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中“四摄法”的基本内容及其社会价值

内容提要：佛法中的“四摄法”，是佛教徒实践菩萨道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通过相关经论对“四摄法”的解说的疏理，对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法”的基本内容作了概括；并指出佛教“四摄法”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对“四摄法”的运用，建立起社会大众与佛教徒相互融洽的关系，从而达成弘法的宗旨；另外，文章还指出“四摄法”的社会价值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通过对四摄法的实践，可以建立起对社会的奉献精神，养成语言的艺术，培养起敬业精神，树立起互利互惠的共享精神，从而化解物质文明及科学技术进步带给人类负面的人与他人、人与自我间的矛盾，促使社会大众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关键词：四摄法、基本内容、设立目的、社会价值

一、绪言

自佛陀创立佛教以来，佛陀一生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从现行流通的佛陀言教来看，佛陀不但鼓励佛教徒应遵循五戒、十善、四谛、八正道等修持方法，努力净化身心，升华自我，完善个人修养，而且更倡导佛教徒应把完善个人修养的行动融入到为社会大众无私奉献的情怀中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佛教徒在“自利”的同时又要“利他”的修养理念。为此，佛陀还特别提倡佛教徒将“利他”作为菩萨道的发出点和基本目标。千百年来，佛陀提出的这种自利利他的菩萨道精神，鞭策着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一方面自觉自律、精进学修，完善自我人格的升华和修养；一方面以利他慈悲的情怀，积极投身于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慈悲事业和福利事业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佛陀对“利他”的菩萨行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四摄法”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佛陀提出“利他”原则的细化和行动准则。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通信技术的完善，交通工具的发达，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经济一体化、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这一进程为社会大众的物质及生活提供了许多便捷，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物质生活的相对丰富与精神生活的贫乏形成反差，蕴藏着潜在的生存危机及价值(精神)危机。这些危机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及人对社会的奉献精神也随之衰落。面对以上社会现象，当前社会大众必须冷静思考并作出回应。

笔者以为，佛教文化在这一领域中是能发挥积极作用的，这是时代提供佛教徒弘法利生的历史机遇。有鉴于此，笔者以佛法中的“四摄法”为契入点，对以利益社会大众为起点的“四摄法”的基本内容，通过各种经论作一些疏理和概括，并对其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价值进行辨析，目的在于增强社会大众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面对生活的勇气。这只是一种粗浅尝试，并以此就教诸贤达。

二、相关经论对“四摄法”的解说

“四摄法”，梵语catvāri samgraha-vastūni,巴利语cattni samgaha-vatt hūni。若按梵、巴语的直译，意即“四种把握法”。也就是佛教徒在修学菩萨道的过程中感化(摄)众生的四种方法。又作四摄事、四集物，简称四摄、四事、四法，即布施摄、爱语摄、利行摄、同事摄。对于“四摄法”的运用及其内容，各种经论中有不同侧面的解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杂阿含经》、《梵网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等。

如《杂阿含经》卷二十六中说：何等为摄力？谓四摄事。惠施、爱语、行利、同利[1]。在此，佛陀明确地提出四摄事即惠施(布施)、爱语、行利(利行)、同利(同事)，并进一步解释说：若最胜施者，谓法施；最胜爱语者，谓善男子乐闻，应时说法；行利最胜者，诸不信者能令入信，建立于信，立戒者以净戒，悭者以施，恶智者以正智令入建立；同利最胜者，谓阿罗汉以阿罗汉，阿那含以阿那含，斯陀含以斯陀含，须陀洹以须陀洹，净戒者以净而授于彼。[2]

佛陀于此明确指出并加以赞叹，最殊胜的布施就是用佛法去利益众生。最殊胜的爱语，就是根据众生的兴趣(乐闻)而调整说法的语言(应时说法)。最殊胜的利行(行利)，就是根据众生心态，而分别教以能对治(调整)其心态的方法：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想办法让其建立信仰；对于持戒的人，教导如何持戒清净；对于悭吝不舍的人，教导其修布施(奉献)法，对于认识不正确的人(恶智者)，通过各种途径让其达成正确的认识(正智)。最殊胜的同事(同利)，就是根据众生的不同身份(以罗汉四果为例)，而以其相应的身份去引导他。在这里，我们明显地感到“四摄法”的内涵并不宽泛。

对于“四摄法”，佛陀在《梵网经》中也有解说，如该经卷上说：若佛子，施心者，能以施心被一切众生，身施、口施、意施施、财施、法施。教导一切众生内身外身同城男女田宅，皆如如相，乃至无念财物，受者施者亦内亦外无合无散，无心行化达理达施，一切相现在前行。若佛子，好语心者，入体性爱语三昧第一义谛法语义语，一切实语者皆顺一语，调和一切众生心无嗔无诤。一切法空智，无缘常生爱心，行顺佛意，亦顺一切他人，以圣法语教诸众生，常行如心发起善根。

若佛子，利益心者，利益心(生)时，以实智体性广行智道，集一切明焰法门，集观行七财，前人得利益故，受身命而入利益三昧。现一切身、一切口、一切意，而震动大世界，一切所为所作，他人入法种、空种、道种中，得益得乐。现形六道，无量苦恼之事不以为患，但益人为利。

若佛，同心者，以道性智同空无生法中，以无我智同生无二，空同原境，诸法如相，常生、常住、常灭，世法常相续流转无量，而能现无量形身色心等业，入诸六道一切事同，空同无生， 我同无物，而分身散形故，入同法三昧。[3]

从《梵网经》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佛陀对“四摄法”的内涵的解说比《杂阿含经》中的解说有更加明朗化的倾向。在布施摄中，佛陀对受布施的对象(一切众生)，布施的实体(身施、口施、意施、财施、法施)以及布施的心态(三轮体空)[4]都作了详细的说明，比《杂阿含经》中单只提到以法施为内容的布施更加宽泛。在爱语摄中，基本上仍是以说法为内容，但在说法的心态及对象上，也有了明显的扩充。在利行摄上，对利行的办法(以实智体性广行智道，集一切明焰法门，集观行七财)及目的(前人得利益故受身命，他人入法种、空种、道种、得益得乐)乃至心态(现形六道，无量苦恼不以为患)，都比《杂阿含经》的内容要深入得多。在同事摄上，对同事的基本原则作了规定，即除了与大众打成一片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大众进入佛法(分身散形故，入同法三昧)，这比《杂阿含经》中只注重随其身份而适应其身份的原则更明细化。

而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在介绍菩萨修学菩萨道的法门时，只是简单地提到：以四摄法饶益有情……行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5] 佛陀并没有作详细的解说，唐·良贲(717-777)大师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中，广引经论，对“四摄法”的内涵及作用，作了进一步的解说：四摄法者，摄有情故。《成实论》云：一者布施，衣食等物摄取众生(生活用品等财施)；二者爱语，随意语言取彼意故(随众生兴趣而使用不同的语言)；三者利行，为他求利助成他事(随众生的需求而帮助他达到目的)；四者同事，如共一船，忧喜同故。[6]

良贲大师引《成实论》的观点，可以看出与《阿含经》中“四摄法”的内容，除了布施外，是基本相同的，但比起《梵网经》中“四摄法”的内容，又显得过份笼统。

除了以上经典外，有的论着中对“四摄法”的内涵也作了解说。如《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卷第九说：四摄者：一布施摄事，二爱语摄事，三利行摄事，四同事摄事。云何布施摄事？答此中布施者，谓诸施主布施沙门及婆罗门、贫穷、苦行、道行乞者，饮食、汤药、衣服、花蔓、涂散等香，房舍、卧具、灯烛等物，是名布施。复次如世尊为手长者说：长者！当知诸法布施中法施最胜，是名布施。云何爱语摄事？答此中爱语者，谓可喜语、可味语、舒颜平视语、远离颦蹙语、含笑前行语、先言庆慰语、可爱语、善来语，谓作是言善来具寿，汝于世事可忍，可度安乐住不，汝于饮食、衣服、卧具及余资缘勿有乏少，诸如是等种种安慰，问讯语言名善来语，此及前说总名爱语；复次如世尊为手长者说：长者！当知诸爱语中最为胜者，谓善劝导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属耳听法，时时说法，时时教诲，时时决择，是名爱语。云何利行摄事？答：此中利行者，谓诸有情或遭重病，或遭厄难困苦无救，便到其所起慈愍心，以身语业方便供侍，方便救济，是名利行；复次如世尊为手长者说：长者！当知诸利行中最为胜者，谓不信者方便劝导，调伏安立令信圆满，若破戒者方便劝导，调伏安立令戒圆满，若悭贪者方便劝导，调伏安立令施圆满，若恶慧者方便劝导，调伏安立令慧圆满，诸如是等说名利行。云何同事摄事？答：此中同事者，谓于断生命深厌离者，为善助伴令离断生命，若于不与取深厌离者，为善助伴令离不与取，若于欲邪行深厌离者，为善助伴令离欲邪行，若于虚诳深厌离者，为善助伴令离诳语，若于诸酒深厌离者，为善助伴令饮离诸酒，诸如是等说名同事；复次如世尊为手长者说：长者！当知诸同事中最为胜者，谓阿罗汉、不还、一来、预流果等，与阿罗汉、不还、一来、预流果等[7]。

从以上的解说中可以看出，《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对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四摄法”的解说是比较详细的。首先，对布施的解说是分作两个层面进行的。第一层面是财施，对财施的对象，也有具体的罗列。如：沙门(出家人)、婆罗门(掌管国家宗教祭祀的群体)、贫穷、苦行道行乞者。并对财施的实体，都一一指出。如：饮食、衣服、花蔓、涂香、散香、房舍、卧具、灯、烛等。另一层面是法施，就是为社会大众解说佛法。其次，对爱语的解说，也是从两个层面加以说明的。第一层是善于运用世间语言，根据不同的情况，运用慰问语使其“舒颜平视”，运用可喜的语言，使其“远离颦蹙”(不好的脾气)等。另一层面是善于运用佛法语言，教导他人努力修学佛道。另外，对于利行的解脱，还是从两个层面进行解说的。第一层面是属于世间的，就是当他人在遭受危难时，想尽办法帮助他人度过难关；另一层面是出世间的，对于没有信仰的、毁破戒法的、悭贪不舍的、认识不正确的，都视其情节予以开导和规劝，令其改过自新。再者，对于同事的解说，仍然是从两个层面来加以解说的。第一层面是对世间行为的化导；另一层面是出世间层面的随顺。总之，从以上文字的解说中可以看出，对“四摄法”的解说比以上经典的解说更明确、更透彻、更易于佛教徒对“四摄法”的内容及操作方法有具体的把握。

三、综合分析“四摄法”的基本内容

通过以上经论对“四摄法”的解说，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四摄法”的内容，有从原则化到明朗化的过程。因此，在内容上便有狭窄及宽泛的不同。但如果将以上经纶对“四摄法”内容的解说加以综合概括，应该基本上能掌握“四摄法”的精神。

1．“四摄法”中布施的基本内容：

对于“布施”的实体，《杂阿含经》中提到了法施，《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只提到了财施，而《梵网经》中不但提到了财施，也还提到了法施，并且把身、口、意施与财、法两施并列，于此，我们似乎可以将身、口、意的布施理解为能力(财能)、知识、技术的布施。可在《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中，对于布施的实体作了更细化的解说，对受布施的对象“一切众生”细化到“沙门及婆罗门、贫穷、苦行道行乞者”。还将财施细化到“饮食、汤药、衣服、花缦、涂香、散香、房舍、卧具、灯、烛”等日常生活用品。同时还称赞法施是所有布施中最殊胜的布施[8] 。因此，综合以上内容，我们觉得“四摄法”中的布施摄应有以下几项基本内容：

(1).法施(用佛法教化众生)；

(2).财施(一切资养生命的基本日常生活用品)；

(3).身施、口施、意施(个人能力、知识、技术的布施)。

2、“四摄法”中“爱语”的基本内容

对于“爱语”的基本内容，《杂阿含经》及《梵网经》中都中提到了使用佛法的语言。《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在这一点上并不明显，而《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中对“爱语”的内容，不但从用世间语言令众生欢喜的层面作了详细的解说，更从用佛法的语言令众生欢喜的角度作了解说，并称赞使用佛法语言的殊胜。因此，综合以上内容，“四摄法”中的爱语应有以下基本内容：

(1).用世间生活化的语言让众生欢喜；

(2).用佛法的语言鼓励众生生欢喜心并修学佛道；

3、“四摄法”中“利行”的基本内容

综合以上经论的解说，“四摄法”中“利行”应有以下基本内容：

(1).从慈悲利物的角度，给遭受苦难众生以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2).从修学佛法的角度，使一切众生建立对佛法的正信、正行；

4、“四摄法”中“同事”的基本内容

综合以上经论的解说，“四摄法”中“同事”应有以下基本内容：

(1).从辅助的角度，帮助别人离苦得乐；

(2).化现与众生相同的身份(与大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对众生实施教化；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修学佛道的佛教徒，若能真正把握“四摄法”的基本内容，并以此为起点来修学佛道，应该是对佛陀倡导的“利他”的菩萨精神的具体实践。

四、设立“四摄法”的目的

综观佛陀遗留下来的言教，都是针对世间众生的习气(烦恼)而设立的对治(改正)方法。也就是说，佛陀的言教施设，具有很强的目的。那么，佛陀设立“四摄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解释说：(布施)摄事者，谓由此布施等，摄近持令相亲附，如是布施于他有情，能等摄、能近摄、能近持、能令亲附，是故名为布施摄事……

(爱语)摄事者，谓由此爱语于他等，摄近持令相亲附，如是爱语于他有情，能等摄、能近摄、能近持、能令亲附，是故名为爱语摄事。

(利行)摄事者，谓由利行于他等，摄近持令相亲附，如是利行于他有情，能等摄、能近摄、能近持、能令亲附，是故名为利行摄事。

(同事)摄事者，谓由此同事于他等，摄近持令相亲附，如是同事于他有情，能等摄、能近摄、能近持、能令亲附，是故名同事语摄事。[9]

从以上解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佛陀设立“四摄法”的目的，只是引导众生信受佛法的一种手段(方法)。因为佛教徒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不仅是为了自己感受佛法的真实利益，更要让一切众生对佛法产生坚定的信念而感受佛法利益。为此，佛教徒必须通过“四摄法”的实践，建立起自己与社会大众相互信任的融洽关系，让社会大众对佛教徒生起依靠感(亲爱心)，佛教徒以此为契机，为社会大众解说佛法，使其产生兴趣、信心、信仰进而信受奉行，进入佛法大海，修学佛道，最终成就佛果。所以设立“四摄法”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佛教徒通过这四种方法来感化(摄)社会大众。对于这一目的，慧远大师(334-416)在《大乘义章》中也有解说：因其布施，缘物从道，名布施摄……因其爱言，缘物从道，名爱语摄……以道润彼，云利物，因利缘物名利行摄……因同缘物，名同利摄。[10] 慧远大师的这段解说，可谓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设立“四摄法”的目的，与《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的解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四摄法”的社会价值

从以上对“四摄法”的内容和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如果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大众，在生活和工作中，都能以“四摄法”的内容作为指导，社会大众的工作及生活将会十分融洽和谐。

首先，社会大众若能将“四摄法”中的“布施”在生活中实践，从而建立起个人对社会的奉献精神，那么现实生活中贪婪的占有和自私的欲望，就会得到控制。其次，通过“爱语”的训练，社会大众会形成生活中的语言艺术，说话如春风拂面，会给人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做到真正的“语言美”，现实生活中互相争吵、漫骂、恶语等现象就逐渐减少。再者，如果社会大众在生活中能有“利行”的精神，不分事情的大小，不计劳动报酬，只要是对别人有利益的事就毫无选择地做，从而建立起社会大众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那么，现实生活中对待工作马马虎虎，虚应了事的现象就不会存在。另外，如果社会大众在生活和工作中，能以“同事”的精神来要求自己，彼此间建立起同甘共苦的互助互惠的共享精神，那么，现实生活中家庭、同事、邻居、领导与被领导间的纠纷和矛盾就会得到缓解，使家庭能和睦，同事间互利互惠。现实生活中的互不信任，谋取暴利，欺骗别人钱财等现象也就没有了产生的根源。

总之，社会大众如果能将“四摄法”运用到生活工作中，通过“布施”建立起对社会的奉献精神，通过“爱语”养成语言的艺术(语方美)，通过“利行”培养起对社会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通过“同事”树立起同甘共苦、互助互惠的共享精神。那么，我们在绪言中提到的，随着物质生活的发达及科学技术的进步，造成的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就能得到化解，从而让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这或许是“四摄法”对当今社会和时代能发挥的作用及其价值所在。

[10]、慧远大师撰《大乘义章》卷十一，《大正藏》卷44，694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