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安法师：慧远大师《三报论》讲记节录（1）

   日期:2018/3/30 19:45: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我们简单看看慧远大师是何许人也。也许我们都了解，他是一位高僧大德——净土宗第一代祖师。那么深的层面来看，他确实是随宜应化的一位祖师：他跟鸠摩罗什大师往返的信件当中，鸠摩罗什大师就称他为“震旦护法菩萨”，而且是有经典依据的;当时天竺国的沙门每天向庐山顶礼，说这个地方有大乘的开士应化。所以慧远大师由本垂迹，本身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物了。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儒、道、释三家非常通达，教内在般若的经典、禅学的造诣方面，也是登峰造极，心量极为广大，密护各宗，对外交流，护持那些来中国翻译的三藏法师——护持力度很大。同时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启建白莲社——专修念佛三昧。他在五十岁那一年来到东林寺，三十余年足不入俗——足迹都不过虎溪呀，专修念佛三昧，一生有过三次定中见阿弥陀佛的宗教体验。所以他的道德、学问，确实令后人非常仰慕。特别是慧远大师作为教内的高僧，在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里面的地位非常崇高。他所涉及的面也确实非常广，可以说是多才多艺，同时宗教情怀又非常深厚，所用的功夫又登峰造极，所以这确实是东晋的时候，所出现的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位祖师。中国净土宗由于慧远大师的德望和全力的推进，才能够在我们震旦国生下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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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论》：“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先后虽异，咸随所遇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赏罚，三报之大略也。”

　　好，先看这一段。“三报”就是指现报、生报和后报这三报。对这个三报的事理、因果来加以讨论，这就叫“三报论”。好，“三报论”建立，也不是慧远大师自己来创立，这是依照经典在《阿毗昙心论》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经说业有三报”。这个“业”的概念就是Karma，就是我们众生举心动念、行为造作所产生的一种功能。这个“业”就有它的业力。那么业一般会分善业、恶业和无记业三种。所造的是身、口、意，尤其这个“意”——我们一个微细的念头，都在阿赖耶识播下了一个种子，迟早都会有报应。就这个种子生起来，起现行了，这就是它的报显发出来了。如果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是很重的心造作的很重的业，那么这个业力种子的力量大，它显发出来的时间就会快，后果就会大。这个业啊，是印度古老文明都谈的，《四韦陀书》——婆罗门教——都是承认这种“业”的存在。只要造了业，一定会有报，业为因，报为果，这就体现因果的法则。那么业因它的报有三种，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错综复杂的。那么三种报：一个是“现报”——现世报;一个是来生报，叫“生报”;一个是“后报”，就是多少生以后才去报。那对于这三报，这一看呢，就表明什么呢?表明佛法这种因果的法则，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态里面去展开它的观照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一点，就是佛教的真理所在。

　　我们凡夫众生是不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所以带着我们的短浅的知见就容易得出——我的一生就是这一辈子，死了就什么都没有——断灭见。这个断灭见——死了就没有，有时候他可能也相信一点因果，但是它叫“一世因果”了。如果你在一世里面，就是在这一期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去建立因果的法则，是没办法建立的，因为它不能诠释错综复杂的因果的情形。像这个天主教、基督教，它也相信因果，但是它是讲二世的因果。二世的因果在今生层面，它会比断灭见的一世的因果要高明一些，要超越一些，但是它仍然解释不了错综复杂的因果法则。唯有佛教这种三世因果——如果大家去了解十二因缘，叫二重三世因果，那种错综复杂的格局，才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释生命现象的理论体系。

　　好，那这样看，“现报”就是我这一世行善或者作恶，就我这个业报身去做，但做的呢，由于这个业力很大，它感的时间很短，今生就接受了这样的善因的善果，或者恶因的恶报。这就叫“现报”。那来生报——“生报”是什么?就是我们今生的善恶的行为是到下一辈子去报。你一生行善，下一辈子得人天福报;你一生放纵贪、瞋、痴三毒烦恼，什么都敢干，你就到三恶道里面去接受那种果报。这叫来生报，又叫生报。好，现在讨论“后报”，后报就更复杂了，就是我们今生所行善或者造恶的业力——Karma，是经过两生——不是来生而是来生的来生，或者三生、十生、百生、千生、万生乃至恒河沙劫之后，才会有果报。那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凡夫的肉眼是只会对这一世因果有所了解，天眼通可以对来生有所了解，证果的圣人比如说阿罗汉，能够了解八万大劫的善恶因果报应的情形，那么八万大劫以后的情况——宿命通他没有，恒河沙劫之后，这个过程当中的善恶因果唯有佛才知道。有一天，佛就问舍利弗——指着一个鸽子：“你看这个鸽子，它宿世是什么?何时得脱?”舍利弗观察，它以前的八万大劫以来，都是一只鸽子;再观察它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子身体，观察它八万大劫后还没有脱离。这就声闻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佛就告诉他，在八万大劫以前这个鸽子是什么身份，在未来的八万大劫以后，它在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身，能够得人身，能够修五戒做优婆塞，能够最后慢慢修行得到成佛之果：佛能够展示得清清楚楚。我们要了解这个果报三个概念：现报、生报、后报。

　　好，那这样的一个受报的过程，又不是我们像一加一可以定义的，它里面太复杂了。比如从那个时代，我们中国的很多佛学学者都在争论：这个受报的主体有不有?谁来受报?难道受报的有个客观的主体吗?如果说有个客观的主体，不符合佛法的精神;但是又没有这种受报的主体嘛，也不是。所以这就有一个叫“相似相续”的概念要出来了——“不一不异”。受报它没有一个主体——这个“受之无主”。你接受这个果报，不是一个一定的东西，不是一个定命的东西——就是主宰。但是又不能说它没有，它一定要由这个受报起现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怎么起现行?是由于这个“心”。但这个“心”也不是客体的东西，“心”是由于外境才有的。由于外境才生起了这个“心”，所以“心”没有一个决定的这种掌控的功能。那么这样，到底怎么理解呢?这里就提出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感应”这个问题。慧远大师在对一种事情的把握方面——在“感”和“应”这样的一个把握方面，是非常到位的，包括对《周易》也是以“感”作为它的体性的。那么“感应”是宇宙、人生、生命当中至高的原则。

　　这个因果报应，是由于我们这个“心”感了外面的事境，原来所造的那个Karma的力才有应，这叫“感事而应”。如果有这个种子，但你没有外部的事境——没有这个条件，它就应不出来。所以这个受报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这个法相唯识谈，阿赖耶识的藏识里面有无量劫以来善善恶恶的种子，但这个种子是不是起现行，是取决于你外部的条件。这个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这里面哪些种子可以起现行，哪些种子不起现行，它是复杂的。你不能说它一定起现行，或者有些种子提前起现行，这都是“感事而应”的产物。“事”千变万化，“心”错综复杂，所以这就决定了这种受报的表现形态多样，你不能机械地把它定起来。那么业里面有些“定业”，有些“不定业”，这些都要在“感事而应”里面找到它相应的表现形态。我们的心是感外面的事境——阿赖耶识的种子产生了一种现行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心”和“境”之间的这种感应，就会使这个“因”呢：你感得强，感得业力重，它起现报——起现行的速度就快;如果你感得心弱，事境也比较弱，它就会来得比较迟。所以虽然造了这个恶业，但是是今生报，还是来生报，还是无量劫以后才报，这是不定的。这是根据我们能感之心和所接触的事境这种感应的强度来决定的，所以果报有先有后。

　　但虽然果报现前有前后时间上的差异，但是它不离开一个原则：都是我们的心随着所遇的人事环境，而显发的一种对境。“对”就是应的意思。对应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原理出来的。那么由于我们能感的心有轻、重，所以所应的这种果报也就有强、弱的差异。强、弱也就表明这个业有时候来得重，有时候来得轻。这个果报的轻重追溯它的源头，跟我们当时造业是重心造，还是轻心造，也是对应的。比如说我们造过杀人的业，在造杀人业的过程当中，也有轻和重的差异。他有时候就想只是教训一下，用刀背砍一下，说明他的杀心要轻一点;如果他用非常狠毒的心——“我一刀要把他劈成两段”，他这个心就来得重一些。你重心，它的报就来得重;你轻心，它来的报就来轻。这里面常常讲半斤对八两哦。

　　所以这样的一个因果报应都是法尔自然的，那种赏罚机制没有谁去主宰的：没有上帝去主宰，也没有佛菩萨去主宰。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自己的业所导致的，这就叫“自然之赏罚”。“自然”不是我们一般道家讲的自然，“自”就是自动啊，你自性里面法尔自然的那种种子起现行：轻重、强弱的那种对应关系——善因给你奖赏，恶因给你惩罚——的一种自然的报应。这就是现报、生报、后报大概的发生的基本机制。你看慧远大师用非常简略的语言，把大、小乘经典关于三世因果报应的核心的原理揭示出来。如果你要展开这个因果的机制，可以讲很多，但慧远大师只是从“感事而应”这个层面，把它的发生机制给我们表达出来。最后的结论是：这是自然的赏罚。

　　既然是自然的赏罚，它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责任者，是不能逃脱这种行为的责任的。这就是我们原来学存在主义哲学，沙特讲这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样，因为你是自由选择的主体。你既然是自由的，是你选择的，那你就得要承担这个行为的责任。当时甚至有人跟他讨论：“如果我被国家征兵到战场去打仗，我是被迫去打仗，难道我还要负战争的责任吗?”那存在主义他认为你要负责任的：因为你尽管是被征兵上战场，在这过程当中仍然有你选择的自由，你可以装病不去呀。他说：“装病装不了呀。”“那你可以逃跑哇。”“逃又逃不掉啊。”“那你可以自杀呀。”你又不装病，你又不逃跑，甚至不自杀，那你上了战场就要负战争的责任了。所以这种责任是严峻的，是不可推卸的。当时存在主义热——原来我也是读本科的时候——七九年、八零年，当一接触到这种学说，感觉到别开生面。它能够把一种主体性显示出来，比那种要好：社会上碰到什么事都是“我是没办法，我是被动员的，我是……”，他都能够推得一干二净。整个的民族的灾难、整个“文革”的罪责，这些红卫兵他也可以推：“这是动员出来的。”造反派也可以推，推推推，那推的就是“四人帮”负责任了。每个人都有责任哪!你红卫兵去烧啦，去抢啦，造反啦，你能说没有责任吗?所以我们中国人要建立一种责任的意识啊，这是不能推卸的。你只要做了，只要参与了，你是推卸不了的，这是自然的赏罚。你看“文革”那些砸佛像的，最终都没有好结果，实际上他已经得到现报了。

　　——2009年8月大安法师讲《三报论》于东林净土文化夏令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