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益心力量：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干

   日期:2014/8/7 12:59: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作者：文运

编者按：

文运先生在2013小鹰学员开营培训中的讲课，我们已刊发两期，上期文运先生提出“探索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需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神”，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在文运先生的分享中，思考传统文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重器物、轻思想，是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产业社会效益不尽人意的重要原因

传统文化是什么？这是个看似很明白，实际又很模糊的问题。说到一个民族的文化，至少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外围是器物、技艺等形而下部分，中间是民俗等制度约束部分，核心是思想等形而上部分。

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几年下来，我们能看到的实际工作却主要是围绕形而下的一些器物、技艺展开，比如传统建筑、戏曲、书法、陶瓷、手工艺品的保护与开发等。这些器物和技艺本来是传统文化的思想等形而上内容的应用载体，但在传统文化思想不能彰显的情况下，它们已经异化为普通的商品物，成为商业利益的载体。

重器物、轻思想，或许是近年来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产业经济效益快速增长、社会效益不尽人意的重要原因。

当代西方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在中国先秦思想家的论述中已有提及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伏羲画卦，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当代西方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在中国先秦思想家的论述中已有提及。

比如《尚书》中提到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子》中提到的“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中提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以民为本”的朴素民主思想，《老子》中提到“我无为，人自化”“我无事，人自富”“民之难治，以其上有为”等“小政府”社会治理思想，《韩非子》中提到“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有术之君，不随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等法治和制度主义思想，《管子》中提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优先发展经济思想，《列子》中提到杨朱“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等利己“经济人”假设思想，等等。

大唐盛世中，儒释道被定格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干

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先秦学术思想高度繁荣的局面一度消失。所幸，以钳制思想、严刑峻法为务的秦帝国仅仅维持了不到15年就彻底覆灭。此后，各种各样的思想仍然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至迟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隋唐时期，佛教在与儒道等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磨合交融中，结出了璀璨的人类文明硕果——汉传佛教，开演出了大乘佛法和中国式思维的深广境界。

这时，儒、释（汉传佛教）、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显学。但将这三家同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由开创了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最为罕见的经济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军事实力超强、高度包容开放的全面盛世的大唐帝国君主所为。唐太宗、武则天对佛、道、儒都很尊崇。特别是开元盛世期间，唐玄宗先后亲自对儒家《孝经》、佛教《金刚经》、道家《道德经》做了注解，以政治的权威明确了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原则。至清朝，雍正皇帝在上谕中总结说，“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

可以说，儒释道三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干，经过了两千年的大浪淘沙的历史抉择，并非偶然。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泛爱众”的利他价值观和责任心的塑造，善于解决“干什么事”的问题；道教强调“无为无不为”、“反者道之动”的方法论体证，善于解决“如何干成事”的问题；汉传佛教则融合儒道两家，既强调“大慈大悲”的利他精神，将儒家的责任心由对人扩展到对一切众生，又强调“性空缘起”的无我智慧，将道教的无为深化到无我，解决的是无限生命如何圆满的问题。

儒释道都不承认造物主的存在，强调命运是自决定而非他决定，主张人人皆可学为圣贤、学为佛陀、学为仙真，与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迥然有异却又长短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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