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乘佛法对苏轼诗词创作的深刻影响

   日期:2014/8/20 19:57: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内容提要：论文从大乘佛教的视角，分析大乘佛法对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苏轼性情率真，豪放旷达，政治生涯屡遭贬斥，一生坎坷多艰，但大起大落的宦海生涯不仅没有摧毁苏轼，反而成就了他丰富多彩、绚丽璀璨的文学人生。在屡次贬谪的过程中，苏轼将大乘佛法中的人法真空、清净平等宗旨运用到了极处，将佛理与禅意始终贯穿到苦难生活的诗词创作中去，“位居权臣不自满，贬谪困苦不哀叹”，从而让世人看到了困境中坚定从容的苏轼，并留给世人无数意境优美、哲理深厚、传诵千古的诗词佳作。

关键词：大乘佛法 苏轼 诗词

苏轼一生与僧人交往密切，不少僧人与他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其中妙总师参寥子、径山维琳长老、杭州圆照律师、净慈楚明长老、苏州仲殊师利和尚等当代高僧大德，都与他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苏轼曾说：“默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偶录此数人以授惠诚……”（惠诚，即是惠州永嘉罗汉院的僧人。）

苏轼自小慧根深厚，熟读佛典，又长期与众多僧友往来，使他与大乘佛法结下了不解之缘。佛学上感悟的智慧，不知不觉已经融入到了苏轼的诗词创作中。

当他在仕途不顺、遭到贬谪、人生遇到巨大挫折时，中国大乘佛法对他诗词创作的影响体现尤为突出。但是苏轼深厚的艺术素养没有让作品因哲理生涩，反而为其增加亮点，使诗词哲理境界更加耐人寻味。

大乘佛法对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法真空思想对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

受到家庭和当时社会环境影响，苏轼也热衷于习禅，对禅宗的经典《金刚经》和《坛经》有着深入的了解。《金刚经》、《坛经》主要强调人法真空思想，通过看破达到不取于相的放下。人法真空思想包括人我空和法我空。不执著有，则人我空。不执著空，则法我空。我法双空，才能洞彻三空般若正智，从而证得空有同时之般若理体。

我们试从人我空和法我空两方面，来分析人法真空思想对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

1、人我空

万法缘起，缘生缘灭。放下万缘，人我皆空，顿超生死。

大乘佛法人我空思想在生死关头，人生重要时刻影响了苏轼的诗词创作。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生死未卜。期间他的儿子苏迈有事不能给他送饭，让朋友帮忙去送。朋友好心给苏轼送了条鱼，看见鱼，让苏轼发生了误会。

原来他与儿子苏迈早已约好暗号，如果事态严重，就送鱼告之。苏轼见到鱼，认为自己可能马上就会被处死。于是匆匆写下两首诗，作为绝笔留给弟弟苏辙。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史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能在环境恶劣、苦不堪言的牢狱之中，解脱自在，人我皆空。不怨天不尤人、从容面对生死。

如“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这些诗句写出了苏轼对当朝天子光辉普照的感恩和对自己一家妻儿老小没有尽到全部责任的愧疚。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和“他时夜雨独伤神”等句道出了苏轼当时艰难的处境和悲惨凄凉的氛围。以及自己待人宰割时的忐忑不安，和家人在他死后独自悲伤的情形。

但是苏轼没有就此哀伤坐以待毙，而是笔锋一转写下了“是处青山可埋骨”“桐乡知葬浙江西”此二句表明苏轼在短短的时间里，可以将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得有条不紊，仿佛是在安排处理别人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大难临头时并未真的惊慌失措，而是泰然镇定从容不迫。并且在诗中一再安慰家人，不要因为自己的离开而过于悲伤，一切皆是定数。

“百年未满先偿债”说明他早已经看穿一切。生是欠债而来，死是还债而去。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此二句运用了佛教常讲的三世因果、六道轮回来诠释自己与苏辙间的兄弟未了之情缘。

三世即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六道即是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

苏轼与弟弟苏辙在仕途上一直共同进退，现在苏轼要先走一步，一家老小又要托付给苏辙来照顾。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只有寄托在来世再与之结为兄弟，再作苏辙的老师、学长、哥哥、知己吧！苏轼运用大乘佛法人我空思想，面对生死逆境时的超然洒脱，难免让人感觉到有些悲壮。

苏轼坐了一百多天的死牢，获释后被贬到黄州，没有经济来源。只有带着一家人自己盖雪堂，种东面的坡地，并自号“东坡居士”，艰难糊口过日子。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阻止苏轼“游山玩水，写词作乐。”

《坛经》云：“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困在黄州的苏轼，此时却颇有禅宗六祖惠能大师所说的禅意境界。

我们从《定风波》这首词中可看到大乘佛法无我执、人我空思想，对他在黄州时期生活及创作的影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将人我空思想应用到突发事件中，坦然面对突发状况。一切超出预料的事件，都丝毫不会影响到苏轼及时享受风雨人生的乐趣。

此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首二句写明苏轼与朋友等人野外游乐途中遇到了风雨，本来一个让人很扫兴的事情，竟然被他豪迈、喜悦、轻而易举地化解开去。狂风暴雨，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该走的时候也自然会走，不会因游人有所改变。所以雨打竹声根本就不用去理会，游人自然应该徐行的且徐行，吟啸的且吟啸。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在此点明了人与自然，与万物，与社会是彼此分工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人生亦如风雨，只有看破才能放下。不固执自我，才能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潇洒地行走在雨中。悠闲轻松胜过骑着骏马，才能体会到风雨人生的乐趣。苏轼上片先写雨，不怕。下片则写晴，不喜。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刚刚写料峭的春风把酒吹醒了，有点微冷。下句又转写不太冷了，因为一夕斜阳灿烂的照了过来，天色已经晴朗了。天气的瞬息万变，让人始料不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此时回头看到刚才在风雨中，人是那么狼狈、草木是那么萧瑟的状态时，苏轼却感觉雨天和晴天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

诚如苏轼自己抄写的《金刚经》中所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又云：“如如不动，不取于相”、“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道出了苏轼的内心不会随风雨而动摇的真实思想状况。苏轼在词中透彻人我空思想和所描写的无我执般若智慧境界，也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考与领悟。

在黄州，身处逆境的苏轼，能够做到人我皆空，“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对人对事但尽其心，不作他求。

诚如他在元丰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论修养帖寄子由》所讲“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尽，眼自有明，医师只有除翳药，何曾有求明药？明若可求，即还是翳。固不可于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无明。而世之昧时，便将颓然无知认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儿狗儿得饱熟睡，腹摇鼻息，与土木同，当恁么时，可谓无一毫思念，岂谓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学者，观妄除爱，自粗及细，念念不忘，会作一日，得无所住。”

2、法我空

人我空虽然是不执著有，但是还执著空，还是执著四大、五蕴。地、水、火、风，名为四大。色、受、想、行、识，名为五蕴。法我空是不执著空，则空也空。既空有不离，中道不存。苏轼对法我空思想的禅意境界理解得非常透彻，随时随地信手拈来融汇到诗词创作中去。

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赴汝州团练副使，沿途游览庐山多日。在游览庐山时所作哲理诗，被佛门中人认为皆是颇有悟性的佛偈。

我们选其中两首哲理诗进行分析。

苏轼在庐山西林寺作诗《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认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首二句是写庐山的全貌，叙述游庐山所见到的情景。庐山雄奇秀丽的景色，游人游历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物自然也各不相同。从正面看庐山山岭连绵起伏，从侧面看庐山山峰耸立。从远处、近处、高处、低处看庐山，庐山呈现出了千姿万态各种不同的样子。只有从不同的视角全方位去观察，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掌握认知庐山的迷人风采。

后两句是议论，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为什么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呢？因为此身在庐山之中，视野有所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我们渴望了解认识庐山的全部，那只能是徒劳的。

苏轼没有单纯的游山写山，而是借助庐山的形象，揭示了蕴涵丰富的人生哲理——我们对待任何事物，不要强求，不要形成对立。对立的局面容易让我们陷入被动，看不清事实的真相。只有跳出人为的界限，换位思考，才能够客观的评价。

《金刚经》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就是让人看破、放下。放下二元对立，进入一真法界。苏轼认为要了解庐山的全部真相，只有淡然立于庐山之外。而置身于庐山之中，纵然绞尽脑汁、机关算尽，至多也只是看见庐山的局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清是因为他没有“我”的束缚而清醒，当局者迷是因为他在“我”中迷失辨别的能力了。不同背景、不同阅历的人，即使看待同一事物，每一个人的见解也会有所不同。

“无我无法”去掉我的见解，学会倾听。原来他人的见解是如此的高妙，竟然也会有一部分的见解与我寂静的心灵不谋而合。

苏轼此诗言简意赅，带我们走进平淡智慧的境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人生就会少了几许期盼寻逐的烦恼，多了几分本分悠闲的快乐。

苏轼游庐山时，晚上曾经留宿东林寺，与常总禅师论道后有所感悟，在第二天黎明献上一首颇有佛意的诗。

《赠东林总长老》：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

此诗强调说明了苏轼不执著空，积极入世，自利利他的大慈悲心之情怀。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这是苏轼见到东林常总禅师论道后的顿悟。

“溪声”指的就是庐山虎溪汹涌涌急的流水声，声响如雷霆，诗里用广长舌来形容。佛教徒包括释迦牟尼佛在世时的印度人普遍认为，一个有修行的人如果三劫不说妄语，舌头就可以覆盖到鼻子上。佛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和八十种随形好，广长舌是佛的三十二相之一。佛说真实语言所以舌广长，能将整个面容覆盖住。

“清净身”指的是佛陀清净的法身。法身指佛所说之正法、佛所得之无漏法、及佛之自性真如如来藏。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化身。

六祖惠能大师说：“何期自性本自清静，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坛经》）

苏轼顿悟后认为虎溪中轰隆阵响的水流声，便是佛陀以广长舌说法的法音，听溪声就等于是在聆听佛法。看到庐山美好的景色，就好像看到了佛陀的庄严清净的妙相一样。顿悟后的苏轼，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将森罗万象的宇宙自然，视为自性所变现之物。自然得出结论——既然砖头瓦块都可以说法，溪声当然可以也说法，青山美景又怎么不是清净寂灭的法身呢？

苏轼用“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来表达自己一个晚上听闻、悟得了非常多的佛法偈语，日后又将如何传授给别人知道的困惑。几乎每部大乘佛学经典的流通分，都是劝勉学佛人将佛经和所悟佛法，用各种形式广为流通。最好能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如法为人演说。

正如禅宗的传灯法会，以心印心，法脉相传，续佛慧命。自己顿悟后，准备立刻向他人演说，广为流传。但是这种自性的顿悟，是无法用言语和文字形容的，这让苏轼有些踌躇。“八万四千”佛经上常用来表示数目之多，不是一个固定确定的数字。“八万四千偈”是指听到悟到的佛法数目非常多。

苏轼早已经领悟到“人我空、法我空”的真谛，适时地看破放下执著，顿悟解脱。看破放下，不是虚无与消极，而是要不固执自我，不敌对他人；看破放下，只是一个手段，一个方法；看破放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起来，为了更加勇敢地超越表面的二元对立现象，积极面对人生，进到一如真法界的本质里面去；苏轼在此诗中所表现出豁达开朗的胸怀，自觉觉他、时刻利益大众的崇高思想境界让我们肃然起敬。

法我空思想的禅意境界，不仅被苏轼融会到诗词创作中去，而且还对苏轼起伏波折的人生起到了积极作用。让他更加珍惜当下，时刻内省、圆融自在地顺时知命。我们在他对恩师欧阳修的缅怀之作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元丰七年十月，苏轼第三次经过扬州平山堂，此时欧阳修已经逝世多年。苏轼为缅怀恩师作词《西江月猠煞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

“弹指”佛教认为一弹指为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次生灭。如果我们动作快一点，一秒钟可以弹四次手指。四乘六十再乘以九百，则一秒钟就可以有二十一万六千次的生灭。

“半生弹指声中”表达了苏轼对时间飞逝、人与事变化莫测、世间无常的充分认识。苏轼没有在词中着重叙述和恩师的交往秩事，也没有感慨自己十年来的宦海风波和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而是引用了恩师欧阳修《朝中措》“堂前垂柳，几度春风”的佳句，与思念之情巧妙的融合。这首词寄托了苏轼对先辈恩师的感激与思念，抚今追昔怀念恩师之情，溢于言表。

结句“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带有“人生如梦”的感伤。苏轼在此不是普通的哀叹，而是解悟万法实相的惊叹！未转头时已经在梦中，哪里还需要我们转头时再去醒悟？

《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苏轼将世间所面临的一切人，一切事的变化，都视作梦幻泡影。如朝露、如闪电，当处出生、当处破灭。黄州的贬谪生涯没有改变苏轼，反而让他更加地看破放下，万法皆空，了无痕迹。

所谓“真空不空，妙有非有”，既然一切都是在梦中，为什么我们不去好好地享受美梦，而偏偏要折磨自己去记住那些不愉快的恶梦呢？

苏轼选择了“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记住那些曾经美好的事物就够了，那是我们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清净平等思想对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

北宋初，禅宗又向经教复归，这种经教一致的倾向也影响到苏轼。苏轼的禅观融入了华严法界观念。

苏轼对华严宗经典《华严经》、《楞严经》都有很深的研究。《华严经》、《楞严经》大力提倡清净平等，等无差别，入一真法界。清净，即是湛然不变、如如不动。平等，即是随缘做事，无分别心。

我们试从随缘不变和不变随缘两方面，来分析清净平等思想对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

1、随缘不变：

苏轼性情率真，对人对事光明磊落，勇于担当。我们通过他所作《南华寺》的诗句及其时代背景，可以清晰地看到不逃避、不妥协、随缘不变、保持真我性情的苏轼。

此诗作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惠州安置。贬迁的路上，他拜谒了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祖庭，在祖庭曹溪南华寺作诗：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

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此诗中运用了许多佛门的话语和典故。“本来面”又称为本来面目，是指人的本性即佛性。

六祖惠能大师开悟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证的就是不思善、不思恶，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

前四句苏轼是说为什么我要来参拜祖师？是因为要认识我的“本来面目”。在南华寺里面见到了六祖的金刚不坏真身，神色安详端坐在塔中，似乎是在询问我这一生的修学心得。“明上座”指惠明禅师。

“饮水自知”是惠明禅师开悟后对六祖惠能大师所说“豁然开朗，明心见性”的感受。惠明禅师自己能够体会，却无法言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指月”典故出自《楞严经》“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如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失其指”。五至八句苏轼表达了自己对惠明和尚的羡慕之情。非常羡慕他能够得到六祖惠能大师的亲自指点，从而明心见性悟得无上菩提大道。

九至十二句有一典故。

根据《冷斋夜话梦迎五祖戒禅师》中所叙述“坡曰：轼年八九岁时，常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欣然而眇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

苏轼想以此四句来证明自己前生三世本来都是佛门中人，只可惜一念之差，落入尘世，招来了这一生的颠沛流离与忧患。苏轼勇于担当、率真的性情依然不变，在被贬逐时还是那么清净平等，没有用分别之心去揣测他人。而是用“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两句话，就为自己一生的颠沛流离与忧患找到了答案。所有的磨难都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才形成，与他人无关。面对困境不仅不去抱怨，其中还充满了深刻的自责，自我惭愧之情跃然而出。

最后四句是苏轼在六祖惠能大师金身前表明心迹——今天，我老泪纵横在祖师面前顶礼膜拜，我要用这曹溪祖庭的清泉，洗尽我心中的尘垢障碍。

“真相”即是“本来面目”。《梵网经菩萨心地戒品》下卷云：“诸法真实相，不生亦不灭，不常复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去。”

“绮语”是佛教中身三、口四、意三的十不善法中，口业的一种不善之法。主要是指涉及爱情或闺门的艳丽词藻及一切杂言秽语。诗中用绮语比喻一些障碍明心见性的语言及文字。名满天下，文坛巨匠，一生妙笔生花。

此时面对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如同面对镜子，如实地观照自己并深刻自我反省。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上的乞求保佑行为，也没有哀伤怀旧狂发牢骚。而是在六祖庭前泪如雨下如失乳儿，不矫揉不做作，诚恳真实得让人感动。无论身处何时何地，苏轼永远保持他那颗坚强仁厚不变的真心。

每次当苏轼面对不断的打击与困境时，依然保持超然物外、随缘不变的真性情。

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苏轼刚刚适应了在惠州的贬谪生活后，却被朝廷再度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轼渡海去贬地儋州，路上遇到清风急雨还是性情不变，兴致高涨随缘赋诗。

《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

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

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

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

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

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

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

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

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

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

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

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面对垂暮之年的不幸遭遇，苏轼竟然做到了“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及时享受再贬途中所经历风雨的无限乐趣。

苏轼诗首十二句充分运用《楞严经》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的佛理。

先写海南地理形势和特点，抒发感慨，点明了当时所处的自然与人事环境。四面环海，回归无望，不如好好地坐在肩舆上歌咏诗词，去欣赏海天景色。

在茫茫的宇宙中，中原与海岛都不过像一粒米那么微小，哪里还会有谁去关心什么雌雄、大小之分别呢？大乘佛法经典中经常讲恒河沙数世界，一是比喻世界繁多，二是比喻世界渺小。

被贬到天涯海角有些“穷途末路”的苏轼，此时没有丝毫的颓丧。而是将自身和万物放在历史的长河与浩瀚的宇宙之中，坦然面对被朝廷一贬再贬的现实。珍视境遇中的一切，谈天说地随遇而安。

接下来，苏轼又运用了《华严经》中“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的佛理，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展开了丰富的想象。自“幽怀”以下十六句主要是写幻境。

苏轼随缘自适的幽怀，竟然随着一阵天风吹来而情绪高昂起来。望着那些被风吹得如鳞甲的草木，听着如美妙笙钟的山谷回声，原来天风急雨竟然是天上的神仙让群龙来催我去赴宴作诗。自己的诗歌佳作，会让曾经是往昔同伴的仙人们惊叹不已，好久没有听到如此精妙的诗句了。

贬谪途中遇到清风急雨，苏轼坐观其变，悠闲地欣赏海面景象。幸福地幻想着神仙有感邀赴宴，东坡有应去作诗。即使天上的神仙来了，依然我行我素。感应道交、清净平等，逍遥自在地享受当下的“良辰美景”。

此诗进一步表达了苏轼“春宵一刻值千金”（《春夜》）随缘不变怡然自得之情，可谓“东坡”不老矣。

2、不变随缘

苏轼在贬谪之地，用那颗不变的真心随缘处事。永远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爱，并与当地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选择苏轼在儋州时所作两首诗词，来佐证他与当地人民的友情与之一贯的人生态度。

我们先来看苏轼在元符元年（1098年）所作《新居》：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

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

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

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

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

此诗作于苏轼到儋州的第二年。苏轼初到儋州时住在昌化军衙门，后来被官员逐出官舍。苏轼只能在城南桄榔林中买地，在当地百姓和数十名学生的帮助下修建茅屋。新居建成后，比官舍宽敞，景色宜人，苏轼戏称为“桄榔庵”。

在此诗中，我们又看到了苏轼一贯的豁达自适的人生态度。

困在海岛上，又被从官舍里赶了出来，在“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的时候，竟然找到了“无穷境”。每天清早看着阳光照进竹树林，竹影、树影朦朦胧胧相映成趣。“数朝”后又可以看到畦田里新发的菊花。

苏轼发出了超乎常人的感叹“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拥有良辰美景足已悠然卒岁，不用在去谋划什么了。

如果把名利“二顷”都放下时，人生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费力去追逐的？

此时的苏轼或许彻底顿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楞严经》），在低矮篱笆墙的“寻丈间”也能寄托苏轼文学与佛学的无穷境界。

苏轼在贬地儋州的第三年作词《减字木兰花立春》，“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如果说初到儋州时，苏轼与当地人民还只是相互同情、相互欣赏、相互帮助的“泛泛之交”。在苏轼作此词时，则是与当地人民同醉同乐，亲如一家，不分彼此了。

苏轼在词中先写立春的习俗，次写春风，再写春意盎然的桃花和杨花。

“风从海上来”点明苏轼地处海岛的特点，境界壮阔，令人胸襟舒畅。海上而来的无限春风，带给岛上人民无限的暖意，也给苏轼带来了暖意。

这是一首苏轼对春天的颂词，是我国词史上第一首热情赞扬儋州之春的词作。此词上、下片句式相同，全词八句，共用七个“春”字，足以表达苏轼对儋州春天的热爱。“一阵春风吹酒醒”，点明迎春仪式宴席上的春酒醉人，情趣浓郁。也说明当时的苏轼已经与儋州人民亲如一家，聚会庆祝其乐融融。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是全词点睛之笔。《楞严经》云“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 苏轼用儋州所不见的雪花来比拟杨花，寓意儋州跟中原景色略同，于是发出“不似天涯”的感叹，体现了苏轼对儋州的热爱和强烈的认同感。

此时苏轼被贬儋州两年，已经六十四岁高龄。在这首词中，我们丝毫看不出他一点一滴的困苦暮年之气。而是以欢快的基调描写儋州绚丽的春光，入乡随俗，不变随缘。苏轼和儋州人民一起，充满激情地迎接着春天的到来。

如如不动的苏轼在经历任何奇遇时，依然可以保持真心不变，随缘处事。行常人所不能行，忍常人所不能忍，觉而不迷，清凉自在。而这达观的人生态度，我们在他遇赦后的诗句中可窥一斑。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卒，徽宗即位，五月苏轼在儋州遇赦。苏轼终于迎来了他不断被贬谪生涯中的春天。苏轼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今生还能活着踏上大陆。

为了纪念此次奇遇，六月渡海北赴廉州时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根据此诗，我们可以了解到苏轼渡海的时间是在半夜里三更时分，渡海时遇到狂风连绵阴雨的天气。他没有懊恼天不遂人意，而是在天上的乌云散了，一弯明月挂在天空后，感谢苦雨和狂风对他一个流放多年遇赦思归心切人的理解，终于将晴送了回来。

接着苏轼又开始我行我素抒发真情——不知云散月明这景致是什么人安排点缀的？天空的面貌，海水的颜色，本来就是澄澈清白的。天还是那样的深远，海还是那样的平静。云雾散去，明月和海天一起，清净安宁。苏轼此诗首四句情景交融比喻巧妙，不露痕迹，蕴涵深刻的哲理意味。

《楞严经》云“色心诸缘，及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经历风雨的时间太久了，风雨自然就会转晴。点缀在澄清太虚里的乌云，本是虚无飘缈的梦幻泡影，不用去理会，自然守得云开月现。

接下来，苏轼发自内心地说自己被流放到了海外，没有别的原因，也是因为“道”不行。

“粗识轩辕奏乐声。”传说古时黄帝演奏过《咸池》这个乐曲，此时在海上的苏轼听着起伏的波涛，美妙如音乐，仿佛已经听到黄帝《咸池》温润的乐声了。

被贬到南方边远的荒岛上，虽然九死一生，但是苏轼并不悔恨。认为这次南游见闻奇绝，是平生所不曾有过的，是自己一生中挺有意义的一段经历。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被流放荒蛮之地多年，终于遇赦免北归。在回归的旅途中，又要在惊风苦雨的海上飘摇。没有哀叹、没有惊喜、只有内省与心怀感激。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不同常人的际遇皆是丰富美妙的经历，总是可以给苏轼带来无穷无尽的奇迹。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在这短短的两句诗句中，将自绍圣元年到元符三年的七年流放生活、九死一生的飘落生涯，以达观的胸怀，感恩的心态一带而过。犹如《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在不同的境界里历事炼心，如如不动，随缘任运。

此诗情调高昂，非常符合苏轼一向豪迈豁达的乐观主义精神。

苏轼在遇赦归途中，许多人怀着仰慕之情，沿途拜访或观看。

苏轼有作“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东坡居士过龙光，求大竹作肩舆，得两竿。南华珪首座，方受请为此山长老。乃留一偈院中，须其至，授之，以为他时语录中第一问》）

“持归岭北万人看”是当时百姓争相观看苏轼的真实写照，说明苏轼早已名扬天下“如日在虚空，照临一切处”（《华严经》）。

即使他被不断贬谪，依然才高盖世，众望所归。“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是苏轼自我真实的感慨——我能够在大家惊奇的目光中超然物外，忧乐两忘地走着坎坷的人生之路，就是因为心中流淌着一股曹溪清泉。

苏轼深知是“曹溪一滴水”让他在风雨人生中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此时的苏轼再去南华寺，拜见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否已经顿悟菩提自性？早已心安理得，不再羞愧难当泪如雨下？

此诗进一步说明苏轼本人已经意识到大乘佛法对他人生的重要影响，也让世人感受体悟到了大乘佛法对一代文豪巨匠诗词创作的影响。

结语

苏轼无论是被贬黄州、惠州、还是儋州，都没有令他颓废。而是将贬谪生涯过得一次比一次更有滋有味。

如果说初次被贬黄州，有些不习惯。曾经感慨过“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梅花》其二）“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珠，土人不知贵也》）此时的苏轼还有些忿忿不平自命清高，感叹自己才华被埋没。

当他再次被贬到惠州和儋州时，则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其二）“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并引》）的超然豁达、随遇而安、怡然自乐了。

苏轼自己有作“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在贬地惠州和儋州时的心情，与被贬黄州时相比较，显得更加平静超然物外。

根据《宋史》记载苏轼“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每次当苏轼政治与人生遇到重大挫折时，他就会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大乘佛法。看破放下、人法真空，清净平等、随缘不变等佛理为之所用，并从中寻求心灵解脱。苏轼能够充分认识所面临的忧患困境，能够及时地超越一切二元对立，清凉自在地享受当下。

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的期盼、奢望中走了出来，再到“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搠壁怀古》）“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答径山长老惟琳》）的淡定从容、了无牵挂。

苏轼的佛学与文学的思想境界，都不断地在忧患困境中被升华，使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

苏轼将他一生所有经历化为传奇，从而创作出无数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名篇佳作。

作者：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