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39岁出家，只身前往藏地修行，显密双休，半生戎马，终成一代宗师

   日期:2017/11/8 0:20: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高僧出家成佛的故事看得多了，总不免有些灰心丧气

　　“毕竟他们不是凡人，离我那么遥远”，你会这么想

　　凡人应该是像你我这样，每天被一大堆琐碎的烦恼困扰

　　偶尔能拿起，经常放不下

　　想要去修行，还是算了吧

　　直到有一天，你身边很近的一个人，突然放弃了所有

　　跑到下着大雪还没有暖气的藏区

　　一修行就是个把年头，一抬眼就是千百万年

　　你才终于明白

　　原来成佛可能不过一念之间

　　今天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不平凡的凡人

　　故事还要从民国时说起。

　　1909年，23岁的朱德在云南讲武堂遇见了与他同岁的教练官龚缉熙。

　　虽然稚嫩，但两张年轻的脸庞上却都写满了忧国忧民和血气方刚。

　　他们想象不到，四十年后，命运会安排二人在北京再次相见。

　　彼时，一个是新中国开国元勋，一个则成为了一代高僧。

　　“别来将近40年，老师的面貌虽老了些，但精神还和早年在云南时差不多，可喜可贺。”

　　1949年，朱德口中的老师龚缉熙被人尊称为能海上师。

　　能海上师的一生颇富戏剧性。

　　从无名小卒到戎马司令，无任何背景，全凭自己，他奋斗了25年

　　出身四川绵竹一户不富裕的人家，十岁他就在绸缎铺当了学徒，十四岁那年父亲病故，他与姐姐相依为命。

　　庚子之乱后，能海上师弃学从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决心救国救民。

　　和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一样，能海上师的前半生，被命运写满了无常。

　　多年戎马生涯，虽然带来了名利富贵，但却让能海上师感到疲倦。

　　他所疲累的，不只是无休无止的征战，更是情同手足者之间的互相残杀。

　　早年，能海上师曾加入过同盟会，同情国民党人，积极投身革命。

　　随着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许多国民党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袁起义”。

　　能海上师所在的川军中，有不少拥护袁世凯的将领对讨袁义士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昔日的同窗，在国恨家仇未报的时刻，相继死在彼此手下。

　　面对血流成河的场景，能海上师感到万分悲痛。

　　更让他感到难过的，是人们对于信仰的混乱和缺失

　　杀红了双眼的人群仿佛失智的群氓，分不清对与错

　　28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能海法师在成都提督街之义庙，听到佛源法师讲经，讲到“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时，大为感动，当下皈依。

　　之后，渐渐开始不愿带兵，只担任幕僚，奔波周旋于各地。

　　他曾经为了求教于北大哲学教授、佛学家张克诚先生，不顾路途遥远，每天往返四十里，还曾辞去职务在成都山城公园办“佛经流通处”。

　　39岁那年，在唯一的儿子刚出生不到40天的时候

　　他放下一切，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法名能海。

　　出家后的能海法师，一面学习戒律，一面准备去西藏求法。

　　光是准备学习藏文、藏语，他就在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住了整整三年。

　　随后，又历时四个月，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西藏哲蚌寺，一学就是十年。

　　求学期间，他甘愿做“三宝奴”，每天从山下背水来供养上师、照顾上师的生活。

　　在藏地僧人普遍吃肉的情况下，能海上师在藏地依然坚持吃素。当地僧众对此无不惊叹：“能海对肉一点都不吃，简直是个活佛。”

　　汉人入藏地求法，史无前例，时人无不称奇，赞之为玄奘再来。

　　十年求学之后，能海上师成为格鲁派钦传弟子，他带着法脉回到汉地传法。

　　有人问能海上师是什么宗派?能海上师是这么回答的：

　　“我说我们的宗派，就叫大般若宗，我们是学般若的，以般若为宗，此示历年所讲，无不归宗于般若也。”

　　除了开创密宗道场，弘扬佛法外，能海上师还以身作则，坚持严苛的守戒生活。

　　每天夜里，能海上师除静坐修正观之外，如微有倦意，也只是盘腿靠靠，绝不倒头大睡，数十年如一日。

　　在佛家，如果僧人不持戒，就叫做“像僧”，表面上像个僧人的意思。

　　戒、定、慧三学当中，戒是佛教的基础。

　　“戒律在，佛教在;戒律不在，佛教不存在”这是佛陀亲自说过的话。

　　没有戒律，那么禅定智慧是没有基础的，为了给僧人树立好的榜样，能海上师能做到连自己曾经的妻女都决不允许在寺庙留宿。

　　女众住的地方必须离寺五里之外，而且寺僧没有事情不准去俗人家，有事也必须两人以上同行，没有必要不得入门，只能站在门外说话，不是有公务在身，不得随便进入街市。

　　这些不仅仅是出家人的行为规范，也给四众弟子树立了榜样。

　　“人不会做事，必不会修行，如何能成佛?”

　　能海上师从最简单的做人道理入手深入到佛法真谛，深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能海上师在汉地说法四十年，名震海内外。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函邀请他前往美国弘法，法师婉辞未赴。

　　蒋介石政府曾请法师出任参政员及“陪都宗教联谊会”顾问，法师予以谢绝。

　　对于这些，法师坦言：

　　“我不过是一个胆小的出家人，但爱戒之心，可质之诸佛而无愧。”

　　1966年“文革”开始，法师移居五台山广济茅棚，参加集体劳动。

　　法师深信因果，故横逆到来之时，能不失常度。

　　这年12月31日，法师像平时一样和众人一起学习，半夜起来登厕，遇到僧人成宗，法师让他第二天代为请假。

　　次日早晨，僧人喊师父起来吃早餐时，不见应声，看到法师面向西躺着，已经圆寂了。享年81岁，僧龄43载。

　　法师的遗骨就葬于五台山善财洞旁的宝塔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