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不作不食”思想略探

圣凯法师

　　一、序言

　　按照印度佛教的传统，僧尼是属于不生产的阶层，经济生活全部依靠民众的布施，比丘以托钵乞食得到食物。佛教传到中国，随着佛教的发展，僧尼人数增加，国家财政困难，再加上僧尼素质低下，所以大量的僧尼已经成为社会问题。这样，当然会发生“废佛”的不幸事件。所以，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以戒律精神为基点，制定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佛教制度，便出现清规。于是，僧尼便由不生产变为重视生产作务，而且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为僧尼的生活准则。

　　在律典中，明文规定比丘不得掘地，如《四分僧戒本》中说：“若比丘自手掘地、教人掘者，波逸提。”《行事钞·随戒释相篇·掘地戒》说不掘地有三大好处：

　　《多论》，不掘地坏生，三益：一、不恼害众生故；二、止诽谤故；三、为大护佛法故。若佛不制此二戒者，国王大臣役使比丘。由佛制故，王臣息心，不复役使，得令静缘修道，发智断惑，是名大护。

　　由于不掘地有三种好处，所以僧人不能从事生产劳动。

　　在东晋时代，罗什所译出的《佛遗教经》中说到，沙门禁止的诸种行为中，便有“安置田宅、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所有田野园林生产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遗教经》在中国具有相当的权威，十分普及，唐太宗曾下令书写《遗教经》，以作为僧尼遵守的规范。

　　随着禅宗的兴盛，祖师大德开辟山林，创造了“农禅合一”的僧伽经济制度。到了唐代中期，各种生产劳动已是禅林常课，“农禅合一”成为固定的传法形式。大致在唐宪宗时期，一个散置江河南北无数浅山丘壑之中的丛林体系得以确立。而对于佛陀所制定的戒律，依靠菩萨戒与僧制，以中国方式转化成中国人的佛教，根据时代与社会环境的调整改观，在历史的步伐中，终于出现了中国式的戒律，即所谓“禅门清规”。

　　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提出

　　禅宗史上，最先制定清规的是百丈怀海(749—814)，可是怀海所制定的《百丈清规》早已散佚，无从知其原形。现存的《百丈清规》虽是同名，却是元代所成立的《敕修百丈清规》，与唐代的《百丈清规》内容不完全一样，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百丈所制定的清规是否确实存在，日本近藤良一先生说：

　　百丈清规当初并未以成文律存在。百丈所创的规矩被称为百丈清规，是在十二世纪后半，禅宗宣布成立，当时因编纂了灯史类，为使自己的法规权威化，而出现百丈清规。

　　依近藤先生的说法，百丈清规是十二世纪在编纂灯史类时，将口传的法规权威化的作法，从而对百丈清规的真实性提出怀疑。但是，中国僧团很早就存在某种形式的“僧制”以作为生活规范，而众多修行者共同生活时，必须要让共住者知悉规矩，所以也就必须提示成文的规矩，始能维护丛林生活的权威。在后世灯史作者的历史眼光中，百丈亲自制定的清规，当初应该就已成文。宇井伯寿先生也认为百丈本身有制定清规，而且《景德传灯录》中“百丈传”所附录的“禅门规式”便采用当时的百丈清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百丈清规存在的真实性。

　　在百丈清规中最特别之处，便是将“普请法”制度化，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敕修百丈清规》卷六说：

　　普请之法，盖上下均力也，凡安众处，有合资众力而办者……当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诫。

　　普请就是“上下均力”，也就是全山大众齐力劳役，甚至从事生产行为，叫做“作务”。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已成为禅门的根本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中国佛教。

　　那么《敕修百丈清规》中所说的名言，其来源何处呢？《百丈山大智禅师语录》中可以见到：

　　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众皆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云：吾无德，争合劳于人，师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矣。

　　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山怀海禅师的名言，成为中国丛林的千古名训，这标志着禅宗僧团在经济上的独立，摆脱了檀越依存制度的困惑。

　　原来，佛教僧团禁止从事生产，以乞食为正命，而百丈积极提倡不作不食，这是基于一定时代背景而提出的。道端良秀先生认为有内外因缘，第一外在因缘，便是对儒道二教及当政者攻击沙门不耕不织、浪费衣食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反击；第二内在因缘，脱离佛教形式化及律法主义，在中国建设真正的佛法，这是很大的佛教革新运动之一。

　　佛教传到中国，由于中国国土广大，对劳动力的要求比较迫切，所以沙门不耕乞食为生，当然会招来非难。如《广弘明集》卷十三中所载，唐代道士李仲卿《十异九迷论》其中之一“迷”即是：

　　若一女不织，天下为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为之少食。今释迦垂法，不织不耕，经无绝粒之法，田空耕稼之夫，教缺转练之方，业废机絍之妇。是知持盂振锡谁凭?左衽偏衣于何取托？故当一岁之中，饥寒总至，未闻利益，已见困穷，世不能知，其迷四也。李仲卿所攻击的正是僧尼不耕不织，增加不生产者，从而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困难。

　　从儒家当政者来说，随着僧尼人数的增多，给国家的财政上造成困难，如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都官员外郎彭偃“删汰僧道议”：

　　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僧之食，岁计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

　　所以，历来的废佛法难事件，其中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寺院经济的膨胀，形成与国家财政对抗性质，从而引起当政者想废除寺院经济，归国家所有。

　　儒道二家对佛教不耕不织的攻击，从佛教界来说，则做出一定的回应，如法琳《辩正论》对李仲卿第四迷的回答：

　　谋道不先于食，守信必后于饥。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诸禽兽；樊须学稼，仲尼讥于小人。稷下无位而招禄，高其贤也；黔娄非仕而获赐，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

　　法琳则是从古来儒道圣人的事迹，认为修道比经济问题更加重要，并且从佛教的三世因果来阐明耕与不耕各有因果。这样的回答，在理论上虽然十分恰当，在现实社会，难以令人信服。

　　从佛教僧团本身来说，由于寺院经济的长期发展，所以寺院逐渐贵族化、特权化，特别是私度伪滥僧，形成与朝廷对经济、劳动力方面对抗的局面，引起朝廷的不满，所以才出现“三武一宗”的“法难”。所以，出现佛教僧团的革新运动，这也是僧团本身为了佛教的发展而产生的自觉行为。

　　但是，对于出家僧尼从事农耕作务，戒律明文禁止，所以必须突破印度戒律的限制，制定符合中国佛教的清规。自达摩以来，至百丈怀海三百年间，禅僧居于律寺。百丈怀海清规的创立，标志着禅宗教团的正式独立，大阐宗风。同时，中国所奉行的是大乘佛教，而实践的是小乘佛教的戒律，百丈就是打破这矛盾局面的划时代的禅师。所以，《宋高僧》卷十“怀海传”中提到，怀海住在百丈山时，很多禅客前来，所以堂室十分拥挤，怀海说：

　　吾行大乘法，岂宜以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邪？或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乎。海日：吾于大小乘中，博约折中，设规务归于善焉。乃创意不循律制，别立禅居。

　　所以，百丈从大小乘戒律中选择适合中国佛教禅僧生活的戒律，从而制定成清规，使禅寺从律寺分离出来，推动禅宗教团正式走向了独立，为禅宗的发展给予了制度上的保证。

　　三、“不作不食”理论上的证明

　　而允许僧尼从事农耕作务，首先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不杀生戒的问题；二，修道坐禅与农耕的关系，这是困扰佛教徒生活的基本问题。农耕作务犯不杀生戒，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在《古宿尊语录》，对于戒律违犯问题，百丈作了如下的说明：

　　问：斩草伐木，掘池垦土，为有罪报相否？

　　师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无罪。有罪无罪，事在当人。若贪染一切有无等法，有取舍心在，透三句不过，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虚空，亦莫作虚空想，此人定言无罪。

　　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见有罪，无有是处。若不作罪，道有罪，亦无有是处。如律中本迷杀人及转相杀，尚不得杀罪。何况禅宗下相承，心如虚空，不停留一物，亦无虚空相，将罪何处安著？

　　本来，戒律禁止垦田掘池伐木，因为会犯不杀生戒。但是，百丈认为有罪无罪由行为者的心来决定，这是从大乘佛教的精神来阐释农耕作务与不杀生戒的矛盾，如果能够与空、中道相应，便无有罪过。这样，从思想上为僧尼从事农耕扫除了障碍。百丈的这一持戒态度，对于恪守戒律的要求而言，是革故鼎新，而对中国佛教青睐大乘菩萨戒、重戒在内心、倡无相戒法、以乘摄戒、摄戒归禅的持戒风尚而言，又是承先启后。

　　所以，百丈将“普请法”制度化，将出家修行者的生产劳动合法化。对于“作务”与“普请”，《宋高僧传》卷十说：“行普请法，示上下均力也”，《禅林象器签》第九类“丛轨门”中说：“忠曰：集众作务，曰普请”，所以，作务即是劳动作业，而作务是个人行为，普请则是大众共同劳动，无论尊卑上下，普同平等，体现平等性、共同性、大众性原则。

　　但是，出家以修道为本，若整天于田园耕作，则与农民有何区别?这是修道与作务的矛盾问题。元代明本《幻住庵清规》中说：

　　公界普请，事无轻重，均力为之，不可执坐守静，拗众不赴。但于作务中，不可讥呵戏笑，夸俊逞能，但心有道念，身顺众缘，事毕归堂，静默如故，动静二相，当体超然，虽终日为而未尝为也。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在禅宗的思想中，作务与坐禅，动静二相，无二无别。因为在作务中，不得戏笑，专心存念道业，行动随顺众缘，归禅堂后仍然如如不动，所以终日从事作务，与默然坐禅是相同的。那么，作务便不是农耕作业，而提升到修行的高度，成为修行的一种形态，从而解决了修道与作务的矛盾。

　　同时，随着禅宗的发展，寺院逐渐移到深山的偏僻地区，随着施主供养的减少，寺院的经济已经是人不敷出，再加上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僧团自己从事生产劳动，也是势所必然的事情。

　　四、结语

　　从印度戒律规定僧尼不得从事生产劳动，到百丈提出“不作不食”，禅宗做出创造性的诠释。中国禅宗祖师面对农业经济的压力，提供僧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从而为禅宗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适应性基础。

　　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从大乘菩萨戒的无相戒法与以修行为重，从理论上解决了农耕与杀生戒、修道坐禅的矛盾，摄戒归禅，从而使“不作不食”作为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而得到确立。从佛教寺院对生产作务的变化，可以看出佛教中国化在寺院经济及戒律上的变迁，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佛教的特色提供了一条很好的途径。

　　随着农业经济的解体，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也看到中国佛教的寺院经济也出现巨大的变化。但是，中国佛教界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而维持其宗教性与神圣性，则值得我们关注与担忧！如何亦能像古代禅宗祖师，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寺院经济，作出自己的创造性诠释，则是目前佛教界与举术界所面对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