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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达吉堪布答济群法师19问（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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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10/2 11:47:00
索达吉堪布答济群法师19问（五） 藏传佛教培育信心道念的特殊方便 问（16）：汉传佛教自清末民初以来，从传统丛林教育转向学院教育，为教界培养了许多人才。但学院教育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比如过分提倡学术研究，明显出现了信心道念的淡化，甚至出离心与菩提心也被世俗的名利心取而代之。我想知道的是，藏传佛教在出离心的培养和信心道念的建设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方便？ 答：济群法师对汉地当前佛教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深表忧虑及关切，对此我本人表示完全理解，并同意法师对佛教教育过分学术化所进行的指摘。据我所知，汉地的很多佛学院，也包括许多寺院，在对学生讲经说法的同时，还为他们设置了大量的世俗课程，诸如历史、地理、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而代这些科目的老师也大多毕业于社会上的高等院校，有些是居士，有些则根本就不是佛教信仰者。充任教师一职的人员中，有修有证的老法师或德才兼备、闻思修功夫到家的青年僧人诚可谓凤毛麟角。佛学院不仅在世俗科目的教学中贯彻研究化、学术性的指导思想，即便是在为数不多的佛学教育中，只进行纯粹理论性研讨的风气也十分普遍。每当我来到汉地的一些佛学院时，心中总是不由自主地生起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深为能在熙熙攘攘、浊流滚滚的大都市中出现这一方护持佛法的圣地而感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这里的佛学院不讲真参实证而感烦恼。这种印象一直是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因每一个修行人其实都懂得，靠学术化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研究出真正的出离心、菩提心的，更谈不上研究出实际的证悟境界。而且我接触过的一些汉地佛学院的师生也向我频频抱怨，说他们现在最大的苦恼就在于有学无修，修学脱离。长此以往，别说修证层次上不去，就连作为佛教徒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出离心与菩提心，都在千篇一律的学院教育中日渐淡化了。故我觉得济群法师以多年的教学经验得出的结论，实在是言而有征、一针见血。 对此问题，汉传佛教界的一些高僧大德及有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修行人，都曾在各种场合、媒体上发表过个人的看法、建议，但若想近期内就革除学院教育所存在之积习，恐怕不会一下子就大功告捷。因长时间的弊病，加之办学指导思想上的误导都不可能短期内就得以纠正，所以这种现象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可惜的是，汉地依然有太多的教内、教外人士没有意识到此一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可能特别重视自己在各类佛教杂志上发表的佛学论文之篇数，不过就是未曾深思过“纸上得来终觉浅”这句老话的含义。对每一个修行人来说都属极其珍贵之品性的信心与道念，一般是不会从一片与实修无涉的“纸海”中浮出水面的。 而藏传佛教历来都非常重视对一个修行者出离心、菩提心、信心等基本素质的培养，这一点并非是我出于自己的民族身份才故作夸张之说。对一个出家人来说，自赞毁他实在有辱僧人风范；而且假若藏传佛教在培养行者的出离心等方面真的没有什么窍诀，那我即就是鼓起全身气力大肆盛赞，也不可能掩盖住事实真相。实在是因为藏传佛教的确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发自内心地想向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人们略作介绍。 藏传佛教总的教育特点是把闻、思、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要求僧人们应努力把见解和体验融合起来。如此一来，僧人们应首先在寺庙中广闻博学；接下来当因缘成熟时，他们就该展开实际的修持。在这一总的指导方针指引下，藏传佛教对于培养修行人的出离心等特质都有如下方便： 在任何一本藏密的修行论典中都会首先讲述四加行的修法，按照其中对于轮回过患、人身难得等内容的揭示，再结合具体的观想、打坐等修法，如是反复思维、数数观修，修行者定会对轮回生死生起强烈的厌离心，此时出离心自然而然就能稳固地树立起来。宗喀巴大师曾这样讲过：人身难得、寿命无常的修法能使人们断除对于今世的贪执；因果不虚、轮回是苦的修法则可使人们断除对于后世的贪执。断除了对于今生后世的贪执，修行者的相续中自可生出出离心。因此我们说，要想生起出离心，必须先修好加行。通过四加行的修学，修行人应能树立起这样的定解：无论转生于三界何处，其本质都是痛苦不堪的。若能如是，出离心当然就会稳如磐石。这样具体的四加行的修法，在别的教派中似很少见，如果能借鉴藏密的四加行修法，当对人们培养出离心大有帮助。 而所谓的信心一般指清净信心、欲乐信心、胜解信心、不退转信心等四种，对一个修行人来说，树立起对上师三宝永不退转的信心是获致成就的十分重要的保障。要树立起信心，首先必须培养起对佛陀、佛法的敬仰之情，这就需要认真地闻受佛法。而佛教的因明学、中观等课程完全可以帮助修行者建立起佛陀为量士夫的正见，对此，《释量论》等因明七论中有详细阐释。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我们即可了知佛陀所说的话全部都真实无伪、足可征信。一步步对佛陀、佛法生起坚定信心后，再遇到任何违缘我们也不会轻易退失掉这份信心。藏传佛教中还特别重视对《随念三宝经》等宣讲三宝功德之经典的学习、闻思，目的依然在帮助大家因了知晓三宝之功德从而对之生起信心。 再来谈谈藏传佛教对菩提心的培养。藏密经论中非常重视对利他之心性的养成教育，古往今来的藏地高僧大德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宗大师等人认为，若以自私自利心讲经说法，则此种行为亦成世间八法因。树立菩提心首先应明了菩提心之功德，故而藏传佛教历来重视对《入菩萨行论》、《修心八颂》、《佛子行》等论典的闻思，期望能以之养成行者的菩提心。另外，尚有寂天菩萨的自他平等之窍诀；阿底峡尊者的视一切众生为父母，并对之报恩等七种窍诀，以及别的方便法门训练修行人的菩提心。 总之，藏传佛教无论哪一个教派都对甚深见解非常赞叹、强调，同时也对基础理论及修行法门异常重视。每个藏密修行人都必须修学好共同前行，然后再继续修学不共前行，做好了如此之准备后才可登堂入室，真正进入密法大门。这样的修学系列当然非常保险、可靠，否则今天学习这个法门，明天又改换门庭，如此折腾一番，既难学出成果，又很容易招致舍法罪的过失。如果能打好坚实的基础，则修学任何法门都可轻松上路。有关这方面的教理，《入菩萨行论》、《菩提道次第论》、《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等论典都有详细的介绍，如能系统闻思并依而实修，那么不管你是汉族僧人，还是藏族求法者，只要你本人具备了大乘根基，就一定能在闻思且实修它们所宣讲的道理之过程中，对佛教生起真实无伪的信心与献身于它的勇气和智慧。 藏传佛教的教育制度 问（17）：我长期从事佛教教育和通俗弘法，对佛教教育非常关心。据我所知，藏传佛教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教育制度，为藏传佛教造就了许多出类拔萃的僧才。堪布长期主持五明佛学院的教学，对佛教教育一定很有经验。我想了解一下，藏传佛教的教育制度？ 答：一个普通人要想在当今社会维持住基本的生活水准，并进而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实在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为此，他必须整日泡在红尘浊浪中奋力搏击，为自己、为家人、为生计、为饭碗、为子女等一大堆不得不为之事而焦虑、操劳、奔波。作为佛教徒，我们对此表示深深的理解和同情。而对出家人来说，他的修行条件、环境、氛围则要单纯得多，他唯一应该操心的只应是自己的修学进展与佛法大义。如果一个披上袈裟的出家人也耐不住寂寞、抵挡不了外面世界的诱惑，在俗人们一片叫苦连天的喊累声中还要“铤而走险”，非要涉足世俗之海去扑腾一番，并最终与在家人一样深陷烦恼的泥潭中而欲出不得，那只能令人深感遗憾。 故而才会发自内心地对济群法师的弘法利生之举深表钦佩。他的种种行为，如像法师本人表述的那样，长期从事佛教教育和通俗弘法等，一方面在广大民众心中播植下了非常珍贵的佛法种子；另一方面，又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一个佛教徒，特别是一个法师所应有的形象。我曾看过法师写的《〈金刚经〉的现代意义》、《〈心经〉的人生智慧》等文章，他于其中所流露出的真知灼见，尤其是面对广大佛教修养并不是很高的普通百姓时，在不失佛教本义的情况下对佛法所作的深入浅出的讲解，的确令人有种别开生面之感。在见到他本人时，更为法师的庄严威仪、清净戒律及不俗谈吐所打动。而他的事业、行持、风范，现在已基本可在法师的弟子身上得到再现与延续，这是最让人感到欣慰的。 济群法师的行为方才堪称佛教徒的典范，他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在护持佛教。弘扬佛法并非表现在单纯地大兴建筑以及召开各种佛教会议，也不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形象佛法的推广上。把人们用于世间琐事的心引向佛法的智慧，使之能真正了解佛教的真理，这才算作最大也是最有价值的弘法利生之行为。 对所有法师而言，给弟子进行灌顶、加持或皈依，这些都可谓是善事。但在当前这样一个很多人都不信因果，因而众人竞相肆无忌弹地广行恶业的社会大环境下，对众生进行正规、清净、正宗的佛教教育就显得尤其关键。作为一名藏传佛教的出家人，且已在五明佛学院求学近二十年，对此就更有体会。 我对佛教教学谈不上富有经验，不过一点心得还是有的。从正式登入佛法殿堂的那一天起，心中就对古往今来的高僧大德不搞世间法、完全以无我利他之心行弘法布道的言行深感赞叹；同时也为藏地独特、严谨、科学的佛教教育体系而深感自豪。正是在这样的佛法教育体制之下，一大批大成就者才脱颖而出；同时通过他们的努力，一代又一代佛教修行人又得以在绵延不绝、传承不断的僧才培养制度中继续茁壮成长。 藏传佛教的教育之始，大约可追溯至公元八世纪中叶。随着藏王赤松德赞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并在如今的山南建成桑耶寺，藏族子弟就开始陆陆续续出家为僧。从此之后，以寺庙为大本营的佛教教育、修行基地即告成形。不仅寺院教育在前弘期有所发展，而且分科教学在这一时期内也初具规模。进入后弘期以后，寺庙作为教育基础的地位就更显重要了，同时，以《释量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等论典命名的各种专科讲经院也更加蓬蓬勃勃地遍地建立起来。萨迦贡嘎坚赞还著有《智者入门》一书，论述了讲、辩、著三个方面的理论，内中也涉及到了藏传佛教的教育理念与实施措施，为寺院教育的进一步正规化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公元一四零九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达孜县境内建立甘丹寺，他创立的格鲁派从此在西藏全境得到全面发展与推广。一时间，格鲁派寺院在整个藏区如雨后春笋一般大范围兴建起来，以拉萨三大寺——甘丹、色拉、哲蚌为代表的格鲁派寺院，不久即将严格的寺庙教育制度推行到藏区所有格鲁巴的寺庙之中。 格鲁派的寺庙教育制度在整个藏传佛教中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它推及到的范围也相当广泛，下面就以格鲁派的寺院教育为例具体解析一下藏传佛教的教育特征。 僧人们在进入寺庙并开始正规学经后，通常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先显后密，即先进入显宗学院学习直至毕业，考取格西学位后再转入密宗学院学习，毕业后仍属显宗学者；二是直接进入密宗学院学习，或进入医方、时轮学院学习；三是只在显宗学院学习，不再转入密宗学院学习。 显宗学院的课程是固定的，即人们通常所谓的五部大论：法称论师的《释量论》、弥勒菩萨的《现观庄严论》、月称菩萨的《入中论》、功德光律师的《戒律本论》以及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学完这五部大论大约得需要十五年以上的时间，一般得学完一科再学第二科，并特别强调背诵熟记、融会贯通。显宗学院的僧人经过十五年以上的学习后，就有资格考取格西学位。 密宗学院则是格鲁派的僧人学习密法的地方，甘丹寺设有上下两座密院，这两座密院是格鲁派的最高学府，宗喀巴大师的狮子法座——甘丹池巴，就从这上下两所密院的僧人中产生。甘丹池巴也即宗喀巴大师狮子法台的继承人，是格鲁派的最高教主和最高学位。这个职务是全凭个人的闻思修水平考上去的，从它的诞生过程就可看出藏传佛教教育制度的严格与次第性。考取甘丹池巴首先要获得显宗学院的第一等拉让巴格西学位，再进入甘丹上下密院深造五年以上，学完全部密宗课程、参加密宗立论考试合格后，充任格归四月，担任翁则三年，堪布三年，堪苏若干年，再担任上密院的夏孜却吉或下密院的降孜却吉十四年，若有空缺，才有资格参加竞选甘丹池巴。所以一个学僧要想登上甘丹池巴的宝座可谓难于上青天，故藏族才有谚语曰：“只要男儿有本事，甘丹法台是无主的。” 至于一般的密宗学院通常分为初、中、高三个学级，分别规定有固定的课程和不同的要求。学完密宗学院的规定课程后，若经考试合格，则各地寺院都可授予相应学位。 医明经院与时轮经院一般说来都隶属于各大寺庙，也分为初、中、高三个学级。学完三个学级所有的专门课程后，可以考取医学博士和历算博士学位。 以上所述为格鲁派的佛教教育体制大略情况，下面再以我所在的五明佛学院为例，向大家介绍一下宁玛巴的教学风范。尽管与格鲁巴的教学模式大同小异，但在同中相异之处，可能更能让人体会出藏传佛教多姿多彩的教育特点。两相结合，也许藏传佛教的完整教育风貌就会清晰地浮现在诸位的脑海里。 无论你以前修学的是何种宗派，也不管你以后立志弘扬哪种法门，五明佛学院都欢迎你的到来。对任何一个进入喇荣的人，学院都会仔细对之进行观察，在考察了入学者的人格、佛学素质等各方面条件之后，如果觉其合格就同意他呆在学院继续深造。入学后，一般要求修行者先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修完加行并学好一些佛学基本课程，然后就让他们次第进入显宗的各个学科努力闻思。比如先学戒律，接下来就是《中观》、因明、《俱舍论》、《现观庄严论》等课程，一般情况下每门学科都会占用一年左右的时间。五年的显宗课程结业后，修行者才可进入密宗课程的学习。密法部分的教学则分为两个班级：一是续部理论班，一是实修班，大致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结业。剩下来的时间则用于医学以及其余学科的学习。等上完佛学院的全部课程，大约十二年的时间就这么匆匆而又充实地流走了。也有些修行者只用六年的时间就可学完别人需用十二年才能完成的显密学业，此时他也可以提前毕业。 只要你按照佛学院的教学要求认真求学，那么在这么些年的学习过程中，佛教的大五明，诸如内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等以及小五明，包括音韵、词藻学等学科都可被你基本掌握。十二年在人的一生中其实很短暂，对一个真正想在喇荣学到解脱生死大法的人来说，这匆匆而逝的十二年却可以给他的生生世世带来永不会耗尽的福慧资粮。再想想世人在利益之海里分分秒秒都在造作轮回之业的十二年，悲欣交集的感觉便不觉油然生起。悲世人的愚痴，欣佛子的选择。其实我们把一生中的多少时日都用在学习、造作能致轮回的事情上了，所以当听到喇荣的学制为十二年，而格鲁派的学制为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多时，很多人可能会咋舌惊叹，觉得花费这么多的时日用来学习佛法实在是有些太过漫长了。但若与漫漫无尽的轮回长夜比较起来，不知凡夫俗子们会不会计算它们之间到底孰短孰长。 在整个藏传佛教的教育体系中，不论是在格鲁派的寺庙，还是在别宗的佛学院，通过多年的闻思修后，再以讲、辩、著的方式选拔堪布、格西或各种僧才都是一种非常通用的做法。各个派别的堪布学位都分为相应的上、中、下三等，一如格鲁派的拉萨三大寺将格西分为拉让巴、林赛巴、多让巴等级别一样。若与世间学位制度对应，则第一等拉让巴格西相当于博士学位，林赛巴格西相当于硕士，而多让巴格西则相当于学士。世间人往往把获得各种学位当作人生奋斗的目标、动力，因学位常常和个人利益紧密相连。藏传佛教中也有各式各样的学位，但它们只代表对获得者的佛学素养的承认与认定，根本不跟获得者的所谓利益相涉。如果说也可以和利益挂钩的话，则这种利益毫无疑问是与他们的出世间终极目的相关联的。 以上所述即为对藏传佛教教育制度的大致介绍，有兴趣深研者当不妨亲身深入藏地一探究竟。一旦你迈进藏传佛教的大门，无限风光也许立刻就会纷至沓来。到那时，说不定你就会把自己有限的一生完全投入到藏传佛教这所无尽的大课堂中去的。 如何看待藏地民众在文革中的表现 问（18）：藏族是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为了信仰不惜倾家荡产。可在文革期间，有相当一部分藏族参与了毁坏寺院的事件。在一些藏族家中，还将毛泽东像代替佛像来供养。这一现象使我感到很困惑，因为这种转变发生得如此极端，而且似乎过程相当迅速。不知堪布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答：藏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藏族人口中大约99%的人都信奉佛教，这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非常罕见。关于藏族人的佛教信仰，其实在《无垢称经》等经典中早已对之进行过各种授记，在这些佛典中，释迦牟尼佛亲口宣说到未来佛法将在藏地普遍弘扬的情况。藏族人为了佛法的确可以做到即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的地步，他们对佛法的虔信真真切切可谓一片赤诚、纯净无染。 至于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藏地百姓在信仰问题上发生的转变，我个人以为：所谓的转变如果说有也仅限于外在行为上的一些变化，真正的类似全民丧失信仰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要对它做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判断绝不是一件容易或可凭想当然就能盖棺定论的事情。比如这几个问题就必须进入我们的视野以做思考、判定此一现象实质的参照：所依凭的资料都来自于何种渠道？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说法中，我们以什么作为核定事实的准绳？最终的结论是应该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验与调查，还是道听途说或者别人乃至单方面组织机构的文件？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在面对这些历史问题时必须加以摆正的一种观念：衡量一个民族的品性是看她千百年来的文化创造、道德伦理水准，抑或精神面貌、基本心里特质、行为方式等等诸如此类相对稳定的因素、成分，还是仅仅顾及这个民族在某些特定时期内的特别或反常的外在行为，然后就此得出对这个繁衍生息了几千年的民族的整体印象？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上都会或多或少地走过一段，甚至长时期的痛苦、艰难、歪曲、错乱、颠倒或者血腥、疯狂、变态的历程，这种种的异化现象其实都是一个民族主导文化品性的副产品而已。以个体几十年的生存经验来看，如果意识不到漫长历史进程中黑暗时期的存在，那他眼中恐怕就再也不会有一个纯净的民族、一个纯净的人存在于世了。相对于汉地而言，如果我们也以大量的、成千上亿的汉族人在那场浩劫中的表现来类推整个汉族的民族性，那么这个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恐怕也只能剩下一大堆丑陋、可怕、不可救药的劣根性了。 文革期间，藏地的数千座寺院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其中的原因，包括内因、外因都非常复杂。一方面有众生共业的因素，一方面又有藏地特殊的政治、人文气候所起的作用。当时的情况之复杂远超今天的人们所能想象之程度，这里面有政治高压、经济逼迫、煽风点火、挑拨利诱，当然了，最常见的就是生命威胁。不知这些情况各种资料中介绍过没有？ 我是一个普通的出家人，旧事重提、疮疤再揭、重新翻开令人痛苦不堪的记忆只为与人辩上一辩谁该为当时的悲剧负主要责任，这些都不是我愿意干的事情，也不是我的分内工作。如果说过去心不可得的话，那么我想可能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在等着我们处理。毕竟，我们都得继续向前迈步。但既然法师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有些话就不得不说。 在我的记忆中，当年有很多藏族人是在枪抵后脑勺的情况下被迫参与砸毁寺庙的。而且还有一点事实也必须加以澄清：即参与焚毁寺庙的人中，有许多都是穿着藏族服装的外民族人。这些情况在人们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中恐怕都没有提过，但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墨写的谎言终究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因而若把毁坏寺院的行动都算在藏族人的头上，这恐怕有失公允。 在我的家乡炉霍就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间寺庙的大经堂里住满了士兵，他们就在经堂里喂养马匹。结果一天晚上草料失火，整个经堂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最后则被彻底烧成废墟。但后来就有消息说，这座寺庙是被藏族积极分子烧毁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只要问问现在还健在的一些藏族老人，从他们嘴里，你会听到更多、更不可思议、更让人感到黑白颠倒的事例。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在替所有的藏族人开脱罪责，我不敢保证没有藏族人参加过毁坏寺庙的行动，但即便有，这些人也绝不代表藏人中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行为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藏族全民信教的事实，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杀整个藏族的文化魅力与人格操守。仅举一事为例： 政策恢复后，很多寺庙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就得以重建、恢复，寺庙中的经书、法器、佛像、文物、高僧大德留下的著作与物品等众多寺中珍藏，绝大多数也都完好无损。这些东西如果都被“转变迅速”的藏人统统砸毁，那么此时它们又怎么可能突然之间就再次冒了出来？寺庙的外在建筑可能会被毁坏，但更多的藏人是以生命为代价尽力保护寺庙中的经书、法器、佛像等一切内在的珍贵物品，我们家就曾参加过当年的抢救寺庙文物的行动。 当时有个喇嘛把庙里唯一的一本伏藏经书委托给我父母，从此，我们家就把这件宝贝整整藏匿了七、八年。如果被人发现的话，父母肯定是要坐牢的。但他们宁肯每次搬家时把它先放在山洞中，等安顿下来后又悄悄取回来埋藏好，也不会轻易就把它上交出去。 还有很多藏人不能明里念诵咒语、供奉佛像、勤行供养礼拜，他们就暗中做这一切。我所在的地方有七户牧民按规定放养公牛，我亲眼见到他们晚上放牧归来后，各个都在家里念诵经文、礼拜不辍。我们那个地方的藏人并不是藏人中的“学佛先进分子”，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藏族老百姓。以同理推知，广大的藏族民众当然也同样不可能从内到外都来一番彻头彻尾的转变。 那个年代的藏人家中一般都悬挂有毛泽东的画像，其实这一点在全国各地都一样。不过在这一共同现象的背后，藏族人还有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他们在主席像的后面往往供奉着佛像；或者白天挂毛泽东的像，晚上又换成佛菩萨的像，且供灯、供水从未间断过。客观地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此种对佛法的虔诚信仰恐怕任何一个民族都难以与藏族相提并论。 文革后，藏民家中供奉的各种世间伟人像就逐渐销声匿迹了。就我个人近二十年的观察而言，我就从未在任何一个藏人的家里，不管是牧民家庭还是知识分子家庭中看到过这种画像。最近，我又见到了一则新闻报道，言藏人过年时要挂主席像。不过一看那几个藏人的装束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记者搞错了？因他们的穿着举止明显不像是藏族人的所为。 莲花生大师早就授记过，未来的岁月里，魔会进入男人们的心中；魔女会进入女人们的心中；独角鬼会进入孩童们的心中。因此，在文革这一特定的混乱历史条件下，正当群魔乱舞的年代，有些藏族人也着魔发狂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若就此议论说藏族人大范围内都背弃了信仰，都抛弃了佛法，则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心目中就牢牢记着这么一幅画面：当时的很多僧人都被迫脱下了僧服，但在他们的俗家装束下，往往会隐约看到里面穿着的喇嘛服装。这也为当时整个藏地的佛教信仰情况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注脚：外在的改变绝对不代表内里的灵魂；身与心的不相协调、甚至割裂，原因不在于本人的意愿，而是环境的逼迫。但即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大多数藏人依然不愿背弃自己的心，他们把希望深埋在心底，平静而韧性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八七年时，在五台山菩萨顶我曾见过一个汉僧，当谈起文革期间自己所做的种种非法行时，他禁不住痛哭流涕起来。是的，文革对藏地、汉地的佛教徒，乃至对普通民众而言，都是一场可怕的梦魇。汉地的众多出家众面对佛法被蹂躏的现实，恐怕也只能发出一声轻叹。同样，汉地寺庙遭受破坏的程度一点也不比藏地轻，人民受愚弄的时间、范围、程度更是举世罕见。重新去抚慰历史创口时，重要的不是去看众人在历史特定阶段中的外在表现，而是应反躬自省，好好省查省查人们的心在一个扭曲的时代里，是不是还基本保持住了应有的尊严、人格、道德与良心！如果内心始终清明、向道的话，那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就有了高尚地生存下去的脊梁。对我个人来说，虽已在喇荣佛学院呆了近二十年闻思佛法，但如果类似文革那样的，甚或更大的灾难再度发生时，自己能否站稳立场、身语意不做一丝一毫违背正法的事，现在的我并不敢拍着胸脯立下铁定誓言。 从文革那场灾难中挺过来的藏族，我对她的未来满怀希望，就像对所有历经磨难、挫折而后依然顽强生存着的民族满怀希望一样。但同时一种深深的隐忧也常常占据我的脑海：如今的藏族年轻一代会不会在另一场席卷全球的消费文化大革命、强势文化与流行文化剥夺少数文化生存权的大革命中放弃佛教的立足点，并最终缴械投降呢？ 要想依然保持住藏族人心的纯净与高尚，唯一的应对措施、唯一的希望只能是继续把佛教当成我们的生存命脉。佛教铸造了藏族人慈悲、坚韧的心，而藏族人将在心的指引下奔赴佛法指出的终极光明。 显密之关系 问（19）：藏传之密宗的修行，要以显教为基础。我想知道的是，显教的修学与密宗是什么关系？密宗与显教有什么不同？ 答：藏密的修学的确是建立在显宗的基础上，但所谓的密教要以显宗为基础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把显宗全部学完了才可进入密法的学习。这里所说的基础有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最初的兴起是从显宗经典的弘扬上开始的。据《唐书》记载，约在东晋时期，藏地进入了托托日年赞国王（《唐书》称其为陀土度）的统治时期。公元317年，当国王已是花甲之年时，有一天突然天降四部宝典：《宝箧庄严论》、《百拜忏悔经》、《十善经》、《十二因缘经》等，并且虚空中还传出声音说：“自兹当俟五世，始晓此事。”也即是说再过五个朝代，人们才能懂得这些佛典的内容。结果等到松赞干布执政时，藏地开始有了文字，人们真地明白了这些经文的含义。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显宗经典为后来密法的弘扬开始打下牢靠的基石。 第二，密法的修证必须以显宗的出离心、菩提心为基础。基本上在藏传佛教的每一个修法仪轨中，篇首都有皈依、发心等内容，以此称密法之修行建立在显宗的基础上。 至于二者的关系，佛陀在《文殊真实名经》中称显宗为因法，而密宗则为果法，且显宗的全部教义最后皆可归纳到密法当中。此经中云：“依各乘之方便力，为利众生而分类，三乘最终皆归为，究竟唯一之果乘。”这里世尊亲口宣说了显宗中的声闻、缘觉、菩萨乘者最后皆当归入密宗中。从暂时的观点来看，因众生各个根基有别，所以释迦牟尼佛才对症予药，开演出无量法门以接引万千众生。但不论显密，其终极目的均为成佛。在这一共同目标驱动下，因密宗中有非常多的方便法门，故选择了密宗的修行者就像乘坐飞机抵达目的地一样；而选择了别的宗门的修行者则像乘坐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人一样，在显现上便要比密法行者晚一些到达目的地。其目标绝对一致，只是途径、工具各有不同而已。 藏传佛教的很多高僧大德，诸如宗喀巴大师、麦彭仁波切等人分别在《密宗道次第论》、《〈中论〉要诀》等论著中表达过这一思想：密宗若与显宗相较，则暂时显现出拥有的方便多、不用行者多生累劫行持苦行、是为利根者准备的法门等特点。但在最终的得果上，与显宗相比并无任何不同。这一点有些像中观自续派与应成派的分别，暂时来看二者有很多不同点；究实论之，二派在最究竟的意趣上是完全一致的。而显宗中若按顿悟、渐悟的不同也可分为顿渐二派，尽管修行时间长短不一，证悟之因缘、方式各异，但得果却无丝毫差别。 虽说藏地的雍顿班智达等人认为显密在所得的佛果上也有所不同，而且他们的论述均有相应教证，但这里乃是针对藏传佛教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而言的，并不牵涉到雍顿班智达等人的个别看法。全知无垢光尊者在《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智悲光尊者在《功德藏》中都间接说到了显密佛法的相异之处：暂时的修法不同；抉择见解的窍诀不同；对治烦恼的手段不同；成就的快慢不同。对此问题感兴趣者如果看过顿珠法王的《藏密佛教史》、纽西堪布的《大圆满传承源流》、无垢光尊者的《心滴大释》以及《革扎佛教史》等著作，就会知道显密虽然最后的得果完全一致，不过密法行者却因了密宗中的方便法而极快地获得了佛果。如果诸位熟悉《高僧传》、《五灯会元》等著作，就不会对密法中拥有方便法而感疑惑，因这些典籍中同样记载了汉地的一些高僧大德依靠各自的方便法而迅速成就的事例。我们只是就一般状况来说，认为密法的方便法门远较显宗明显、数量多而已。 由藏入汉、对弘扬密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诺那上师，就曾讲过这么一段话：密宗与汉地的净土宗并无差别，修任何本尊最终皆必须虔修西方净土法门。他的话一点也没错，因大圆满、大手印都有关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仪轨、修法。贡嘎上师也说过，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密宗的即生成就，与即身成佛实乃互不相违。汉地的弘一法师、圆瑛法师、元音老人等也倡导禅净双修或净密一体。宣化上人亦说过：“禅、教、律、密、净虽说五宗，归根究底，说的都是一个没有两个。”永嘉大师同样说过“宗亦通，说亦通”的话。所以我们才再三强调，如果通达佛法大义，自可融通各宗各派；若执著于自宗自派，则必当把释迦牟尼佛圆融不二之佛法人为分裂开来。 不仅显密归元无二路，密法尽管从大的方面分可分为八大教派，其实质也同样一体一味。佛陀涅槃后，真正弘扬佛法的大善知识实际上全都是佛陀的无二化身，所弘扬的也全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正如《涅槃经》所云：“阿难勿痛苦，阿难勿呻吟，我于未来世，幻化善知识，利益汝等众。”因此，四世班禅乐桑曲坚说：“大智成就莲花生，化身具德燃灯尊（阿底峡），又化乐桑扎巴华（宗喀巴），我无其余皈依境。”二世达赖格邓江措大师也说：“成就持明莲花生，五百顶饰阿底峡，金刚持佛宗喀巴，异身游舞吾顶礼。”因此藏地各大教派普遍公认，宁玛派的莲师、格鲁派的宗喀巴大师、噶当派的阿底峡尊者、噶举派的达波瓦、萨迦派的萨班刚嘎降村等皆为同一化身。又华智仁波切亦说：“五明通晓开显萨班尊，显密善说之源宗喀巴，一切佛法教主龙钦巴（无垢光尊者），雪域三大文殊我顶礼。”这里已非常清楚地揭示出，萨迦班智达、宗喀巴大师、无垢光尊者三人皆为文殊菩萨之化身，而这一点确已是藏传佛教界诸大德一致公认的说法。 与此不谋而合的是，显宗中的很多祖师大德也同时“身兼数任”，既为本教派祖师，又兼弘别宗教法。比如净宗六祖永明延寿大师，同时又是禅宗法眼宗的一代宗师，其禅净双融之理念可具体参见《宗镜录》；尚有倡导禅教融合的圭峰宗密禅师等举不胜举之人都强调教宗之间的融通无碍。 既然佛陀自己及前辈大德都已明确宣说过各宗佛法、各派善知识均为佛教正法、佛陀本人之化现，作为后学的我们便不应该再意气用事、各自为政、互相诋毁。各派在显现上确实有不少差异，但这些差异都不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也绝不是像水火一样难以并存。若能把各宗各派全部融合起来一体观之，则差异的存在反而验证了佛法随机施教的特点，我们也才能在佛法的浩瀚大海中各取所需、尽饮甘露美味。 妄加分别，则佛法必遭割裂；一体圆融，则修行者各个受益。 诸佛智慧甘露法，无上之宝难言诠， 此《藏密问答录》乃因汉地高僧济群法师示现发问，余依教理及自身理解回答而成。以此功德，愿众人心相续中皆生起佛教各宗互不相违之定解。 藏僧索达吉 （济群法师：1984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至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参学任教。沩仰宗第十代传人。现任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并受聘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高级顾问、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唯识、戒律的研究及讲授。近年来，已将弘法重点转向道次第、菩提心和皈依——这被认为是受藏传佛教菩提道次第论影响的标志） |
济群法师：《菩提道次第》的修学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