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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桂明教授:震华法师与近现代佛教改革


   日期:2023/3/8 16:36: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震华法师与近现代佛教改革

苏州大学 潘桂明

内容提要:

文章由震华法师所处时代的分析出发,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他的佛教思想和活动。①重视僧伽制度的建设,加强对僧团的纪律教育;②提倡和开展僧众教育,并身体力行从事佛学研究,在佛学上有重要建树;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身教言教并进,把慈善公益事业与爱国精神联系起来。文章认为,震华法师的上述思想和行事,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震华法师虽然因去世过早,未能如愿他生前的许多事业,但他重建僧团的理想、注重佛学研究的风格、强调道德实践的思想,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他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有代表意义的高僧。

震华法师所处时代,是中国佛教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苦难日趋深重,对摆脱现实处境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传统佛教及其思想理论已衰败至极,但由“四大名山”所引导的民间融混信仰及其香火供奉实践,则有不断强化之势。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太平军反对偶像崇拜,对佛教和道教都采取排斥态度,故使大量寺庙遭受破坏。清末民初,新文化思潮兴起,国民革命爆发,又将佛教作为重要破除对象,或毁坏寺庙,或没收庙产(山林、土地、房屋等),使佛教再度受到严重打击。抗日战争期间,寺破僧残,僧徒惶惶不可终日。在寺院和民间举办的瑜伽焰口、水陆道场、慈悲水忏、梁皇忏、金刚忏、大悲忏、打佛七等各类忏仪活动中,不仅包含了浓厚的世俗信仰色彩,而且也渗透了各类鬼神迷信观念。佛教继续沿着下行的路线展开,其原本个性鲜明的思想理论几乎丧失殆尽,富有特色的宗教文化也遭到严重歪曲。

佛教在近代不可言状的衰败,表明对它的改革已成为必然之势。这一改革首先由金陵刻经处的居士群体发起。金陵刻经处的刻经和教学为近代佛教改革提供了一个范例,杨文会、欧阳渐、吕澂三代人的佛教思想和实践,有效地把宗教热忱(信仰)与佛学研究(理智)加以结合,又将精深玄奥的佛理与现实社会人生联系起来,通过儒释的相互激扬,表达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负责精神。

太虚早年曾入金陵刻经处只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佛半年,接受居士爱国爱教思想的影响。后来他又景仰康、梁、谭、章等学者的革新思想,自述“对于谭嗣同的《仁学》,尤极为钦佩”(《我的宗教经验》),平生最心折的是欧阳渐、章太炎二人(见《欧阳竟无学说质疑》)。他们的思想激发了太虚以佛法救世救民救国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促成了他发起改革佛教的宏愿。

太虚指出,近代佛教正在走向全面颓败。在念佛净土泛滥的同时,僧尼队伍鱼龙混杂,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普遍低下,多以寺院为寄生之所,乃至与民争利。其结果,不仅严重损害了佛教的形象,而且对善男信女造成毒害。他严厉批评说:“老幼男女烧香拜佛者甚多,考其真能了解佛法意义正信不谬者,则如凤毛麟角。其视庙中所有神像均与菩萨平等,而存一膜拜之观念,逢庙烧香见佛便拜而已。”(《真佛教论──即俗即真的大乘行者》)教界内部的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佛教的基础,也招致社会其他力量的排斥,改革势在必行。太虚佛教改革的重心是僧伽制度、僧团建设。与此同时,太虚还提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等所谓佛教“三大革命”,号召重视现实人生,走“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道路。

震华法师与太虚大师关系密切,虽师门有别,但都心无成见、胸襟坦然,同谋佛教的复兴。法师的祖师是当时江南丛林守旧派人物代表霜亭和尚,他曾竭力反对太虚、仁山等法师的革新主张,但法师丝毫没有门户之见,且全力支持太虚等人的革新主张。法师甚至还向霜亭和尚建议,在新的形势下,应打破一切成见,容纳各类人才。为了同谋佛教的复兴,他还把太虚的弟子苇舫介绍给霜亭,作为霜亭的法嗣,同时又征得太虚的同意,选太虚的弟子福善为自己的继承人。在佛教改革的共同理念下,震华与太虚建立起深厚友谊。事实上,震华法师的佛教改革思路与太虚大体一致。

震华法师对近现代佛教的现状也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他曾说,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已“积恶丛生,不可收拾,有如花事已入暮春,月色已过望夜”,教团内部“人各异心,心各异行”,“伪滥叠起”(《历代僧制泛论》),事实上已很难挽回颓势。

有鉴于此,法师在太虚佛教改革活动的启发下,也决心从重建僧制、健全僧团纪律入手,以作若干补救。他说:“值此东西文化沟通时期,凡百事业,莫不步入竞争阶段,新兴团体,日有所起。狂风骇浪,声声震撼山门,使门内人大有稳坐不得之慨。僧制若不积极重行整理,必将受天然淘汰,而归于灭亡之一日。僧制整理,必为当务之急。”(《历代僧制泛论》)

在震华之前,太虚已表达了“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的佛教改革精神。在太虚看来,清末以后,佛教僧伽地位迅速下降,已很难担负起复兴佛教重任,为此他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在论中,太虚提出要对僧众严加训范,以佛法为学修的中心,旁及近代新思想、新学说,培养僧众高尚、优秀的品德和全面、完善的知识,以菩萨入世的精神去觉悟、救度世人,从而提高僧伽的社会地位。这种设想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佛教固有的弊病,但无疑有一定道理,即看到了佛教自身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故而从佛教内部的反省开始,着手进行对自身的改造。

震华受太虚的启发,带着同样的改革理念,决意从整顿僧制开始,以改变当时佛教极度衰微和堕落的状况。法师特着《历代僧制泛论》一书,从历代僧制的考察出发,详细阐述对僧制改革的认识。他在论及僧制存在的意义时说:“社会凡百团体,欲其保持精神,长久弗坠,非先立有一种完善制度,共同遵守,必不能革除猥弊,独立不移。”“佛教传来中国,已历千数百年,而能保存余绪,不致废坠者,赖有僧制之继续存在,以维持其命脉也。僧制若能克振,内之可以涵濡德行,陶铸英才;外之可以宣扬佛法,化导社会。社会果尔深久认识佛法,则知尊崇道德,熄灭贪嗔,以礼让化强暴,以慈祥胜斗争,岂唯个人身心受益,即未来原子能之劫运,亦可消灭无形矣。”这段话虽然过高地看待了僧制恢复的意义,但其维护佛教独立存在的想法还是可以理解的。为此,他高度评价太虚的僧制改革思想,说:“唯有太虚大师,独奋无畏精神,自言志在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奔走宣导,三十余年如一日。”

从对佛教自身的深刻反省中,法师认为,僧众应当自强不息,革去弊端,挽救佛法。他在《历代僧制泛论》最后作结论说:“凡属畦衣之士,不必空怀警惕,应从速各各负起责任,共纾患难。勿希望破坏者之赔偿损失,勿依赖一二大德之努力撑持,勿坐待龙天鬼神之拥护默佑。唯有急起直追,发愤图强,打破旧有因循观念,结成真正和合团体,大精进大勇猛,不受任何恶劣环境所支配,……能如此做起,庶能挽救危亡于万一矣。”佛教长期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仅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改善,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有从自身做起,从每个佛教徒的自律、自强出发,才有若干希望。为了挽救佛法,自近代起,僧俗两界有识之士奔走呼号,颇多感人之处。震华曾说:“凭着为教为僧的一颗心,好像火一般的热。”他的思想和言论在当时的僧界虽非个别现象,但仍然具有代表性意义。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自身的奋发努力。

震华法师对佛教的另一方面贡献,是致力于僧伽教育,并身体力行投入佛学研究。

法师出家后刻苦向学,通达佛之经教,又熟识儒学,是不可多得的学问僧。早年他曾在镇江竹林寺佛学院受学,一年后即担任教师。后出任竹林寺佛学院院长,任事之余,饱阅三藏经典,增进对佛教史籍的兴趣。

法师把僧众教育看作是挽救佛教的根本出路,也是佛教能否与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的首要问题。他说:“民国肇造,百事维新,尤以教育学制推行及于全国,独佛教徒故步自封,不思迎头赶上,以致演成庙产兴学之风甚嚣尘上,一般明哲大德目击斯变,忧心如捣!深知欲谋挽救,非造就僧材不可;欲造就僧材,非办僧教育不可。惜乎明了大势者少,有唱无和,若干年来,全国所立不过安庆、闽南、高邮、武昌数处而已。”(《玉山守老人传》)这表明,法师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中,清醒地看到了僧众教育的重要性。

据濮一乘《上海玉佛寺法师震华实禅师铭塔叙》说,法师在僧众教育上有较高的建树:“师改制分班授课,成绩顿异,其后各省市之佛学院,凡学僧以高材称者,大率来自竹林寺云。”又据莲庆法师《痛念亲教震华法师》文说,法师“志在教学,课余阅读自修,仍不稍怠。尤喜探讨佛教史实,检阅编着,数十年如一日。有时利用寒暑假期,专作采访之行,至今积稿盈架,皆佛教史料也。师既好学,其对学者亦循循善诱,爱护备至。每讲佛史,尤能使听者忘倦。”该文又载法师曾与同学言:“教育与着述,即为吾之生命及志愿,此外非吾所措意也。”这一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近现代教界有识之士的精神境界,它足以引起今日僧俗学者的重视。

在上海玉佛寺住持期间,法师仍念念不忘僧众教育,他创办了“上海佛学院”,继续培养僧材。为方便佛学院师生的学习和研究,他设法从日本购得一部《大正藏》。同时,还通过募捐为镇江竹林寺购得《明藏》、《频伽藏》、《续藏经》各一部。弘一大师去世后,法师为宣传和发扬弘一的精神,成立弘一大师纪念馆。这些,都表现出法师于僧材教育的重视,而僧材的水平首先体现在对佛法的认识上。晚年,他不顾病体尚未康复,应芝峰法师之请,为(太虚主持的)“中国佛教会”镇江焦山“僧材培训班”的学僧授课,终因不胜劳累,再病不起。

法师在佛学研究上也颇有成就。他勤于着述,生平论着都23种,其中尤以《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为要。在其法弟苇一等的《六虞传供祭文》中曾写到,法师“十余年主持僧教,培植僧材,修身洁行,致力撰述。苟能众老林泉,专治史学,赞宁、义楚未可专美于前。”这是对法师佛学水平所作的客观评价。如今《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的出版,当予法师有所告慰。

鉴于僧团纪律松弛,僧众道德堕落,震华法师决心以历代高僧为榜样,完善自我道德修养,身教言教并进。

法师认为,佛教致衰之由可归纳为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挂海单这“三滥”。因佛门积弊太深,此“三滥”一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故法师针对部分出家目的不明的僧徒循循善诱,发起真实道心,做个好和尚,切实在修行上下工夫。他说:“出了家并不是一闲了事,切莫走错路头,由闲变成懒,天掉下来都不管。”“众生是个被环境支配的动物,无论遇到顺的环境逆的环境,一拉便去,……修道好比打仗相似,当那浓雾密布大雨倾盆,正是天时赐予的好机会,赶快一鼓作气冲破敌方的阵线,然后凯旋归来,吃着太平宴,何等快乐。”出家非为消极避世,虚度时光,应当积极对待人生,展开修行活动。

说到修行,法师以为必须如实做起。他说:“修行做工夫,非要把一个道字,融化会通廓大范围,一定要贯彻到行住坐卧的威仪上,表现到日用的生活上,令人一望就知道是一位道人,浑身充满着盎然道气。那种古朴道貌,更是和蔼可亲,听凭你有多少俗尘烦恼,触着这位道人的道风,随时就会吹散一半,当下得到清凉。”(《佛教经济十二门论》)这种道人和道风,也正是法师自己努力的方向。他在《夹山弈叶集序》中说:“夫人厕于天地万物之间,卓然而称灵矣,若不克自振奋,求符其实,甘堕庸碌者流,终其生一无建树,固已辜负此昂藏之躯,得无为万物所嗤笑乎?吾辈况复剃发染衣,寄迹佛门,有尘外高士之誉,试一整心摄虑,反观内照,必将增不寒而栗之悚!”在对自身严格要求的同时,包含着对破戒僧的善意的批评。

法师的道德实践也确实足以令人感佩。他生活简朴,粗衣淡饭,数十年如一日。他曾说:“少欲知足清净自守,衲衣蔬食朴素成风,故能感发信仰受人恭敬。”(《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据莲庆《痛念亲教震华法师》回忆说:“师虽历主法席,初藉为教学助缘外,不作得天独厚之想。自守简朴,待人接物,尤极温和。玉佛往日道粮垂绝,尝以黄面作食,酸苦不堪下咽,住众多因此远去。师唯恨无力改善,从未独作好食。出门俱步行,稍远许雇车代步。师昼日处理寺务教务,阅读着作常在深夜,而上殿过堂,领众焚修,从不间断。”作为住持,法师的自守精神十分可贵,足以为后世僧众之楷模。

法师受近代社会思潮影响,在太虚大师的基础上,对佛教的社会功能也有比较开放的思想认识。在他看来,佛教徒的爱教与爱国是可以统一的。由此出发,他既批评佛教与世事隔绝的态度,又反对僧侣混同于政客的行为。

法师在所着《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中写道:“社会人士,对僧徒向有一种矛盾批评,即僧徒关怀时局涉谈国政民治,便认为六根不净;反之,僧徒精进自修理乱不闻,则又认为人类绝物。时而如彼时而如此,人情反复无常,可谓极尽尖刻之能事。”又说:“然则出家学佛,一味肥遁自甘,得无与国家政治完全脱离关系乎?曰是又不然,爱国不分界限,出家学佛亦可爱国;为政不必居官,出家学佛亦可为政。”他支持僧徒的积极参与爱国的政治,“绝不能以方自外,更不能以国自外”,“僧徒站在国民立场,注意本身之民事,自属应有权益”。

在法师看来,历史既然进入了“以民立国之时代”,所有人都应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以然者,国为吾之国,吾不得不护,教为吾之教,吾亦不得不护。同时国得其护则民赖以救,教得其护则生赖以度。国与教相为依辅,民与生结成同体,力量必益增雄厚,功用亦更为显着也。果能明了通达此义,则居官不碍为僧,随缘仍旧不变,斯可与言政治矣。”(《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他所说的政治参与,主要指兴利除害、洞察民情、造福社会等方面,诸如帮助生产、开发交通、利济行旅、翊赞教育、解除疾病、赡恤灾荒等慈善公益事业。

法师又从国民义务的角度说明僧伽参与政治的理由,他认为,“僧伽为国民一分子,既受国家的保护,对于爱护国家义务,自亦不能例外”。又认为,“从来人类生活,多仰给于社会,决没有一人可以脱离社会一切需要,而自存在。……所以不论为僧为俗,皆有爱护国家的必要”(《僧伽护国史·弁言》)。将民众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认识显然属于时代的进步,显示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在新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思想也与太虚所倡的“人间佛教”相合。

同时,法师也告诫僧伽,“今后出家僧众,假使因时势所趋而走入参政之途,幸望仍以古人之信条为信条,不可忘失本来面目,而流为普通之政客也”(《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光辉》)。所以,他所说的僧伽参政,奉行的是佛教为善去恶的理念,充满了慈悲救世的精神色彩。

概而言之,震华法师的思想和活动,是近现代中国佛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与太虚大师相互发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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