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博为契机  展佛教之魅力

上海市佛教协会  金易明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曾经呼唤世界的和平，凝聚人类的力量！

上海世博会的盛会，必将憧憬都市的和谐，锻造民族的未来！

一

600天，500天，400天……200天，百天之内，随着倒计时显示屏上的数字天天的缩小，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却真真切切地在推动着每一位上海世博会的东道主们。一种紧迫感，伴随着难以抑制的兴奋，交织在每一位上海市民，不，应当是每一位中国公民和无数炎黄子孙的心头——世博会正在向我们阔步走来，我们舒展臂膀，以无限的热情，拥抱世博会的帷幕在浦江之滨的徐徐拉开。

仿佛还在眼前，二零零九年的十月十日，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宿命的不可思议，就在武昌起义打响推翻两千余年帝制专制统治第一枪，如火如荼的辛亥革命过去九十八年后的这一天，全上海佛教界迎接世博会倒计时两百天，暨世博会服务接待寺院揭牌仪式隆重举行，玉佛禅寺、龙华古寺、静安寺、真如寺、法藏讲寺、法华学问寺、沉香阁、慈修庵、下海庙等寺院，接受了世博会服务接待寺院的标志牌。同时，为迎接上海世博会所举办的上海佛教寺院摄影作品展，也在上海图书馆开幕，上海佛教界迎接世博会的宣传小册子已在全市范围内发行一万册，以做好世博会配套宣传工作。总之，上海佛教界迎接世博会的工作，已经全面启动。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都市佛教的一大特色吧：紧随时代步伐，在社会公益事业中彰显佛教的作用，始终与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脉搏相适应、相共鸣，保证佛教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角色不缺位，真正践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神圣承诺。

面对此情此景，我不禁感慨。但凡了解上海近代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实，是上海这座现代国际都市，中国最大的“特别市”(民国时代谓之特别市，共和国时代则冠之于直辖市)开启了中国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育，随之带动了包括文化、宗教、教育、社会公益等社会各项事业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接轨。上海佛教曾经有过的“大德如林，高僧辈出”的局面，是上海这座中国思想最活跃、胸襟最包容的城市为佛教所铸造的特殊时机因缘的结果；上海工商业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崛起，一大批具有相当经济实力和虔诚信仰、良好文化素养的居士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为中国佛教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居士佛教风景线。其中，今年正值其圆寂十周年的我国佛教界一代领袖赵朴初居士，也就是在他们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上海这座城市，给了朴老以丰厚的滋养，给了他博大的胸怀、深邃的眼界、坚实的学养，更为重要的是，是上海这都市环境，为佛门龙象赵朴老提供了最初施展睿智和才气的舞台。上海是朴老的第二故乡，申城也以有朴老这样的大德为荣！因为，城市的魅力，城市的活力，城市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不可或缺的因缘，在上海佛教的勃勃生机之中，在朴老等一辈又一辈大德的涌现之中，得到了尽情展现。

众所周知，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美国现代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说过：“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现代上海的城市发展，也为古老的佛教文明在工业时代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华夏大地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城市与文明的流传有关，欧美各国的文字中，其“文明”一词，都源自拉丁文 “Civitas”即“城市”，这并非偶然。城市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不断更新的特性，促进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完善。也对推动人类社会的特殊而重要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传播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关系。从佛教都市舍卫城、王舍城到基督之城耶路撒冷、罗马，无论是伊斯兰教圣城麦加，还是东正教都市伊斯坦布尔，城市为宗教提供了淋漓尽致展现自身魅力的舞台，而宗教也为城市注入了至关重要的文明要素。曾记否？十九世纪之初，全球仅有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上世纪的中叶，这个数字迅速攀升到29%，当我们踏入新世纪门槛之时，世界上已有大约一半的人口迁入城市。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上海世博会举办的二零一零年，全球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55%，而最近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表明，这一预测已经兑现。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城市生活也越来越面临一系列挑战。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不免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诸如生存空间逼仄、异质文化摩擦、生活资源短缺，自然环境污染等等问题，都将日益突出和激化。如果对此置若罔闻，或熟视无睹，那无法避免的悲剧终究将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城市的无序扩展导致人类陷于自身文明所造就的困境之中，最终加剧对城市活力的侵蚀、恶化城市生活的质量。 联合国人居组织一九九六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而城市面临的种种挑战的发端，不论是拥挤、污染、犯罪还是冲突，根源都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恶化乃至文明的倒退。为此，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会将以“和谐城市”的理念来回应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

二

我们都清醒地认识到，这次世界博览会是上海自一八四二年开埠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性活动，对于上海锻造国际都市的形象，提高上海的城市综合素质，从而推动上海及中国城市的新一轮发展。这对于上海佛教界而言，既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也是也是对“都市佛教”理念的一次重要考验。

为此世博会的举办，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为佛教界提出了最为基本的要求。为此，上海市佛教协会将做好迎接和参与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会，作为会务工作首要任务。为世博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是包括佛教信徒在内的全市人民的共同义务；上海市佛教协会始终认为，在世博会期间，为国内外参访者提供良好的佛教活动空间，系上海佛教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从佛教界的实际和世博会参访者，及广大信众的需要出发，以促进佛教界整体素质的提高为立足点，进一步按照《上海市迎接世博会六百天行动计划纲要》和市民宗委下发的《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会宗教服务实施计划》的主要目标和基本任务，分阶段突出重点，积极引导四众弟子广泛参与，将寺院环境整治的硬件建设和加强信徒道德建设的软件完善相结合，形成团体、寺院、佛教信徒共同推进的工作合力，使迎世博的各项工作月月有推进，季季出成效，创出特色，展示亮点。上海佛教界提出了“绵力创造庄严道场形象；着力打造优美寺院环境；努力营造人性服务氛围；尽力构造有序管理模式；勉力锻造优秀僧俗队伍；竭力铸造适用青年人才”的迎接世博、参与世博的理念。并要求在具体措施上必须落实“环境优美整洁、内部陈设庄严、交通组织安全、生活服务便利、应急措施保障”的目标。这里突出的观念就是：以佛教和谐之伦理，服务和谐城市建设，推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想之实现。

上海佛教界在迎接和参与世博的过程中，已经实施了有力的举措，首先是继续加快各类人才的培养，以人才的培养，夯实佛教在未来把握机遇、接受挑战的基础；其次是各道场加强内部管理，建设人才梯队，确保寺院各项教务、法务活动持续健康开展；其三是积极加大服务社会的力度和自觉性，特别是关注弱势群体，使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和真诚帮助。其四使主动开辟和发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谊工作，以发挥上海佛教在加强地区之间和国际交往中的桥梁纽带功能；特别重要的，也是最终需要落实的，是加强佛教协会自身建设，稳步推进宗教团体的会务工作和组织建设，这是上海佛教迎接和参与世博的基本保障，是确保都市佛教在未来可持续发展、健康和谐发展的基础。全市各寺院结合城市道场的特色和自身的条件，提出了三项丛林建设的目标：即“以兢业的精神建设精致的寺院，以良好的道风熏陶清净的僧众，以严格的管理塑造模范的丛林”。确实，在都市条件下，只有坚持严谨规范的丛林起居，精进不辍的行持修道，清净悠扬的梵呗赞唱，脱俗超凡的晨钟暮鼓，持之以恒的闻道学法，常盛不衰的佛号法筵，蓬勃兴盛的佛事香火，才能继续塑造一代续佛慧命的龙象之辈，锻造现代佛教丛林的雏形。更何况我们以构建和谐社会、推动全社会各领域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和谐有序发展的理念，要佛教有上述的思考和行持。在迎接和参与世博举办的殊胜因缘下，佛教有必要和可能发挥净化人类心灵、滋养慈悲情怀、呼唤社会良知、关怀弱势群体、缓冲社会矛盾，确保社会和谐、人际和睦的特殊作用。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的日趋严重，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各国城市政府为实施《二十一世纪议程》而提出的战略大多围绕如何重建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达到今世与后世之间的和谐。对此，上海要办好世界博览会，要锻造新世纪国际都市的形象，也必须重视建设和谐城市的理念，以和谐为城市发展的前提，以和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总之，有必要将 “和谐生活”和“和谐城市”的追求和实践，贯穿于并彰显在为明天城市所描绘的蓝图之中。和谐城市主要体现为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经济的和谐发展、科技时代的和谐生活、社区细胞的和谐运作，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和谐互动。我们相信，这不仅是世博会所期望的目标，更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基本构思不可动摇的既定方向。而作为都市条件下的佛教信仰，应该而且能够为处于迷茫和彷徨中的城市人，带来一缕心灵和谐的和煦春风。

三

城市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世博会垂顾申城，对于佛教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面对佛教的现状？都市佛教是一种怎样性质的佛教，其如何与世博会、奥运会，以及一系列国际活动、全球理念相匹配？究其实质，这一切都关切到中国佛教在未来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寻找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处，凸显自身的现实存在价值的严肃课题。这次世博会在申城的举办，应当成为我们检验中国都市佛教发展模式的难得契机。半年世博期间的弘法、接待、佛事、国际国内的交流等等，不仅可以检验都市佛教条件下教界人才培养的成果，而且可以检验都市佛教寺院管理的效率与如法性，可以测试都市佛教弘法传媒方式的影响力和众生的摄受度……。

都市佛教的研究，可以通过对各城市佛教界应对重大社会活动时的参与举措，来加以考察，特别是上海、北京两座城市在二零零八奥运会期间、二零一零年世博会期间的具体参与方式、理念等，作为其基本的素材，进行理论总结和学术分析。由都市佛教的概念界定出发，总结其具有的特点，并对未来中国都市佛教的发展形态和可能具有的信仰走势，作出学术性的预测。无论这种走势对于佛教信仰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将对中国都市佛教的未来，产生积极的引导、纠偏作用。这也是中国学界对于教界的贡献。

都市佛教不是教义学上的划分概念，也并非指宗派学上的特有派系，而是一个对于佛教信仰形态的地域性划分的概念。都市佛教与乡村佛教之区别，其侧重点在于地域因素所引起的信仰现象的差异。从中国当代都市佛教发展的现实考察，至少可以从宏观上把握都市佛教的五大特性，这些特性，究其实质，与城市各项资源的整合及城市功能对佛教的影响密切相关，具有地域性特色，故可以归属于“都市佛教”的特征。

首先是都市佛教寺院的自养经济供养主体的转换。城市中的都市佛教，表现为寺院与工商阶层的接触频繁，寺院护法以工商界人士为主力军，一般寺院的自养经济都相对比较宽裕；这是推动都市条件下佛教道场的繁荣、发展的基础。

其次是佛教寺院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经营活动趋于市场化、规范化，有与寺院僧团逐步脱钩的倾向。寺院随着自身经济的发展，而且身处市场经济环境，护法者队伍又以市场经济的生力军——工商企业家为主，其经营管理的模式必然对寺院经济管理带来重大的变革，香港等地已经实施的“财团法人”机构，即是对乡村佛教寺院传统家长式管理模式的变革。目前上海寺院中所成立的以护法企业家为主干的“功德会”等组织，也是都市佛教寺院经济管理模式的变革之必然途径。总之，寺院经济管理在引进现代会计制度的同时，正在走向财团法人化、功德会化。随着市场化的城市环境的熏导和引领，寺院经济的模式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僧人专务弘法而无须操心维持寺院经济的时代，将会到来。

其三，都市条件下的佛教慈善事业趋于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经济管理模式的改变，自养经济的发达，工商界人士的参与，媒体的加入，使都市佛教的社会慈善事业规模和形式也与乡村佛教迥然相异。都市环境中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其所涉及的范围几乎涵盖了赈灾、扶贫、公益事业、教育等各领域，从“希望工程”到“晚霞工程”，从“支边富民”到国际赈灾等方方面面，只要能够做到的，在直接以现金供养和布施的都市寺院，可以将慈善事业做得比主要以实物供养和布施的乡村道场，做得更为恢弘气派，影响深远，惠及更多众生和领域。从操作层面上说，都市寺院的慈善事业实际上是在整个社会分配领域，担当着基于道义的社会再分配功能。这种分配虽然与以生产要素为基准的社会分配在原则上并不吻合，但是却是确保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因素。

其四是文化、教育等元素在都市佛教中占有的比例显着。都市本身是文化的交汇之地，是教育的中心。随着城市教育的发展，对于佛教寺院僧团的培养，以及对于居士信众的教育熏导，其方式方法有了显着的变化。传统丛林由师父带徒弟的培养模式，逐步整合入院校培养僧团的新型教育理念和形式，这种模式在当代中国都市佛教的教育理念中，被概括为“学修一体化，学院丛林化”，也就是说既要有佛教的信仰内涵，丛林的规约，又要有现代教育的功能。同时，学院本身又受社会国民教育体系的影响，正在逐步与现代的学分制、学衔制、课程规划制等相衔接，使僧团人才的培养机制与社会高等院校相呼应，与社会人才培养的基本观念和机制相吻合，为“人间佛教”的践行准备了人才基础。

最后是信徒的基本组成上，以有一定文化水准、信仰素质、经济实力的社会中坚力量为主干。中国都市中，人才荟萃，社会各界的精英成为佛门弟子，对佛教本身的建设，信仰成分的变化，其作用是显着的。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者研究佛学，参与佛教教育事业，推动了佛教学术研究水准的提升；各界知识精英向往佛法，鞭策着佛教道场自身弘法水准的提高，增强了佛教传道弘法的善巧性；企业界人士皈依佛门，不仅增强了佛教界自养经济的实力，为佛教开展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以及寺院自身软硬件的建设，包括人才引进、开展对外交往等，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企业界人士经济管理的理念，逐步地在推进着中国佛教道场改变传统的丛林式甚至是家庙式的经济管理模式。这种信徒结构的变化，提升了佛教界的整体素质，树立了佛教的现代形象。

诚然，都市佛教五大特征中每一项的发展，其实都存在着复杂的因素，其对佛教僧团及佛教信仰形态，都蕴涵着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力。都市佛教不必然地带来佛教的健康成长或如法弘传，也不必然地带来道风滑坡，信仰淡薄、势利敛财等佛教世俗化倾向。但是，由于城市发展给佛教所带来的振兴和开拓机遇的同时，都市佛教的诸多特征中，同样也潜伏着使佛教违背其原旨的逆向滑坡的趋势。如果过于注重佛教教育与国民教育体系的相适应，而导致忽视佛教教育的宗教信仰属性，有可能引发佛教僧团的整体文化层次及学衔的普遍上升，但却带来信仰虔诚度和纯洁性严重缺乏的局面；如果过于注重寺院的慈善事业和对外交往，而导致忽视寺院僧众的宗教熏陶、信仰建设，将可能引发寺院精神归宿和弘法度生主旨的缺失，使寺院企业化、机关化；如果过于强调寺院经济管理的市场化、集约化，与社会经济管理模式接轨，而忽视寺院的特殊性，将可能引发寺院一切向钱看，势利世俗、僧团利欲熏心的风气，以至于对僧人投身道场的动机和目的都难以准确甄别，导致寺院整体宗教功能的丧失。所以，对于都市佛教特征的研究，其意义是重大的。除弊兴利，取决于对上述都市佛教特征的审慎分析，准确把握其“度”。对“都市佛教”的特征，从传统的观念出发，一概否认，大加批判；或从现代市场理念出发，一概肯定，盲目赞叹；这都系不科学和不实际的。也是违反佛陀“随缘不变”之一贯主张的。都市佛教模式需要有参与大型国际活动和全社会活动的实践的考验，需要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检验，需要有广大城市基本佛教徒的自身体验，在考验中调整，在检验中完善，在体验中确认。无疑，二零一零年长达半年的全球性的世博会将是一个十分殊胜的契机。

上海佛教界近年来的实践和探索，已经表明：都市佛教在新的世纪，必然以佛教的道德实践和伦理坐标，熏导世界，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自身不可替代的作用。参与好世博盛会，为世博的精彩和成功服务，是上海佛教界的荣誉和使命。笔者以为理应相信，佛教信徒定能将为二零一零年世界博览会作出自身不懈努力，视作实践“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理念的殊胜机缘，切实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