受戒多岁，不知五法，尽形依止。一不知犯；二不知不犯；三不知轻；四不知重；五不诵广戒通利。”
　　 比丘在五年之后，仍需善知识的指导，只是此时师弟间在佛法中没有了严格的法定约束。《行事钞》中说：“然五岁失依止，约教相而言，据其自行，终须师诲”。
　　 而在此范围内的师弟关系，在佛法中具有类似法律式的效应，只要关系存在，双方都有相应的权利和责任。依止师负责对弟子佛法上的教导、行为上的监护和生活上的关爱与供给。弟子则需依教奉行并在日常生活中承事依止师，不仅如此，弟子日常生活的主要行为，均要禀白依止师，由依止师决定应行与否。《行事钞》中引《律》中说：“唯除大小便，用杨枝，不白”，“ 一切所作皆须白师。唯除礼佛法僧”。这种严格的监护是师资相摄的核心。
　　 由此，可以看出师资相摄的教学范围虽总括三学，如《行事钞》中说“日别三时，教三藏教法。”但其教学核心是戒学。在三学中，戒学是基础，作为比丘，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有相应的戒律作为依据。一方面，戒律的持犯与否不是马上可以知道的，依止师有至少十年的持戒经验，可以通过言传身教与潜移默化给弟子以正确地指导；另一方面戒律的养成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人往往是按照自已的习气来做事，为了养成良好的戒行，也需要依止师的监护。而在正常的佛教教学中(指依教下由闻思修而趣入佛法，别于禅宗等特殊方法)，当戒学的修习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定慧就可以顺势而正确地开展(详见南传《清净道论》)。对此《行事钞》中谈到依止之意时说：
　　 新受戒者创入佛法，万事无知动便违教，若不假师示导进诱心神，法身慧命将何所托？故律中制：未满五岁；及满五夏愚痴者，令依止有德，使咨承法训匠成己益。

　　1．关系的民主性
　　 师弟之间关系是确定在双方互相选择的基础上的，具有自愿、民主的特点。弟子请依止师前需经过观察，对此，《行事钞》中引了许多律和经作为依据，如“《摩得伽》云：凡欲依止人者，当好量宜，能长善法者。”同样，师对弟子也需进行观察，如：“若疑应语小住。六宿观之合意为受。”
　　 当弟子觉得师不合适时或师命其所作不合法合律时，可以呈白师放弃这种关系，对于依止师而言，也是如此。如《行事钞》中说：
　　 《十诵》云：比丘沙弥得和尚知不能增长善法者，应白师言：“持我付嘱某甲比丘。”师应筹量，彼比丘教化弟子何似，其众僧复何似。好者应付之，知不具足更付余师。若和尚不好当舍去。
　　 弟子若欲出外参学时，《行事钞》中说：
　　 若欲游方者，和尚应送。若老病应嘱人，当教云：汝可游方，多有功德，礼诸塔庙，见好徒众，多所见闻，我不老者，亦复欲去等。
　　 但师弟关系的民主作风，并不意味着随意，纵使师有不如法之处，但若能悔，不可舍去。对此《行事钞》中有这样的语句：“若和尚能除贪等三毒，此名醍醐最上最胜，不得离之。”一般而言，可以用下面的四料简进行判别：
　　 和尚有四种：与法不与食应住，与食不与法不应住，法食俱与应住，法食俱不与不应住。不问若昼若夜应舍去，阿阇梨亦尔。

　　2．相摄的双向性
师资相摄是面向师弟双方的，其内容包括佛法和生活两个方面：
　　 (1)佛法上的互相增益：
　　 在佛法的教学上，不但依止师对弟子有指导的作用，弟子对师父也有督促作用。如《行事钞》中说：
　　 众僧与师作治罚，弟子于中当如法料理，令和尚顺从于僧。设作，令如法不违逆，求除罪。令僧疾与解罪。
　　 若和尚犯僧残，弟子当如法劝化令其发露，己为集僧，作覆藏六夜出罪等……
　　 和尚有疑事，弟子当以法以律如法教除……
　　 若恶见生，弟子教令舍恶见住见……
　　 但师弟关系的民主作风，并不意味着随意，纵使师有不如法之处，但若能悔，不可舍去。一般而言，可以用下面的四料简进行判别：
　　 应软语谏师，应作是不应作是，若和尚不受语者，应舍远去。若依止，师当持衣钵出界一宿还。若和尚能除贪等三毒，此名醍醐最上最胜，不得离之。
　　 (2)生活上的互助
　　 师弟之间的关系除了佛法之外，还有着类似世间父子般的伦理关系。师对弟子应慈护、关爱，并提供衣食之便；弟子则对师以敬爱顺从，照料其生活起居，如洗足、摩背、倒小便等。

　　3．方法的人性化
　　 师资相摄法中，依止师的主要责任之一，就是对弟子负有行为上的监护责任。当弟子所做不如法如律时，依止师应对其进行诃责。在实施诃责之前，依止师应充分考虑到弟子的根性，是本来就缺少惭愧，还是一直都比较谨慎，偶尔误犯；自己的内心是出于慈悲，还是嫌恨；所犯的罪是轻还是重，进行诃责若与否。如《行事钞》中说：
　　 虽犯小罪，情无惭耻理合诃责。若心恒谨摄，脱误而犯，情过可通，量时而用，不必诃止。
　　 凡欲责他，先自量己内心喜怒。若有嫌恨但自抑忍，火从内发先自焚身，若怀慈济又量过轻重。
　　 在具体实施诃责时，先要告诉他错在何处，然后再根据具体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诃责。如《行事钞》中说：
　　 又依诃辞进退，前出其过，使知非法。依过顺诃，心伏从顺。若过浅重诃，罪深轻责。或随愤怒，任纵丑辞。此乃随心处断，未准圣旨。本非相利，师训不成。宜停俗鄙怀，依出道清过，内怀慈育，外现威严，苦言切勒，令其改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道宣律师依律指出了正确的诃责方法，如《行事钞》中说：
　　 一我今诃责汝，汝去(由过极重遣远出去)；二莫入我房(得在寺住在外供给)；三莫为我作使(容得参承入房)；四莫至我所(外事经营不得来师左右；依止师诃改云汝莫依止我)；五不与汝语(过最轻小随得侍奉)。
　　 并注意到当时教界的一些流弊，广引经论，极力反对体罚杖责；对妄引经论，指出其错解之处，可谓用心良苦。如《行事钞》中说：
　　 自三世佛教，每诸治罚，但有折伏诃责，本无杖打人法。比见大德众主，内无道分可承，不思无德摄他，专行考楚。或对大众，或复房中，缚束悬首，非分治打。便引《涅槃》三子之喻。此未达圣教，然彼经由住一子地悲，故心无差降，得行此罚。即《涅槃》云：勿杀勿行杖等。此言何指。不知通解，辄妄引文。纵引严师，此乃引喻，不关正文。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之上的，充分的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4．形式的灵活性
　　 在正常情况下，依律，比丘在受戒后五年内的都需要进行依止，对依止之事的要求也很严格，如《行事钞》中引说：
　　 《十诵》，无好师听五六夜，有好师乃至一夜不依止得罪。《摩得伽》：至他所不相谙委。听二三日选择。此律亦尔。
　　 《五百问》云：若不依止饮水食饭坐卧床席，日日犯盗。
　　 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灵活运用，开许不依止。对此，《行事钞》中提到几种情况：
　　 (1) “守护住处”、“有病”、“看病”、“自有智行，住处无胜己者”时，可以暂时不依止。
　　 (2)“乐静”(即住在阿兰若处)、“饥俭世无食”时，“若恐饿死，当于日日见和尚处住，恐不得者，若五日十五日若二由旬半若至自恣时，一一随缘如上来见和尚”。也就是定期接受教导检查，平时并未在身边依止。
　　 (3)“行道称意所，《五分》：诸比丘各勤修道无人与依止。当于众中上座大德心生依止敬如师法而住”。也就是没有具体依止某人，而是随大家一起接受某人的教导，前提应是可以做到“行道称意”，即能够起到实际的效果。

　　5．教学的实效性
　　 针对当时依止与教学中的误区，指出师资相摄要注重实际效果，为师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勤教授弟子”。
　　 对于教诫繁重，无法落实之弊，《行事钞》中说：
　　 今听讲禅斋，初学者并令依止。每日教诫，过成繁重。不行不诵，徒设何益。
　　 对于摄徒过多的情况则指出这样做，根本无法成立真正师资相摄，有名无实，如：
　　 比有大德多人望重，每岁春末受戒者多。一坐之间，人来投请为和尚者，或十、二十，及至下座，独己肃然。此则元无两摄，成师之义略同野马，极而言之，受同阳焰。

　　师资相摄是佛法教学得以展开的最直接的环节，它意味着通过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来实现佛法在现实中的传递。自释文希于公元1906在扬州天宁寺开办“普通僧学堂”，随后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中国的僧教育就开始走向以佛学院为中心的模式。虽然，近年来，教界对佛学院式的教学提出了一些反思，但比对中国台湾、日本、东南亚等地佛教发展的现状，再看一看藏传佛教近五百年来的历史。显然，佛学院式的教学有其成功之处。应该说，在未来佛学院仍将是僧教育的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办好佛学院，而不是否定其作用。在佛学院中教学得以开展的基本环节仍在师生之间，师资相摄法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1)正常教学系统中的善知识
　　 由前可知，《行事钞》中的《师资相摄》是以一个出家人在具备了正式的身份(具足戒)之后到完成独立的僧格(可以在戒律的行持上离开师父)为中心的，重在培养戒律的行持。与之相应的依止师则是在正常教学系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善知识，而不一定是有名的大德。在佛法的修学中能够得到名师的指点，是每一人都梦寐以求的理想。希望能够通过明眼人的指点，少走一些弯路，虽是人之常情，却多少含投机取巧的意图。在正常的教学系统中佛法是由闻思修、戒定慧渐次而成。超越了次第，也就缺乏相应的基础。如没有完成戒学的基础，想要进一步达到定学乃至慧学的圆满是不可能的。如果按一定的次第而入，其中并没有什么玄机之处，而高人之指点，也还是建立在完成了相应的基础之后的点睛之笔。
　　 正常教学系统中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善知识的价值，就在于帮助学人完成佛法修学中的基础构建，相对汉传佛教而言，藏传和南传佛教由于保留了由闻思修、戒定慧而构成的正常的教学系统，故而能够在今天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
　　 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善知识的存在，才使得在佛法的教学中师弟之间可以进行经常性的交流，从而保证了教学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和督促反馈的方式得以进行，使得教学起到了真正的效果。反之，纵使依止了名师，如果师父很忙，没有时间；或者弟子太多，无暇顾及，师弟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依止也就失去了意义。
　　 汉传佛教佛学院式的教学，虽有一些不如意之处，但在总体上是朝着建立由闻思修、戒定慧而构成的正常的教学系统而努力，其中的任课老师和学生之间也可以建立起合于今天时代的相摄关系，现代教育中的导师与辅导员制度与师资相摄有类似之处，可供借鉴。

　　(2)注重佛教的师范教育
　　 无论是佛法还是世间法，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之处。就世间而言，教育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佛法的教学与之有着相通的一面。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在师资相摄法中存在着的一些基本特点，如民主性、双向性、人性化、灵活性、实效性，这些恰恰都是现代学院式教育所主张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不应该否定学院式的教育，而是应该思考如何在学院式教育的优点中去贯彻佛法的教学。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多样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人们见闻觉知的对象都空前地发达，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很难被某种单一的模式所束缚。出家人也是一样，面对着复杂的环境，要保证教学的有效，研究和实践中的灵活多变的教学技巧必不可少。许多佛学院的老师都有着一定的佛学基础，但仅此还不够。如果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师范教育，借鉴现代教育学的成果，岂不能更好地成就所谓的“说法善巧”。
　　 佛法是不共世间的，一部分学佛者以此为由，高举着卫教的旗帜，反对佛法对世间善法的善用，以为那样便是对佛法的玷污。殊不知，佛法从来不否认世俗谛的相对缘起，而流传于世间行之有效的规律，必是从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正确的缘起法。这是应该为我们所用的，世上本无绝对的缘起，缘起就意味着没有绝对。不可以以此为藉口，否定在现实环境中对客观规律的尊重。
　　 事实上，对佛法认识上的错误认知是当前汉传佛教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缺乏对传统的有效继承，使得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很茫然，要么不知所措，要么抓住一些一知半解的东西当作救命稻草。不能够从全部佛法的角度出发，深入问题的本质去正确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行事钞》所表现出来的教学特点，多有《律》及《经》为证，佛陀昔日制戒的一大原则，就是依缘起而制戒。戒律的制定往往会因具体的情况而有初制、再制和定制，这其中的变化是因具体的缘起而有，体现的是对当时缘起的的尊重。这些教学特点，今天如果不能把握其实质内涵，仅是简单照抄，或许仅仅会成为一种形式而无法起到相应的作用。所以在现实的缘起中，依照教育本身的规律去探寻更为具体、有效的教学方式才是活水之源。因此，正规的师范教育对师才的培养决非可有可无。

　　(3)以僧团为中心的教学相长
　　 佛法的住持离不开僧团的正常运转，僧团的正常运转所依靠的是戒律。世尊制戒的原因如《摩诃僧祇律》卷1云：“一者摄僧故；二者极摄僧故；三者令僧安乐故；四者折伏无羞人故；五者有惭愧人得安隐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于现法中得漏尽故；九者未生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完整的戒律，尤其羯磨制度的执行，只有在僧团中才易完成的。在僧团之中由于有互相督促和互相劝谏的作用，戒律的清净也易于完成。《师资相摄》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而且其重点也在戒学方面。
　　 如前所说，不仅师父对弟子有监督指导的作用，弟子对师父也可有所促进。双方体现的是一种教学相长的良性发展，其结果是促进了师弟双方，使得整体而不仅是个人，都有所增上。通常，谈到依止善知识时，都只注重单方面的遵从，更多的是强调“视师如佛”般的膜拜，而忽视了其中的双向性和民主性。古人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忽视了双向性和民主性，其结果，从好的方面说，仅仅有利于弟子的培养，况且还不一定；而对师父而言则缺少了一些发现自己不足，从而进一步提高的机缘。对僧团而言，久而久之，易形成集权和一言堂的倾向，不利于僧团正常健康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思想在近代有一变化，就是认为教育的目的由培养出色的个人，转向注重对社会的改良。僧团也是一个社会群体，从《阿含经》及《律》来看，我们会发现其中早已具备重视僧团的理念，只是在长期的流变中逐渐失去其本色而已。
　　 《师资相摄》的正常开展离不开僧团的健康运转，只有在僧团的正常运转中，才能形成良好的道风，师弟间的教学才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在戒律、教学和僧团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健康的僧团如《行事钞》所言：
　　 界中行者安神进业，若斯御众何事不行，既行正法，何人不奉，岂止僧徒清肃息俗归真，方能扶疏道树，光扬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