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是当代中国佛教的根本命脉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温金玉

当今中国佛教迎来了大好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自身建设的严峻挑战，中国佛教协会针对在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各种腐朽堕落思想的泛滥，明确提出新时期佛教界要“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的历史性任务，号召各级佛协组织、各个寺院都要大力加强佛教教制的基础建设，纯洁僧伽队伍，正本清源，研究制定相应的规范化、制度化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兴利除弊，以保证佛教事业健康发展。可以说，制度建设是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根本命脉，道风建设是其突破口。一个如法的僧团，一个和合的教团，一个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宗教组织，没有制度的支撑是无法想像的。

1、戒律是佛教制度建设的根本。以戒为师，是佛陀之遗命，这并不因时空之转换而有所减损。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而古老的戒律，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发挥其化世导俗的功能，同时又不失自身的特质，是涉及佛教前途的大问题。目前教界之所以出现信仰淡化、道念不坚的现象，背景是复杂的，但戒律松弛应该说是最直接的原因。当前要破除“戒律教条”化，更要反对“戒律过时”论，今天的中国佛教，要振兴戒律，必须从树立律宗模范道场入手。福建太姥山平兴寺学戒堂、山西五台山普寿寺尼众律学苑所反映出的摄受力与影响力已在在说明着这一趋势。当然，戒律的持守并不只是律学道场的事，但作为一个辐射源，这些道场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水波效益已为世所称道。因为严谨规范的修道生活和理想安定的团体组织，无不是建立在戒律基础之上。如何奉行“六和”精神，使僧团成为一个清净和合的团体，僧要像僧，寺要像寺，这是关乎中国佛教前途命运的大事，教团必须思考与解决这一问题。从出家众来说，当前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守持中国汉传佛教提出的独身、素食、僧装三大传统。

2、现代丛林规约的制定。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东土的高僧大德们，一方面高扬戒律的权威性，同时又在戒律之外制定了许多制度，如南北朝时期的“僧制仪轨”，隋唐之际的“丛林清规”，以及日后的“共住规约”。在中国佛教史上，僧制与戒律并行，起着护法安僧的作用。当代佛教既有别于印度佛教，也不同中国古代佛教，时空因缘的转换对佛教制度的建设有着更为迫切的诉求。从宗教管理部门、教团自身、信教群众、社会人士都要深切地意识到，当前社会大环境对寺院生活、个人修持的侵蚀与影响已经成为当前僧制建设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就是对这一社会矛盾的回避，就会得出九斤老太式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叹。所以应重视整理现代僧伽规范，结合当前弘法背景、修学环境，出台现代版的“当代丛林清规”，契理契机，并具有可操作性。

3、信仰制度的确立。信仰建设所要解决的是佛法正信的问题。当今佛教弘法工作中应大力推进正信教育，反对过度的鬼神化、来世化、迷信化。对近代以来一直较为流行的经忏佛事，不要一棍子打死，要看到其在民众中的摄受力，充分认识到其在宗教信仰市场上所占份额，尊重信仰人群的信仰传统与崇信惯性。同时也要警惕佛教过度的商业化和世俗化倾向。所以当前在信仰建设方面，我们不应一味批判寺院的经忏活动，歧视做经忏佛事的善男信女，而是要重视对信众功德思想的引导，信仰的实质是什么，学佛的目的是什么，让佛法真谛真正让信众了解。学佛并不总是烧香叩头、随喜上布施，而是要在念佛中起信，在打坐中悟道。以信众而言，淡化求财得财、求子得子的信仰范式；对僧团而言，认识到法施应重于财施，强化出家人“弘法为家务”的角色意识。

4、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太虚大师说：佛法弘扬本在僧，可见僧才是弘扬佛教的关键。前些年佛教界就把人才培养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时隔十余年，我们反观佛教界的人才状况，又能做怎样的感想呢！人才问题可能最终会成为制约佛教发展的一个瓶颈。现在的关键是要建立一套适合人才生长、成材的培养机制。从建制来说，目前我们尽管拥有30多所佛学院，但如何整合资源可能是宗教事务部门与中国佛教协会应多加关注的紧迫问题。中国佛学院是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汉传佛教高级佛学院，两年只招收一届学员，而名额仅有40余人，这样的招生教学规模要解决人才缺乏问题可能尚待时日。而遍地开花的地方佛学院普遍存在着教学师资缺乏、课程设置单一、生源素质参差不齐、教材不统一等问题，全国众多佛学院缺少类似国民教育系统的量化考核指标，形成佛教教育中的新困惑、新问题，教学水平无以认证。从教学形式上看，今天的授徒讲习是否也要有一套既具灵活性又具层次性的教育制度。“丛林学院化，学院丛林化，修学一体化，管理科学化”的办学方向，如何能成为全国佛学院共同遵行的一种新型的僧伽教育体制，而不再是各地佛学院的各自为阵，浪费着佛教不多的财力、人力以及办学空间。佛教界要自觉遵行国家宗教事务局刚刚发布的《宗教院校设立办法》，规范佛教院校建设，包括教材、师资、经费的协调发展。特别是佛教院校的学历认定、教师的职称认定要制度化。对人才的培养要多元化，如在国民教育大学中学位的攻读、学历的提升，都可成为一种可凭借的资源与渠道。

5、居士佛教制度建设刻不容缓。随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逐步深化，社会公共精神空间愈加开放，民众信仰需求也不断出现多元化与扩展化的趋势，并相应产生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与新现象。如有的居士林的慈善事业搞得轰轰烈烈；有的居士团队的文化建设强于寺院组织。有的寺院的居士队伍井然有序；也有的居士队伍却如一盘散沙。有的寺院居士掌权；有的寺院将有能力、有财力的居士奉为座上宾，僧人围着居士转；有的居士传递闲话，成为教团不安定因素。居士是佛教四众之一，是佛教教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居士队伍中进行正信教育，开展居士队伍建设意义重大。在以往的工作教训中，非正信的思想首先攻击或拉拢的是居士队伍。当前就中国大陆佛教而言，僧团最为迫切的是道风建设，戒律清规的整肃。而居士队伍更多的则是思想建设，信仰建设。目前中国居士佛教所呈现出的新问题、新特征应引起政界、教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缜密探讨。应加大对居士佛教的制度建设，没有清净如法的居士队伍，就不会有和合的僧团，正信的居士佛教是成就如法僧团的最好土壤。在居士中如何树立正信，如何开展培训，让居士成为正信弟子，成为护持僧团、护持正法的重要力量也是当前一项重要任务。佛教界要站在佛教整体健康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居士队伍建设问题。

6、建立常规的慈善制度。经济是寺院发展的基础，但经济也同样是历史上构成法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如何使寺院经济得到平衡发展，则是随着国力强盛、信众布施增多所出现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探索一条新的寺院经济管理模式，关系着当代佛教的健康发展。当代佛教的主旋律是建设人间佛教，回馈社会，服务人群，报恩众生，为共同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那么建立制度型佛教行善模式，则不失为在当前现实生活中促进佛教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的一个积极尝试。慈善制度的建立使寺院资金有了一个合理的流向与出口，这不仅实现了佛教慈悲救世的本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佛门善款日巨而又缺乏制度性监管所引发的中饱私囊的腐化风险和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