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门与婆罗门

日期：2006年4月11日

地点：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谢希德演讲厅

演讲：昭慧法师

讲题：缘起、护生、中道——佛教伦理学的系统理论

整理：传法(依演讲之部分内容摘记)

      身为一位佛学研究工作者，在宗教系所中与各宗教学者互动，也在宗教场域与各宗教教牧人员进行宗教对话，个人感觉是获益甚多。因为长久浸淫在佛学研究领域，已习惯用佛学语言、专有名词，建构一个自我满足的概念世界，不知不觉中，忽略了许多原本自认为理所当然的讯息。这就如同空气，平常我们不会去想空气存在不存在的问题，但当我们进入一个密闭空间，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才恍然觉悟空气存在的重要性。所以，宗教对话带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虽然我专注在佛学研究中，也有某些问题意识，可是一旦跨越佛学领域与其他宗教及学门对话，很多我原本认为理所当然的佛教讯息，因为有了“对照组”，忽然发现这些资讯的丰富与可贵。我因此也偶尔抽离习惯性的佛学语言，用一般性的语言来表达佛法。

      昨天与李正有居士、马洵侃居士在精舍谈到仪轨问题时，带到了一个观念，在此与大家分享。马居士问到，南传与藏传佛教正在中国蓬勃发展，汉传佛教何去何从呢？我从世界佛教的宏观角度来看这个问题。首先、汉传佛教的仪轨，文化特性太高，包括我们的服饰、建筑、礼仪，因为中国文化的气息太浓厚，让异文化的西方人不容易接受。

      而南传佛教，其他的不说，它的禅观是跨越文化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身体、呼吸，他就可以学习禅观，这具有跨越文化的特质；而且他们的国家过去大都是殖民地，因此他们的英语能力很好；这两个原因，使得他们在欧美弘法比较没有障碍。

      而藏传佛教，自从西藏被中国统治，达赖带领一批喇嘛出走，必须在西方世界立足，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勇猛地学习英语以求生存，因此语言沟通不是问题。再加上喇嘛们分享着达赖喇嘛的光环，而藏密的禅观次第也非常清楚、方法明确，所以虽然藏传佛教的文化特性也很高，却能在西方社会广为发展。

      反观汉传佛教，西方人大都只熟悉铃木大拙的日本禅宗，中国僧侣英文程度普遍不高，加上文化特性太高，其仪轨让西方人有所隔阂。而且，汉传佛教的僧侣到西方，因为有许多华人可以供养他们，他们在华人圈子里的弘法与经忏就已忙不完了，比较没有生存竞争的压力，因此不必积极拓展宣教的空间，也就更没有训练出良好的英语能力。

      因此，汉传佛教要在世界佛教中立足，它的利基是什么呢？就是“人间佛教”——社会关怀或社会参与。像慈济，不论到国内外哪个地区，做的就是济贫、救苦、赈灾，那是跨越文化界线的，因为那是契应人性普遍的需要。所以，大乘佛教、人间佛教才是汉传佛教的特色，我们不要搞错方向，老是谈隐遁独善，老是在经忏仪式中打转。

      谈到仪轨，台湾也有团体，完全跳脱传统梵呗，发展现代的佛教仪轨与音乐，因此马洵侃居士也问到：佛教仪轨是否需要改革？由谁来改革？如何改革？我当时回答：重点不在仪轨一定要改革，因为，在尊重多元的佛教场域里，为了摄受老中青世代不同的人，仪轨或音乐朝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而且，仪轨有其存在的需要性，它可以让人在生命每个关键的情境中，依于仪轨而得到祝福与安慰，不知不觉间让宗教根植在庶民生活当中。我常说：为何在印度，伊斯兰教摧毁了佛教，却无法消灭印度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摧毁佛教的寺宇、佛像、经书、僧侣，佛教就完了，相对的，每个印度人从生到死的所有仪轨，都有婆罗门教贯穿其间，印度人在无以计数的仪轨中，反覆操练着婆罗门教的思想，婆罗门教与印度人民血肉相连，这是它不易被消灭的原因。

      所以，佛法要常住世间，不能只靠禅观修持或精英分子的学术研究，广大的庶民未必都到达了这个层次。可是若要让庶民在佛教中种得善根，那么，简单、庄严、清净的仪轨是需要的。至于仪轨由谁来做、什么形式，并不重要，各取所需就好。

      接着谈谈我在宗教学研究中的一项体会。综观所有文化及宗教，必是依于人生命中深层的心灵需要，以及社会性的需要，于是产生了两种人——沙门与婆罗门。沙门，是修行人；婆罗门，是仪轨的主持者，在西方叫做祭司，天主教中按立为神父。天主教的方式非常好，它在所有沙门——教士中，精选一部分的人，经过重重训练与层层考验，才让他们晋铎成为神父——天主教中的婆罗门。由神父主持弥撒(仪轨)。进入到顶尖层次的神父，所主持的弥撒，非常神圣庄严，如此避免了仪式浮滥、浅俗的弊端，保持着高水准的宗教格调。但是即使如此，在中世纪仍然出现因为教权高涨而教士腐化的现象，因为主持仪式，最容易与庶民互动，从而获得经济利益或种种地位权柄，这就让沙门在婆罗门这个位置上，慢慢地沉沦下去。因此，才会有马丁路德起来呼吁宗教改革，主张“万民皆祭司”，让仪轨成为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事，不劳祭司专职为之。

      而佛教在这方面的适应，也是左支右绌的。由于中国传统素有“厚葬久丧”的文化，受到这种丧葬文化的影响，仪式变得非常繁冗，许多沙门(修行僧)成了专职的经忏僧(婆罗门)。这些沙门花太多时间去做婆罗门的事情，在主持仪轨中获得了许多利益，可是他们并不是经过层层重重的考核，所以反而在佛教中被认为非菁英的僧侣，是次要而地位不高的。这些形同祭司的佛教沙门，成为佛教发展中被垢病的一群僧侣，许多经忏僧论件计酬的议价行为、散漫糜烂的生活方式、放逸失格的言行举止，成为让别人攻击佛教的把柄。总之，佛教的婆罗门而不像天主教的神父那般，拥有高尚的社会地位，主持着庄严优雅而让人神往的弥撒。

      如果大部分的僧侣都投入婆罗门的工作，那将如何提升佛教中不可或缺的禅观与义学层次呢？禅观牵涉到人性深层的需求，义理与教史的研究与讲述，则是思想与文化传承的过程，这些部分若被忽略了，仪式就形同失去了魂魄的躯壳。
难道仪式可以不存在吗？我想还是应该存在的。所以“万民皆祭司”的观念是很有道理的，在家居士不妨分担仪式的工作，而不要光是由出家众承担，让出家人回归到“沙门”的角色中，将重点放在义理的宣讲与禅观的修学。但不排除某些资质与才情适合在仪轨方面发展的僧侣，重要的不是他们讲学、修持还是主持仪轨，而是把握住“佛法无价”的精神。不论是义学的研究，或是禅观的教导，还是仪轨上与信徒互动，都要保持“佛法无价”的精神，不要沦为与人议价的婆罗门，尽量过着清净的生活，才能维持自己的素养与佛教的水准。

      之所以会作这样的观察，正是因为我跨越了佛教的领域，实地参访其他宗教(如天主教、道教)的僧院与仪轨，参照印度宗教史，而发现到任何宗教，都有类似沙门的修道人与类似婆罗门的祭司，综合对照，而有了如上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