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处世思想探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所 荆三隆

《坛经》不仅是禅宗六祖慧能说法的记述，同时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慧能主张“佛性真如”，本自清澄。肯定了“见性成佛”的认识，强调了世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从而提出了人人皆可成佛的基本思想。这就把传法的对象，惠及到了现实世界中的庶民百姓。在实践中展现了慧能的处事方法，发人深省。禅宗作为深入人心的宗教，其最大的特质是慧能长期潜行社会的底层，感同身受、体察入微。六祖对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考察，从本质上认识人、了解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人认为禅宗到六祖，对于社会从总体上看，还是以退避山林，亲修实证为特征。事实上，既然在教义上明确提出了度一切众生离苦海，那么在实际上，就必然要面对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回答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中国佛教的历代高僧，很少有不谙世事、不解人意的。恰恰相反，他们往往都是长于教化的心灵诱导师，人际交往的楷模。六祖慧能同样如此。否则，就无法理解禅宗作为当代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宗派，何以能一花五叶，声播海外。如果没有慧能直指人心、定慧双运的弘法，没有经慧能大力提倡的在衣食住行中的悟道方式，也不会对中国佛教文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一、 处理好政教关系，圆融传统儒学

禅宗在发展中，必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发生关系，这和佛教的生存息息相关。政治直接体现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佛教作为信仰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表现出人生的价值取向。佛教同样要感受时代风云的变幻，要与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互融合。正如东晋高僧道安，在总结汉地政教关系时所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当佛教有益于社会和谐，与统治者的基本利益一致，就会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得到发展。慧能对这一问题，是十分谨慎的。《坛经》一开篇，就明确指出“开缘说法”是应“刺史官僚”之请进行的。这等于把六祖大师和当地官员的关系和盘托出，是“承此宗旨，递相传授”。不仅如此，“儒士”，亦“有所依约，以为禀承”。(2)可以看出，慧能在弘法实践中不但要得到官员的支持，还要和中国传统儒学相互圆融。这在佛经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充分地反映出慧能对中国社会以及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领悟。传达出了两个重要信息：

首先，六祖慧能的弘法，与当地的管理者做到了相互沟通，得到了地方政权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进的。处理好佛教与政治以及世俗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佛教在汉地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关系，也是每一位弘法高僧都必须面对的来自现实世界的挑战。慧能自觉地把对教义的深刻理解贯彻到传法的实践中，自觉地把佛教从山林走向“城中大梵寺”。这样就极大地提升了佛教传播的平台，“僧尼、道俗一万余人”同时闻法，是慧能正确处理政教关系，主动承担起如来家业的最好说明。把佛教的兴盛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联系在一起，将佛教的传播与统治者的支持相结合，是慧能处世思想的基础。表现出六祖慧能作为一位杰出的一代宗师，对社会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力，对政教关系超凡的洞察力，对我们今天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社会进步的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其次，协调好佛教传播时与传统儒学的关系，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必须解决好于本土文化的相互关系。唐代是一个高度文明和开放的社会，在思想上能够做到兼容并包，共同繁荣。开元三十三年(725)，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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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高僧传·释道安传》《大正藏》50册，第352页上。

(2)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第1页。

对《孝经》、《金刚经》、《道德经》的注释，标志着唐代儒释道三教相互圆融局面的形成。在慧能(638—713)所处的唐高宗时期(650—684)以及武则天统治时期(684—701)，儒释关系在总体上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自成体系、同中见异、圆融和合、相互促进。儒学以“入世”为价值取向，以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展现了热情向上的情感特征，体现出关心人、爱护人，让生活更美好、人生更幸福的价值理念。佛教却超越了世俗的观念，探索的是解脱一切人生苦难的道路，对于现实世界的利禄功名、荣华富贵都采取了扬弃的态度。但这却丝毫也不妨碍佛教以人为中心，教化众生的认识，佛教以人的生、老、病、死，为考察的出发点，通过如实观察的“反观内照”，领悟一切无常，一切无我，人生是苦的教义，把对人的关怀化为理想境界的追寻。儒释两家学说虽有不同，但都以人的解放为出发点，都是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都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过积极影响。六祖慧能面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和文化传承，创造性地运用了圆融不二的处世方法，反对相互对立的认识，开创了中国佛教参与生活，融汇主流文化，共同发展的新思路。

二、 把握机遇，敢于担当

六祖慧能开宗立派，创立南宗禅。这与他敏学好思，能够把握历史机遇，亲近善知识；不卑不亢，众生平等；隐忍务实，行为低调的处世哲学密切相关。缘起论认为：客观世界的一切皆由因缘而生，一切事物从本质上看都是瞬息变化，相互依存的，因缘灭则现象灭。因此，一切皆如流水、瀑布、旋火轮、变幻不已。人生在世，如果不能把握机遇，因去缘散，时过境迁，则悔之晚矣。慧能之所以从底层脱颖而出，与他好学敏行的处世原则息息相关。他在卖完柴后，“忽有一客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明便悟，乃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蕲州黄梅县东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慧能闻说，宿业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1)慧能把握了这一将影响他一生的机缘，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慧能怀着大，感者深，立志佛法，心存高远。从此，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应当说，如果慧能没有一心亲近善知识的强烈愿望，没有对佛教教义的深刻领悟，缺乏弘法传教的坚定信念，是不可能远赴千里投师问道的。汉地历来十分重视师承关系，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修持佛法若无明师指引，就如在大海航行中没有舵手一样，会失去方向。

大乘佛教认为，得遇善知识，是大因缘。善者，于我有益，导之以光明前途者，闻名为知，见形为识，知识者能益我菩提之道，洞晓万法如幻，领悟只在一念之间。认为如果不能遇到善知识的指导，个人的修行很容易误入歧途。慧能一生在亲近善知识的问题上，从不含糊。

1、 拜弘忍为师，妙阐佛性平等

众生平等，佛性不二，人人可以悟道成佛，是大乘佛教最具理论魅力和现实意义的学说，其价值在于能启发人的自我意识，反观生命的本质。大乘佛教在为人处世、社会交往中，主张人皆平等的原则，反对尊卑有序、上智下愚的等级制度。佛教认为人虽然有着各种差异，如男女之分、高矮之别，但本自真如，皆有成佛之本，只要去妄归真，由迷转悟，皆可脱俗转圣，成就道果。这也是佛教在中国能够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慧能对此是心领神会的。他不远千里，一路劳顿，风尘仆仆地拜见弘忍，见面后：“弘忍和尚问慧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慧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大师欲更共语，见左右在傍边，大师更不言。遂发遣慧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遣慧能于碓

房，踏碓八个余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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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第4页至第5页。

(2) 同上，第8页

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包蕴佛理，机锋并现，暗寓玄机。把慧能的处世、为人、心志、根机都坦露无遗。

开始，弘忍问慧能是哪里人，到这里作何事？这都是常理。慧能的回答，却使弘忍心中难免为之一振。“求作佛”一句，会令阅人无数的弘忍大师，心中激起无限心潮。说这样话的人，如若不是无知，即无知者无畏之人，就是心怀高远，敢于担当的大愿之人。人人都想脱离苦难，成就佛果，但想一步到西天谈何容易。弘忍七岁随禅门四祖出家，大兴禅风，在东山的声望，已逾群峰，安敢自诩“成佛”？因此，弘忍对这个岭南猎户示之以告诫。弘忍对慧能表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你来自文化不发达的岭南地区，常年在山中捕猎打柴，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多，哪会知晓作佛的道理。

二是作佛是要有大因缘、大根机的，没有大智慧的人是难以担此重任的。从而就自然流露出轻慢的态度来。

接着，慧能的回答，足以使弘忍震撼。人分南北，佛性无南北，我与大师不同，但佛性无差别，表现出了对佛教教义的深刻领悟。针对提问，当下立判，毫不迟疑，根机自现。透露出慧能在面对人生选择的重大时刻，能够力阐法理，勇于承担的处世理念。通常，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诚恐诚惶，手足无措，表示自己才疏学浅，人微言轻，不知佛门深如海，不懂成佛需修持，让大和尚取笑了。

另一种则是自认失言，说明自己的本意是跟随师父，学习佛教的义理，能够去苦得乐，由迷转悟，恳请大师不要见怪。

总之，一句话。给我一次机会，给我这个千里迢迢，来自岭南的獦獠之人一个栖身之地，收下我这个徒弟。

佛性之辩，涉及到法门兴衰，禅门法脉传承的重大理论问题，绝非两语三言所能交代清楚的。同时，作为一位高僧，对慧能既是答复，又含诘问的立场，鉴于环境虽不便再作讨论，但也必须表明立场和态度。收下这位来自岭南的徒弟，就是弘忍的立场；遣慧能去碓房作务，进一步考察，就是和尚的基本态度。

2、 传承衣钵，当仁不让

慧能在东山辛勤劳作，不为人所关注。但修持在劳作之中，悟道于生活之中。八个月后的一天，弘忍叫来弟子，说：“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 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代，火急急！”(1)在弘忍看来，付法是头等大事。自禅门东渐，初祖菩提达摩在少林寺禅修，慧可“立雪断臂”，方有祖师付楞伽法门，开禅宗首次“传灯”，再传三祖僧粲，四传道信，传至弘忍已是五代衣钵。弘忍使禅门大启，成为中国禅学的主潮。连武则天亦谓：“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2)五祖在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就考虑到法脉传承的问题，可见他眼光远大，无私无畏。这时，弟子们却自有算计，认为这是上座神秀教授师的事，于旁人无涉。神秀却在心中盘算着，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呈上偈语，恐师傅疑“夺其圣位”；不呈则“终不得法”。最后，在夜半三更时，悄然在墙壁上题偈。将禅门如此大事处理的十分猥琐。慧能从一童子口中得知神秀所题之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之后，即请人题偈于壁，谓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又一偈曰“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惹尘埃？”(3)人们称慧能的偈为得法偈。其实，二人的偈语是互为因果的，虽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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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第9页。

(2)《楞伽师资记》《大正藏》第85册，第1290页中。

(3)同(1)第12页至16页。

致使五祖决计将法脉传于六祖慧能。但我们考察其传法的过程，神秀与慧能两人的处世态度，对禅宗传承的重视，都是不可比拟的，同样高下立判。慧能对禅法的领悟最透彻，对佛教最诚心，对传承禅缘视如生命。因此，志在必得，当仁不让。

三、 坚忍不拔，潜行隐忍的处世风格

慧能出身贫寒，历度人生艰辛。在传承法脉的岁月里，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东山碓房的八个月劳作，不着声色都体现了慧能坚毅、沉稳的为人特质。事实上，在长期弘法的日子里，如若不能行事低调，虚怀若谷，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是不可能服众的，也无法弘扬佛法，创立南宗。慧能作为一代宗师，除了具有一般高僧的品行，还在处世与人交往中展示了他独具的个人魅力。表现在：

1、 礼让隐忍，突显意传妙道、以心传心的禅法渊源

离开东山的慧能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局面。在归途上，曾任过三品将军的僧人惠顺，要取法脉衣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予理会是不可能脱身的，慧能以理服人，以退为进，宁愿交出传法信物。这样，对于同处于禅门的惠顺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抉择。如果接了信物袈裟，仍然不放过慧能，于情、于理、于信、于不妄语的戒法皆相背；如果接了袈裟，放了慧能，这会犯了禅门大忌。因为，东山法门高标于世的禅法是唯意相传，其方式是一对一，俩人之间的“与法”“意传”，不取法之要义，但索和尚衣物，这与强盗劫掠何异？因此惠顺当即表示自己是为得法而来的，不是为了衣物。这样一来，俩人之间的角色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变成了师与徒、教与学，传法与受法、传乎心地中的师承关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达到了团结门人，化解矛盾，化险为夷的效果，而且突显了法脉渊源，成为慧能传承衣钵后，首次成功的弘法实践活动。

事实上，六祖慧能潜行隐忍的气度禅风不仅在成为一代宗师前，屡屡助其排忧解难，在他功成名就之后，仍然帮其脱离困境，不受束缚。武则天在改国号为周，正式登基后，力邀慧能赴东都洛阳弘法。慧能保持了禅宗退避山林，不供于庙堂，栋梁之才必出于幽谷的处世理念，把佛法传播给众生，将禅缘广结于民间。六祖惠能一再婉拒了武皇的延请，始终不松口，最终不得已交出了五祖弘忍传给他的信物袈裟，表示物到即心到。这样，既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使地方官吏可以为慧能开脱；又让女皇无话可说，了却了心愿，使相关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让大家都皆大欢喜。

2、砥砺心志，潜行于民间

慧能当年秉承师命：“努力将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1)慧能回到岭南后，一度在四会、怀集两县的交界处“避难”，这一段时期是他混迹山林，隐形于樵夫，猎户之间，心研佛法，深入社会底层，成就法业过程里最为艰苦的岁月。尽管对于慧能隐居时间，有不同说法，但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于无奈。试想，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行者，一个贫穷的山民，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不识字的人，却又志存高远，心识超俗，承东山法脉，继禅宗衣钵。其处境和担负的佛教重任实在是差距太大。不管是五年说，还是十六载论，(2)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是一位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自始至终都生活在民间的一代宗师。

四、慧能处世思想的一点启示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佛教要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都要深深地根植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纵观佛教史，凡是处理好政教关系的历史时期，就是佛教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今天，处理好佛教和政治的关系，使佛教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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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第20页。

(2)参见 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82页。

的思想资源，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贡献，是我们教学两界都要思考的问题。任何一种脱离了广大的人民，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宗教，都会犹如离开了生存土地的大树，必然会枯亡。佛教同样如此。学习慧能大师忍辱负重，敢于承担的处世思想，继承他崇尚平等，热爱人民，始终服务民间的传统，对于佛教的发展，佛学的深入，都具有深刻地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