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当我们问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时，大多数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儒家思想。这是由于有汉武帝接受卫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有自南宋末至清末约六百余年间，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是以批判佛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帜的；以及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经”、以至“三十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儒家思想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其它许多学派思想体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的印度佛教等。这些学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起着作用，儒家并未独占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阵地，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单一的儒家文化。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发展进程中，自战国时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单纯性，而不断地融入了其它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汉代独尊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严重地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晋时期的儒家则渗入了大量的老庄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宋明理学则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大量吸收佛老理论以补充儒学的一种思想体系。可见，当我们说到所谓儒家文化传统时，必须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复杂内涵。

因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考察时，绝不可忽视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起过作用的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对立和渗透，排斥和融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在这篇短文中，仅准备就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儒释道三家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相互融合，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并就此谈一些想法。

我们先从儒道两家的冲突和融合谈起。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但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庄子等人时，始蔚为大观，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战国中后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时，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如《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庄子·天下篇》谈到当时的道家，也有“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三家之别。此外，法家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名家有惠施合同异和公孙龙离坚白之争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各学派(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渗透、融合的发展趋势。在今传《管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战国中后期各学派相互融合的各类代表作。其中既有以儒为主，儒道、儒法融合的作品；也有以道为主，道儒、道法融合的作品；以及以法为主，法儒、法道融合的作品。在荀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儒为主，融合法、道，兼采名、墨的倾向。在韩非的思想中，以法为主，融合道家的特点也是明显的。他的《解老》、《喻老》对老子道家思想有重要的发展。而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系辞》，则明显地是儒、道、阴阳思想融合的产物。

在不同学派的相互对立斗争中，必然会导致相互之间的渗透和融合，这是不以任何学派或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是其中有自觉或不自觉，高明或拙劣的分别而已。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述先秦六家之要旨时，援引了《周易·系辞》中“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观点，详细地分析了各家思想的优缺点，然后从道家的立场出发，认为道家乃博采众家之长而融会贯通之的最完善的学派。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史记·自序》)

司马谈的分析论述，符合西汉初期盛行的黄老之学的真实情况，即以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为主体，博采阴阳儒墨名法之长。

两汉自汉武帝起，虽说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方针，以期收以思想上“一统”之效。其实，终两汉之期，道家思想始终与儒家并存，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而阴阳五行学说，则深深地渗透了儒道两家思想的血脉之中。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奉旨编定的《白虎通义》是两汉正统儒家思想的范本，然两者都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儒家政治、伦理理论的形上学根据的。从《文子》、《淮南子》到严君平《道德指归》、河上公《老子章句》，这些两汉的道家代表著述中，也都大量引入了阴阳五行学说。两汉之际的扬雄，融摄儒道而作《太玄》，东汉的王充作《论衡》则声言“虽违儒家之说”，然“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篇》)。被称为“经学”时代的两汉，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照样呈现现出缤纷的色彩和冲突、融合的复杂局面。

魏晋时期的玄学，标志着儒道思想在冲突中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熔儒道有无之说于一炉。至于郭象，在《庄子注》中高唱“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圣人虽在庙常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逍遥游注》)，则真可谓将儒道两家主要思想，融会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极高明之地。因此，王弼、郭象的玄学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以后的宋明理学，有着极深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姚秦的首都长安(今西安)，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其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终于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佛教取得这样的社会影响，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在中华文化环境下自我调整的过程的。西晋以前，中国人信佛者极少[1]。东汉时期，佛教被视作与道家清静无为之道，以及民间神仙方术一样的东西，对其教义理论的根本精神并没有深切的了解。自东汉末至三国时期，虽说也已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但大多是依傍道家思想和比附中国传统的固有名词概念，即使用所谓“格义”的方法。这也还不能使人们真正了解佛教的理论精神之所在。因此，不少人主张译经当“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为上(道安《鞞婆沙序》，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５０页)。又在玄学方法论的影响下，竭力提倡对佛经精神的了解，也必面以“得意”为宗旨。如道生：“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竺道生传》同上第２１６页)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所翻译的佛典，大致达到了这样的要求，因此对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之后，随之而来就发生了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思想与传统文化儒道思想之间的冲突。按照人们原先的了解，道家思想不应与佛教有多少冲突。此时的佛道冲突已变化为道教与佛教之间争夺社会地位的冲突。然而与此同时，佛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也十分突出。如东晋某种名僧人僧肇，深通道家庄子之学，他所作的《肇论》，用庄周汪洋恣睢的文辞、道家的名词概念来宣扬大乘性空中道观。在使用中国文辞和概念表达佛教理论方面，达到了不露一丝琢痕的高妙境地。在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此外，隋唐之际兴起的天台宗，唐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密宗等佛教宗派，也都明显受道教影响。同时，道教受佛教的影响尤为明显，诸如仿照佛藏而编造道藏等。唐以后的道教典籍中，包括许多基本道经的注疏，如唐成玄英的《老子义疏》、《庄子注疏》等，都大量地引入了佛教的要领和理论。至于道士谈佛理，和尚注道经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东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冲突，开始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以及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上，以后则又有神学理论上的争论。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问题：１．僧人弃父母而出家，是否与传统的孝道抵触；２．出家僧人是否应当礼拜王者；３．神灭还是神不灭。在相互尖锐的斗争中，随之也出现了一股调和、融合儒佛的思潮。如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在其《喻道论》中即倡言所谓“周孔救极蔽，佛教明其本”(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一第２７页)，又如著名僧人慧远也说：“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同上第８４页)

这一时期调和、融合佛儒者，主要来自佛教信仰者。一般讲，他们对上述第一方面的问题，多以佛也有“报恩父母”、劝人为孝的教导，佛教以立身行道，永光其亲，因而是最根本的孝道等等，以此来证明佛教的出家并不违背传统在家的孝道。对第二方面的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也是以调和解决的。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声称，出家僧人虽“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所以凡是“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又说：“变俗投簪者(指出家当和尚)，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同上第８２页)慧远的说法是以实际上的服从王者，换得免去形式上的“形屈之礼。”至于以后的僧人，连这一点形式上的方外之法也不能保存。在中国，王权始终是高于教权的。在以上两方面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以佛教的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的。这也正是佛教能在中国站住脚，并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至于对第三方面的问题，调和论者则竭力寻找各种资料，以趋附、证明佛教轮回报应和神不灭等教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均已有之。又正如同说，孔子的“仁之至也，亦佛经说菩萨之行”(宗炳《明佛论》，同上第２３５页)；儒家五常即佛教五戒(颜之推《归心篇》，同上第４２４页)等等，都是竭力将传统文化牵合于佛教理论，从而扩大佛教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影响。

自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释道三者在思想文化上对于治道说起着互相补充的作用，如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等(南宋孝宗赵眘语，见《三教平心论》卷上)。因此，也就采取三教兼容的政策。许多帝王还亲自带头宣扬三教经典。如南朝梁武帝萧衍，除著有大量佛经讲疏外，还著有《中庸讲疏》、《教经义疏》、《老子讲疏》等。又如唐玄宗李隆基也分别著有《孝经注》、《道德经注》和《金刚经注》等。在唐代，皇帝经常召集三教名人一起论辨。如现今保留在《白居易集》中的一篇《三教论衡》，即是唐文宗太和元年十月皇帝生日那天“对御三教谈论”的简要实录。白居易以儒臣身分出场，另有安国寺沙门义林和太清宫道士杨弘元。三人间的问答，虽不免虚应故事，但读来也还饶有趣味，并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代调和三教的情况。

由于佛教影响的迅速扩大，出家僧尼和寺庙的剧增，也给社会带来了种种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寺院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在历史上也发生过著名的“三武”灭佛运动(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但这些所谓灭佛运动并未能遏止佛教对中华文化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佛教发展到唐代，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在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冲突，以及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后，逐渐产生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和理论。同时从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到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以及天文、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各个文化领域，也几乎随处都可看到佛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要了解东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唐以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离开佛教是根本不可能的。

唐宋以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崇信佛老的，还是反对佛老的，无一不出入于佛老。且以文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而言，柳宗元、王安石之喜佛，苏洵、苏轼、苏辙以佛老为皈依是人所共知的。韩愈、欧阳修都以辟佛老著名，曾巩在《梁书序》中痛陈佛教之患失与误国，也是一篇斥佛的名著。然而，韩愈在《与大颠书》中有“久闻道德，切思见颜”，“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等语(《韩昌黎先生外集》卷二)。又谓，大颠“颇总明，识道理”，“实难外形骸以理自胜”云云(《与孟尚书书》，《全集》卷十八)。欧阳修对当时名僧契嵩的《辅教编》甚为激赏，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可见其也未尝不留意于佛理。曾巩则亦有“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植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则未尝有勤行之意，……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之叹(《菜园院佛殿记》，见《元丰类稿》卷十七)。[2]

从哲学思想方面看，儒佛道思想的冲突斗争是最激烈的，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也是很明显的。唐代各佛教宗派，除唯识法相宗外，其它各宗派没有不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的。禅宗是中国特创的佛教，它舍弃了佛教理论中大量的繁琐论证，而以佛教中一些最基本精神，来讨论和解决儒家最关心的心性问题，在沟通儒佛方面，大开方便法门。之后，华严宗大师澄观，博习儒典，在其著作中，以儒释佛，随处可见。至其弟子宗密，融通儒佛的工作更为深入。他所著的《华严原人论》，把儒家、道家、佛教合在一起判别其优劣高下，这是以前佛教各宗派的判教中所没有的。而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此书中考察了历来儒佛诸家论心性的理论，并加以会通后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说对宋明理学有重要的影响。又如，天台宗中兴大师湛然，出家前即有深厚的儒学根柢。他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可说是综合儒佛思想的创见。而反过来，又分别给予佛教的“佛性”论和宋明理学家“天地万物一体”的理论以极大的影响。此外，如宋代名僧契嵩(著有《辅教编》等)、智圆(自号“中庸子”，著有《闲居编》)、明代高僧德清(著有《大学中庸直指》、《观老庄影响论》等)、智旭(著有《四书藕益解》、《周易禅解》等，在提倡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方面，都有较大影响。

下面我们将看重分析一下宋明理学与佛道，特别是佛学的关系问题。[3]宋明理学的萌发，可推求于唐人的韩愈、李翱。韩愈虽严厉辟佛，然他那推尊儒家，标举道统，实有契于佛教判教之法。而李翱则暗引佛教之“性”义，著《复性书》三篇，以诠释孔孟之性论，[4]从而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天事性命之学。同样，宋明理学家虽然也竭力排斥佛老，而在其思想中无不渗透着佛老之说。[5]

被奉为理学开山祖的周敦颐，他的主要著作《太极图》，实源自道教练气化神的“太极先天图”。而他的著名散文《爱莲说》，盛赞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本洁之性，以及他在《通书》中大力提倡的“主静”说等，都十分明显地是受佛教影响的结果。程颐作《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其实，程颐自己也同样如此。程朱理学所着重发挥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和“理一分殊”等思想，就与佛教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语本唐澄观的《华严经疏》。关于后者，程颐在归纳佛教华严“四法界”理论时说：“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回万理归于一理。”并且明确表示，释氏此说“亦未得道他不是”。(《二程集》第195页)朱熹则最喜欢用佛教“月印万川”的譬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他说：“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十八)从《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对佛学是有广泛了解的。

自唐宋以来，文人学士几乎没有不读佛典的。诸如《法华经》、《维摩诘经》以及《愣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这样一些佛典通常都是一般文人和思想家必须具备的基础文化素养中的一个方面。即使不能读这些大部的佛典，那至少也会读过如《金刚经》、《心经》、《阿弥陀佛经》之类的佛典精本。

本来在文化、思想、学术领域中，各派之间互相影响、渗透、取长补短，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和规律。然而，那些正统的理学家，为了争正统，非得否认这一点不可，这是很不高明的作法。当然，也有不少理学家和思想家是不否认对佛老的吸收的，有的还公开提倡对佛老进行研究。比如元真德秀作《心经注》，明王夫之作《相宗络索》等，对佛学都有相当的研究。又如清代中期的汪缙、罗有高、彭绍升等人，也毫不隐晦地一面讲儒、一面讲佛。其影响且沿及龚自珍、魏源，以至近代的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人。

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作为构筑新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也还是不乏其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这时的“三教”融合，往往还渗入了某此西文哲学流派的思想因素。在五四以后的思想家中，诸如梁漱溟(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马一浮(著有《复性书院讲录》、《宜山会语》等)。熊十力(著有《新唯识论》、《原儒》、《十力语要》等)，都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其中尤以熊十力最为典型。他那以“体用不二”为主干的哲学体系，就是在揉合《易传》、陆王、王夫之，以及佛教华严、禅宗等各家理论，采用法相的分析法，构筑起来的。他的体系可以说是，以儒释佛道，以佛道补充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取精用弘”，“入乎众家，出乎众家，圆融无碍。”(《十力语要初续》)在近现代的一些哲学体系中，熊十力是具有较丰富特色的，也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从以上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儒释道三家，是在一种相互矛盾斗争，而又不断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发展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渗透和融合，既没有发生某一家把某一家吃掉的现象，更没有造成三家归一家的结局。而是通过相互的渗透、融合，从生硬的捏合到有机的化合，使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而与此同时，也就促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提高。

[5]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一文中说：“欲知宋学渊源，可以看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论》，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复性书》，儒家李翱所作。”又说：“自唐末起，历宋金元明，在全国思想界最占势力，为这一派调和儒佛论。佛教方面的澄观、湛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华。儒家方面的梁肃、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翱最集大成。诚然，以宋代学术同他们比较，觉得幼稚肤浅，但宋学根源完全在此，不懂他们的论调，就不知宋学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