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讲座：

比丘的衣食住药

     编者说明：本文原拟在2004年第六期的“印度佛教讲座”栏目发表，由于编辑部方面的原因，拖延至今，终得同读者见面，虽有遗憾，仍复为喜，特此说明。

　　 本文讨论的是古代僧伽的物质生活状况。僧伽大众自然包括比丘与比丘尼。因此，一般而论，我们用比丘众代指整个僧伽。
　　 我们常说“以人为本”，从某种意义上，佛教就可以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宗教。初期佛教主张五道轮回，即一切有情都会依据自己在世间所造的业，在天、人、地狱、饿鬼、畜生等五种形态中不断投胎轮回。部派佛教时代加上阿修罗道，变成六道轮回。有情形态虽有许多种，佛教於其中最为关注的还是人，认为人最珍贵。
　　 佛教不是主张人生有八苦，应该抛弃吗？为什么又说人最珍贵呢？
　　 佛教认为，有八苦的，不仅是人，一切有情都一样。地狱等三恶道自然不必说，即使投生为天，只不过生活境遇比人好一点，能力比人强一点，寿命比人长一点，但照样八苦缠身，照样逃脱不了生死轮回的痛苦。各种有情中，只有人，才能够通过修习，得到涅槃解脱，跳出轮回。三世诸佛，都是由人而成，没有听说哪个“天”可以成佛。无论哪种有情想要成佛，要想解脱，必须先投胎为人。只有人才有解脱成佛的机会，所以一切有情中，人最珍贵。
　　 佛教又认为，有情能够在无数次轮回中得以投生为人，也是前世修善积德的结果，而且机会非常难得。佛教形容这一机会，好比一只盲龟，在茫茫的大海中随波逐流，不停地把头伸出水面呼吸。一次升上海面，脖子恰巧套在一块在海上漂流的木板的一个孔洞中。人在无数次轮回转世的过程中，能够投胎为人的机会，就和那只盲龟偶尔套中木板上的孔洞一样。成功的概率非常非常小。所以佛教常说“人身难得”。
　　 人身难得人已得。怎样才能对得起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这一人身呢？佛教认为，生死事大，八苦难舍，轮回难脱。一个人，应该利用“已得人身”这一稀有的机缘，努力修持，争取解脱，这才是大丈夫。
　　 什么叫解脱？有人把解脱解释为死亡，说佛教认为，人死亡了，就解脱了。并由此把佛教称为“死亡的宗教”。这是绝大的误解。
　　 早期佛经经常用这样一首偈颂来表述解脱：“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这里的“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意为过去的一切业报已经消亡，故而再也不会在三界中轮回。也就是说，如果过去的业报没有完全消亡，则即使死去，依然会投入轮回，经受新的八苦，不可能得到解脱。佛经上说，释迦牟尼教导弟子们用不净观来成就无我。有些弟子修习不净观后，无论看谁，都是骷髅脓血，于是厌弃生命，自杀身亡。释迦牟尼知道此事，马上制止他们这种错误的行为。过去的业报还在，自杀怎能得到解脱？只是白白糟蹋了无数次轮回中好不容易得到的人生，徒然造下新的业报。
　　 既然不能自杀，既然必须抓住投身为人这一稀有机缘来修持，那么必须有维持今世生命的基本条件。这些基本条件，主要指衣食住药四种，佛教称为“四缘”。缺少这四种条件，人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命，也就谈不上修道。所以佛教常说：“四缘具足，安心行道。”
　　 就社会上一般人员来说，由于各有各的谋生之道，解决衣食住药等四缘，基本上不会成为很严重的问题。但比丘是出家人，释迦牟尼禁止比丘从事任何生产活动。所以，衣食住药等四缘，便成为比丘保证自己能够精进修持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在此，佛教一方面主张人生八苦，主张苦难的原因是人有各种欲望，主张抑制欲望，消除欲望；一方面又讲人生难得，讲必须设法解决四缘等资生具，以安心行道。消除欲望的最高境界，是没有任何欲望；而必须得到资生所需的衣食住药，本身就是欲望。那么，如何在上述两者中取得平衡呢？佛教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戒律。

　　衣
　　 除了耆那教那样主张天衣的宗教，人总得穿衣服。即使是原来主张裸体的耆那教，其后也分出一派，穿上了衣服，被称为“白衣派”。耆那教主张天衣，是因为从根本上讲，耆那教比佛教更倾向苦行。而在生活戒律方面，佛教不象耆那教那样极端。初期佛教教团主张以粪扫衣来解决穿衣问题。
　　 所谓“粪扫衣”，不同律本的具体解释不完全相同。《十诵律》卷二十七称如下四种为粪扫衣：
　　 一、冢间衣，指包裹死人而被弃于冢间者。
　　 二、出来衣，指包裹过死人而又拿来布施给比丘者。
　　 三、无主衣，指被人扔弃在聚落空地，没有主人者。
　　 四、土衣，指被人扔弃在巷陌、冢间或垃圾堆中者。
　　 《四分律》卷三十九则列举牛嚼衣、鼠啮衣、烧衣、月水衣、产妇衣、神庙中衣、冢间衣、求愿衣、受王职衣、往还衣等十种为粪扫衣。《五分律》卷二十一列举王受位时所弃故衣、冢间衣、覆冢衣、巷中衣、新嫁所弃故衣、女嫁时显节操衣、产妇衣、牛嚼衣、鼠啮衣、火烧衣等十种粪扫衣。此外，《有部毗奈耶》卷十七、《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五等其他一些不同的典籍，也都有大同小异的种种解释。总之，所谓粪扫衣，就是拣拾别人扔弃不要的衣服、破布，洗净后裁制成的衣服。如《摩诃僧祇律》卷十六说：“粪扫衣者，里巷中弃弊故衣，取净浣补染受持，是名粪扫衣。”
　　 如前所述，佛教一方面要求比丘舍弃对现实世界一切事物的欲求，另一方面既不允许比丘从事生产劳动，又必须解决必要的维持生活的物质条件。因此，用粪扫衣作服装问题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得到这种衣服不必付出劳动；衣服虽然破旧，但已足以御寒遮羞；那种破衣烂布，也不足以引动人的贪求欲望。所以《十住毗婆沙论》卷十六说，穿著粪扫衣可以获得十种利益：惭愧；防寒、热等；表示沙门的仪法；天人恭敬；无贪好；随顺寂灭，无烦恼炽然；有恶易见；勿须余物之庄严；随顺八圣道；精进行道，无染污心。
　　 粪扫衣大抵是破布烂衣，必须一块一块缝缀起来，才能成型穿著。这种衣服，称为“袈裟”。有的书籍解释说：袈裟又称“割截衣”，是把布割截成一块一块，然后仿照田地的摸样缝缀起来，以表示如供养比丘，犹如播种福田，可以得到功德。这种解释，应该是后起的引申义。也就是说，由于袈裟是一块一块破布缝缀而成，于是有人把它比作一块一块的田地，进而比喻为福田。而不是相反，为了表示供养比丘可得福田，特意把整匹布割截成块来做衣服。
　　 随着佛教的发展，得到越来越多在家信众的支持。有些优婆塞、优婆夷在家设供以供养比丘。一般情况，饭后往往会作施舍，包括有时布施衣服、布匹等。据说，早期比丘得到这种施舍后，也会把整件衣服或布匹割截开来，做成衣服，以表示遵守粪扫衣的戒律。据说有的施主为了尊重比丘粪扫衣的戒律，会有意把衣服扔在坟间、土堆上，通知比丘去拣拾。
　　 为了防止比丘对此产生贪著心，即使是这种粪扫衣，佛教对它还有种种规定，比如它的颜色、它的形态、衣服的穿著法等等。印度佛教还规定，每个比丘只允许拥有三件衣服(即三衣)、对每件衣服的大小、制法，也有具体的要求。有关这些情况，不少书籍都有介绍，本文就不再叙述。需要指出的是，初期佛教的这些规定，都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条件制定的，后来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有关比丘服装的戒律难免发生一些变化。如部派佛教时期，不同部派对本派的服装又有一些附加的规定。等到佛教传到中国，因为气候的原因，有关比丘只能拥有三衣的戒律便根本无法执行。
　　 从上述对粪扫衣的介绍可以看出，初期佛教一方面承认为了维持生命，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比丘对这些物质产生贪求的心理，也为了不至于为得到这些物质付出过多的精力，便把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条件压到最低点。这既是初期佛教解决比丘所需服装的基本态度，也是贯穿于解决衣食住药等全部四缘的基本原则。

　　食
　　 虽然谈到“衣、食”两者时，人们往往把“食”放在“衣”的后面，比如什么“衣食无忧”，比如什么“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但就维持生命而言，“食”显然比“衣”更加重要。初期佛教时期，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前文曾经提到，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轮，初建佛教教团时，便以乞食为生。其实乞食并非释迦牟尼的首创，印度不少出家的沙门、婆罗门团体，都以乞食作为维持生命的方式，佛教只是遵循了当时的这一社会风尚。在佛教看来，乞食既能自利，又能利他。所谓自利，就是乞食既不必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又能方便地解决生活所需，可以让自己安心行道。所谓利他，就是乞食可以给俗人一个布施的机会。通过布施，俗人可以破除吝啬，体会贪欲是妨碍解脱的障碍；还可以通过给比丘布施，积善积德，为来世的福报种下因缘。所以佛教认为乞食乃是比丘最正当的生活方式。
　　 佛教对比丘如何乞食，制定一系列规矩。《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七等典籍记载，比丘入城行乞时，不能在道路中央大模大样地行走，而要沿着道路的边侧，左手持钵行进，表示谦恭与威仪。乞食时，要挨家挨户逐一乞讨，不能嫌贫爱富。乞讨时，施主施舍什么，就要什么，不得挑挑拣拣。所乞讨食物的数量，以可以吃饱，可以维持生命为限，不得贪心多要。为了戒贪，戒律还规定一次乞食以七家为限，不得超越。得到布施，不应喜形于色；得不到布施，也不应忧悲苦恼。佛教还制定有“过午不食”的戒律。制定这一戒律的因缘，据说是这样的：有一个比丘，名叫迦留陀夷，皮肤漆黑。有一天黄昏雷雨交加，他肚子饿了，便入城乞食。一孕妇见到他，以为是鬼，大吃一惊，以致流产。从此，释迦牟尼制定戒条，过午不得再去乞讨。
　　 但我认为佛教“过午不食”戒律的制定，并非由于一次意外事故那么简单。首先，如前所述，佛教主张把主要精力都用来修持，而把维持生命的物质条件压到最低点，如果一日三餐，每天三次从城外到城内乞食，无疑要花费很多时间。而每日一餐，既可维持生命，又最节省时间精力。其次，比丘生活全靠乞食，虽说可让俗人“种福田”，亦难免“扰民”之嫌。实际上，确有居民嫌比丘上门乞讨而怨言不绝的。每日一餐，就可将扰民压抑到最低点。第三、古代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一个地区，剩余生产品的数量有限，不可能养活许多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所以比丘也必须在饮食方面自我限制，不给居民增加负担。第四，或者是最为主要的一条，与人们往往把美食当作一种享受，耽于其中相反，佛教要求比丘把饥饿当作一种病症，把饮食看作是医疗这种病症的药物。既然饮食只是疗饥，则只要不饥即可。日中一餐，过午不食，可以防止比丘对饮食产生贪求心，享受心。
　　 在印度，“过午不食”作为戒律，被遵守得十分严格，甚至到了挑剔的地步。比如，饭后不仅不准吃饭，连口中都不准留有残食。如果留有残食，午后不小心将残食连同吐沫一同咽下，就算破戒。所以印度佛教比丘饭后必用嚼齿木剔牙，把残食全部剔干净，以免犯戒。这也就是今人刷牙习俗的起源。这样严格的戒律，自然也带来一些不便。比如午前如果没有能够乞讨到食物，那就要饿一天。即使午前乞讨到食物，如果来不及在午前吃完，那么也只好眼睁睁看着食物，不能再吃。有这样的故事，某个吝啬鬼，假说斋僧，故意让妻子慢慢腾腾地做饭，直到中午，饭还没做好。害得赴斋的比丘只好饿着肚子回去。正因为有这样种种不便，后来比丘们对如何解释“过午不食”产生争执，成为第二结集争论的焦点之一。
　　 据《十住毗婆沙论》卷十六等典籍说，乞食有十种利益。即：(一)所用活命，自属不属他。(二)众生施我食者，令住三宝，然后当食。(三)若有施我食者，当生悲心，我当勤行精进，令善住布施，作后乃食。(四)顺佛之教行。(五)易满易养。(六)行破骄慢之法。(七)招感三十二相中无见顶相之善根。(八)见我乞食，则其余有修善法者亦当效我。(九)不与男女、大小有诸因缘事。(十)次第乞食，于众生中生平等心。
　　 乞食虽有上述种种利益，但也存在种种不便。比如乞讨不到食物，或乞讨到的食物不够，这时便会饿饭。经典记载，释迦牟尼一次到婆罗门聚落乞讨，结果无人施舍，只好空钵而归。从此佛教留下“乞食空钵”这一掌故。此外教团中有老人、病人等无法参与乞讨者，或由于种种原因无暇外出乞讨者，便需要教团的比丘们互相帮助。根据《宝云经》卷八记载，比丘所乞讨的食物，必须持回教团，集中后分为四份：
　　 1.一份奉给同行梵行者。所谓“同行梵行者”，指同一教团，共同修持的人。因为乞食时，有时需要留人看守房舍，有的因老、因病无法外出。比丘乞食后，将一分奉给他们。
　　 2. 一份分给穷人、乞丐。即比丘乞得食物后，如果遇有穷苦求乞之人，应当慈悲怜悯。把别人的饥饿，当作自己的饥饿。分出一份食物施舍给他们，并劝他们修善。
　　 3.一份奉献给诸鬼神，即将乞得之食物，以净器盛贮一份，待日暮时，则燃香讽咒加持，普施一切鬼神。祝愿鬼神出离苦趣，悉得解脱。
　　 4. 一份自食，即除前三份外，留下一份，或多或少，自己食用。
　　 上述规定，称为“乞食四分”。
　　 由于是乞食，只能是施主施舍什么，就吃什么，不可能挑挑拣拣。所以印度佛教除了忌食吃后口中可能发出异味的葱、蒜等五辛外，别无禁忌。忌食五辛，是因为口中如有异味，可能招致别人的讨厌，更无法为人说法。由于别无禁忌，所以印度佛教不强调素食。不杀生是佛教的四大戒之一，而实际的乞食生活又无法完全避免肉食。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佛教提出“三种净肉”的规定。即符合不见(没有亲眼看到该动物是为我所杀)、不闻(没有从可以信赖的人那里听闻，得知该动物是为我而杀)、不疑(知道附近有屠户，或有动物自己死了，该动物没有为我所杀之嫌疑)三种条件的肉，可以食用。中国佛教起初也执行三净肉的规定。后在梁武帝的倡导下，开始实行全素戒律。
　　 佛教教团既然依靠乞食为生，则教团的能否安立就看当地的信徒及其他俗人能否慷慨施食。有一部佛经，名叫《盂兰盆经》，讲的内容就是释迦牟尼大弟子大目犍连的母亲，因为吝啬，不肯向比丘施食，死后堕入饿鬼道。大目犍连在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中被称为“神通第一”，但即使具有他这样大神通的人，也不能拯救母亲。最后，还是听从释迦牟尼的教导，在佛教教团自恣日设斋供僧，才使母亲得以解脱饿鬼道之苦。印度佛教出现这样的经典，显然是警示那些不愿向比丘施食的吝啬之徒要小心来世的果报。这部经传到中国，其主体由原来的强调“施舍”，变成宣扬目连救母那样的“孝道”，这就是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进行改造的一个典型的事例。
　　 应该说明，乞食是印度佛教，特别是初期佛教的主要求食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即使在初期佛教时期，已出现信徒在家中设供，邀请比丘赴供的情况，释迦牟尼就曾多次赴供。这就不是乞食了。此外，乞食只适合那些居住在城市、村庄、聚落附近的比丘，而那些在深山中修行的比丘，由于周围人烟稀少，其生活主要依靠野果等植物，也不实行乞食。
　　 由于乞食是印度佛教的主要生存方式，所以戒律中对此有许多详细的规定，本文不能一一介绍。读者如有兴趣，可以自己参看。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印度佛教的发展，佛教传播的地域日益扩大，各地的情况不同，戒律的规定也有所差异。本文上面介绍的情况，主要来自部派佛教典籍的记载。其中是否完全符合初期佛教教团的情况，有些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大乘佛教时代，关于乞食的戒律又有新的变化。比如上文有“次第乞食，于众生中生平等心”，亦即乞食时挨家挨户乞讨，对任何人都没有分别心，平等对待。但后代为了避嫌等原因，对乞食对象开始做出一些限制。据《显扬圣教论》说，比丘乞食，有五处不可往，以避嫌疑。(一)唱令家，歌唱曲令，但取欢娱，能乱禅定。(二)淫女家，其处行止不洁，声名不正，色欲因缘为障道根本。(三)酤酒家，酒是起罪因缘，能生过失。(四)王宫，乃贵戚之处，严禁之所，非可干冒，故不可往。(五)旃陀罗，即屠者之家，此处杀心盛大，恼害众生，见者伤慈，坏善根本，故不可往。
　　 《显扬圣教论》是中期大乘瑜伽行派的经典，产生于公元四世纪以后。它所提到的五处不可往，前三处显然是为了避嫌，防止比丘因此而破戒。不准往王宫，则可见当时国王、豪贵势焰薰天，难以接近。不准往“旃陀罗”家，最值得玩味。所谓“旃陀罗”，就是婆罗门教中的“不可接触的贱民”，南北朝我国僧人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对这些贱民的生活状态有所记述。从公元四世纪印度笈多王朝起，婆罗门教在印度的势力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显扬圣教论》的记载说明，在婆罗门教的影响下，此时的瑜伽行派同样歧视贱民，连乞食也不准向他们乞讨。这一规定与瑜伽行派主张的“五性各别”的理论是一致的；而与初期佛教时释迦牟尼教导的“四姓平等”就有很大差距了。

佛教文化 2005年第2期 (总第76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