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佛教的因缘

   日期:2011/4/15 16:55: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鲁迅与佛教的因缘  

    写“鲁迅与佛教”这样的文章命题，在一些人看来，也许是南辕北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鲁迅不曾表明过信仰佛教，他也未曾声称是佛教信徒。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最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卓越的思想家。超过半个世纪，鲁迅在一般人心目中，即为风骨凛然、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文化战士。因此，鲁迅与佛教扯不上关系。对鲁迅生平事迹有深入研究的学人，在论述鲁迅思想及其发展的著述中，为尊者讳，往往回避涉及鲁迅与佛教的因缘，以免损及鲁迅作为文化战士、卓越思想家的崇高地位与形象；而一般对鲁迅思想、生平事迹缺乏了解的人们，则无由获得鲁迅与佛教之间存在因缘关系的确实资料。

    鲁迅在“上下求索”，探索各种先进思想，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曾经接触佛教经典，并从佛理、佛学哲理中吸取营养的事实。

    以下是笔者根据一些零星资料，加以综合归纳，分作鲁迅与僧、与法、与佛的三个章节来尝试介绍鲁迅与佛教的因缘关系。

    鲁迅与僧人的因缘

    鲁迅是周家的长孙，极受重视，家人担心养育不大，还未足岁，即由父亲领着去拜他的第一位师父。他们前去的寺庙，是被誉为绍兴八大寺观的长庆寺，拜的师父为长庆寺的主持（当家和尚）龙祖法师。龙祖法师替鲁迅取法名为“长庚”，师父赠他银八卦一件，上刻“三宝弟子法号长庚”，鲁迅还有一件百家衣，即“衲衣”，非喜庆大事不给穿上，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用以避邪。鲁迅年幼时，遇到该寺做水陆道场，都会随家人到该寺去看热闹。

    鲁迅一直到他临死的那年，即1936年4月他还写下《我的第一位师父》的文章（收录在《且介亭杂文末编》），追忆去世已有40年的龙祖法师；鲁迅也推测龙祖法师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师兄弟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文章写道：“我们（指与他的师兄弟）的交情依然存在，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文情并茂，真挚亲切，显示了鲁迅感情丰富的一面，感人至深。

    鲁迅也结识、结交不少是佛教徒的朋友，如许寿裳、许季上，日本人内山完造、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等人。其中与鲁迅交情最深的，当推许寿裳。

    鲁迅与佛教经典（法）的因缘

    相对而言，鲁迅与佛教经典的关系，就甚为密切，且终其一生，都与佛教经典保持善缘。

    根据鲁迅日记，他从日本留学归国，于1914年（即所谓的“民三”）在北京担任教育部官员时期，开始大量阅读佛教经典，努力研究佛学。这一年，他购买佛学书籍多达70、80种，占全年购书数量的二分之一，这些佛书有《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信论》、《瑜伽师地论》、《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阅藏知津》等。他不但自己看佛书，研究佛学，还不断给绍兴老家寄去佛书。如4月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3册，6月寄《佛教初学课本》等，7月寄《起信论》等7本，同月又寄《续高僧传》等书。

    根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1914年以后，鲁迅除了自己买佛教书籍，研究佛学外，还与许寿裳订下协议，合购佛书，互通有无，这很可能是基于经济不甚宽裕的原因。

    鲁迅不但大量购买佛书，对出版佛书，也付出精神，作出贡献。1915年7月，鲁迅逐篇逐句仔细校对高丽本《百喻经》，并出资委托金陵刻经处刻印出版（一百册），他在书后记下：“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本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书出版以后，鲁迅即以此书为母亲祝寿，鲁迅也用以送人，1916年5月日记，鲁迅曾记下：“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如经》，古印度僧伽斯那著，是佛教寓言作品，南朝齐时，由印度僧人求那毗地带到中国，并译成中文。鲁迅亲自校对，并出资刻印，可以想见他对此书极为重视，他这样评论该书：“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鲁迅也利用刻印《百喻经》剩余的款项，刻印《地藏十轮经》。

    1916年，鲁迅继续购买佛书，如《净土经论》、《妙法莲华经》等，也大量搜集、购买佛教碑帖，如寺碑、庙碑、塔铭等。据鲁迅日记，这一年他曾经用13个晚上的时间抄录《法显传》，全文多达1万2千900字。

    鲁迅与佛理（佛学）的因缘

    鲁迅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广泛阅读佛书，潜心研究佛学，以他的治学功力，对佛理必然会有许多领悟。鲁迅一生著述等身，留给后代的作品，卷帙浩繁，他虽然不曾在文章中弘扬佛理、佛法，但佛教给他的影响，却非常明显。

    鲁迅早期的作品散文诗集《野草》，许多文章常出现佛经中的典故、意象、用语、佛教词汇，像“伽蓝”，即梵语，指寺庙（见《好的故事》），“火宅”（见《死火》），“三界”，佛教所指天国、人间、地狱，“剑树”，即佛教传说的“剑树地狱”，“火聚”（见《失掉的好地狱》）、“无量”、“地狱鬼众”、“牛首阿旁”（见《华盖集·碰壁》），以及大欢喜、大悲悯、大痛楚、大光辉等佛经惯用词汇。

    鲁迅也曾用自己的法名“长庚”，给小说中人物命名，那就是在短篇小说《在酒楼上》，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鲁迅此举，很有自我揶揄、自我幽默的意味。

    然而，佛教对鲁迅的影响，还是在于思想方面的启示，以及向他灌输建立崇高人格的力量。鲁迅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环境错综复杂，鲁迅必须面对来自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层层迫害、围攻挞伐，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的反击或驳诘文章，尽管辛辣尖刻、冷峻深沉，然而内心深处还是饱含悲悯的情怀；鲁迅从佛学中吸取的滋养，更重要的是佛教的思辨智慧，充满辩证的思考方式，助他透视事物的深层真相。有人认为，鲁迅晚年很容易便接受了唯物辩证法，与他早年深入钻研佛学，吸取了佛学和佛理中蕴涵的辩证思维，不无关系。也就因为具有清晰的辩证思维，鲁迅的论战文章，才能一字褒贬，精警深邃，鞭辟入里，产生发聋震聩的作用。

    佛教深刻的思辨哲理相信对鲁迅的生活，处理人生的种种问题，产生正面和积极的作用。许寿裳回忆鲁迅的文章，曾记述鲁迅向他这样剖白：“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我个人认为，释迦牟尼那种大哲的精神，对鲁迅思想的启发，崇高精神、伟大人格的建立和塑造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释迦牟尼普度众生的精神，佛家下地狱的勇气，正是一种典范。鲁迅爱护青年，他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矢志舍己救人，普度众生，也就是所谓的发挥菩萨精神，行菩萨道。曾有人指出，鲁迅的“无畏”、“通脱”，敢以一人的力量担当宇宙苦难的性格，正是佛家子弟的境界。鲁迅也说：“站在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这是鲁迅个人的宣言，何异不是“狮子吼”！所不同的是，释迦牟尼是宗教家，慈悲大爱，引导世人向善；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致力于催生新的文化，改革人性，力匡时弊，振邦兴国。

    鲁迅对中国古代的两位高僧，法显与玄奘，也极为推崇，他们生在不同的朝代，同样是为了求取真经，寻求真理，渡流沙、越葱岭，千里跋涉，千辛万苦，前后耗费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他们舍身求法、厘清疑惑的精神，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便赞誉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从他们的身上，吸取营养，筑构自己伟大的人格力量，跻身于中国近代的伟人之林，“中国的脊梁”这样的丰碑，鲁迅也是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