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忠诰先生：我与南怀瑾先生的师生情

   日期:2012/10/22 13:30: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杜忠诰先生：我与南怀瑾先生的师生情

南怀瑾老师与杜忠诰先生的合影

杜忠诰,1948年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埤头乡一个清寒之农家,台湾著名书法家。

正文：

2012年9月29日，著名文化学者南怀瑾先生在他居住和传道的江苏苏州太湖大学堂与世长辞，享年95岁。9月30日中秋夜，太湖大学堂沉浸在一片肃穆和哀伤之中。从各地赶来参加南怀瑾祭奠告别仪式的人们，向先生做最后的行礼。

斯人已逝，撇开学术纷争，在其弟子眼中，南怀瑾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和独特的魅力？几经辗转，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联系到远在台湾的书法家杜忠诰先生。他生于1948年，台湾省彰化县人，是日本筑波大学艺术学的硕士、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的博士。

南怀瑾身边有名望的弟子很多，但都颇为低调，杜忠诰也是如此。虽然和南老学习三十余载，在朋友眼中，他更是南老常常夸赞的好学生，但杜忠诰却一再向记者表示“绝不敢当”。“南老师不止一次对外称，他没有一个学生。只因他老人家标准太高，无人合乎他的心意，所以我不敢说是他的弟子，只是有缘和老师学习而已。”为了纪念老师，他掀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回忆了和南老交往的点滴：

师生缘始于买书

我和南老师相识30多年了。1977年2月，我们第一次见面。但事实上，我知道南怀瑾其人，是在1969年年底。那时，我还在当兵，是人生中最懵懂、困惑的时期：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心怀埋怨，对未来惶惑不安。我生在台湾省彰化县埤头乡一个清寒农家，父亲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赌徒。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眼睁睁看着家人辛苦耕种的田产，丰收后被送去还赌债，那种心痛无法言语，所以我难免会对父亲、对家庭有怨。

在军营中的一天，我在《青年战士报》上读到正在连载的南先生演讲记录稿《论语别裁》，虽然自认阅读过不少名家名篇，但南先生的文章纠正了很多我原本自以为是的知识见解，让看似教条式的《论语》突然变成对我有所启示的生命智慧，此种阅读体验从来没有过。

军中事务繁忙，每天等待那1000字左右的短文，成了我生活中最解渴的事。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对家庭的态度似乎改变了，我学会感恩苦难，庆幸自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才能很早地认识到如何靠勤奋改变命运。

1976年，我被保送到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二年级就读。一天，突然看到报纸上说《论语别裁》要集结成书了，于是兴奋地去找出版方预约了一套书。不久，得到通知，因预约的人多，印刷成本降低，出版方主动降价。这让我很好奇，一般商人碰到畅销都会提价，他们怎么反而降价？我心想这是个儒商啊，很贴心。后来才知道，出版方人文世界杂志社（后改名“老古出版社”）是南先生自己创办的。拿到书后，我如饥似渴地读，爱不释手。

一天在班上，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冲动，突然向导师请求，能否在班会结束时，给我10分钟时间，我要给大家推介一本书。我把上下两册的《论语别裁》拿给同学分头传阅，没想到班上37人，最后登记要我代买38套书。时任人文世界杂志社经理的古国治出面接待我，并慷慨地给我们打了折扣。

回到学校，不仅是我的班级，甚至整个系及夜校，还有每位教授的办公室，我都陆续前往推销。短短半个月时间，销出340多套。南先生听说后，非常惊讶，问此人是谁？结清尾款时，南先生托国治兄带来两件礼物，一件是南先生的新作，另一件是浅蓝色极华贵的西装料子。前者我欣然接受，后者则固辞不受。国治兄见状并未勉强，邀我择日去玩，说南先生想见见我。

1977年2月6日，我到了台北信义路的杂志社办公处。南先生把该社同仁，多半是他的学生，逐一介绍给我认识。我看大伙儿都称他“南老师”，也改口称“南老师”了。我们天南地北谈了不少，我问南老师：“很久以来就想研读佛书，可有一本较为精要的佛经推荐给我？”南老师一面说“有”，一面挥手示意国治兄到书房拿出一本《楞严经》来，并在封面上写下“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两行字。临别前，南老师还送给我不少书，包括他老人家已出版的整套著作及《法苑珠林》、《渊鉴类函》两套私人藏书。我是个爱书人，但以我当时的条件，又实在买不起这么多好书，因而不客气地照单全收，满载而归。

我的间接媒人

1979年春节，我承蒙南老师恩准，以全无禅修经验的“菜鸟”身份，参加了南老师在台北市辛亥路国际青年活动中心所主持的“禅七”（以7天为期，不安排其它杂务，专门精进修行）。禅堂与外界隔绝，依照规定不能谈话，也不准作笔记。7天下来，每天盘腿静坐。由于基础太过薄弱，我整天都在跟自己酸麻的双腿战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悟道。尽管妄念纷飞，却也为自己提供了一个自照反省的机会。

在此之前，我跟已经交往多年，也曾谈婚论嫁的女友分了手。理由是性格不合，经常吵架。事实上，这位女友的表现已经有90分了，可我却只看到她不足的那10分。分手后，我一心寻找比前女友在那10分上强的女孩，后来也找到了。可交往后我才发现，这位新女友虽然在这10分上强，其他方面却大不如前女友。我不禁自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突然想到了前女友的好，她看上我这个“有恒心而无恒产”，赤手空拳的书呆子，不顾家人的劝诫，义无反顾地跟着我；而新女友，却摇摆不定。参加了南老师主持的禅七后，我照见了自己性情中龌龊丑陋的一面，悲痛万分，深为过往种种无知的行为而愧悔。

禅修回来后，我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当时的女友，表明“不合则去”的心情；另一封长信则寄给前女友，向她述说这次禅修的心得，同时向她表白我的忏悔之意。后来，前女友被感动了，嫁给了我，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张翠凤女士。我们婚后育有二男二女。7年后，我只身远赴日本，留学3年，她是我最佳的后勤人员；回国后第三年，我考入师大国文研究所博士班，一读又是9年，她始终无怨无悔地为我们这个家牺牲与付出。

饮水思源，南老师无形中扮演了我的间接媒人。这首度的禅修，竟成了我后半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和蒋经国“借车”密谈

在这之后，只要有时间，我就往南老师那里跑。他像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我，解答我从别处无法得知的生命真相。我不仅爱听他谈佛论道，更愿意听他讲述自己的往事。

1918年，南怀瑾先生出生于浙江乐清柳市长岐乡南宅，少时学文练武，年未弱冠就名动一方。1948年，他比国民党早一步到台湾。初期南老师一度困顿，子女尚幼，家中生活清苦。他自己形容为：“运厄阳九，窜伏海疆，矮屋风檐，尘生釜甑。”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他一手执笔，一手抱幼子，写出《禅海蠡测》等一系列著作。

几年后，他相继受聘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并被邀请到机关、团体讲学，在台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南老师的代表作《论语别裁》，就是完成于那段时间。当时，《青年战士报》的社长请南老师去为自己的职工讲学，将演讲内容刊载于报上。南老师详尽阐发了《论语》原文的义旨及所涉的人文掌故，并将原文串讲为一个个历史故事，以史证经，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尽管南老师自谦为“个人一得之见，不入学术预流”，然而经过《青年战士报》、《人文世界》杂志连载和台北中央广播电台连播后，引起极大轰动。台北《中央日报》曾登过一则新闻，澎湖马公市有一对男女青年，男的叫张建胜，女的叫陈淑子，他们按古礼仪式举行婚礼，新郎骑着马迎亲。当双方互赠信物时，新郎以《论语别裁》赠予新娘，新娘则以南老师的另一部著作《孟子旁通》回赠。南老师当时在台湾的影响可见一斑。

南老师的书，不仅普受老百姓欢迎，也是政坛高官必读书。当时去听他课的，好多都是王公贵族。政坛是讲利害的地方，地位越高，面对义利纠葛越复杂，就越有如何安身立命的疑惑。南老师通过孔孟之教、佛道学问，讲解一些人生道理。可能是因为确实有效，能解惑，很多官员从中找到了人生方向，所以前来求教请益的人也越来越多。

到了蒋经国时代，因为政坛很多人士都是南老师的学生，这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一次，蒋经国提出拜访南老师。“总统”屈尊降贵到布衣家中做客，南老师自然提前准备。见面的地点在信义路，南老师提早下楼等候，不久蒋经国的车到了。蒋一下车，主动过来和南老师握手寒暄，之后就想要上楼。二层是书店、杂志社，再往上是老师的住所。但南老师并没有请他上楼，而是说“请借座车一谈”，之后，他们在蒋经国的车里谈了足足两个小时。

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南老师的学生王升被蒋经国解了职，南老师大概感觉到这是一个风向，不得不在1985年离开台北。也有说法称，那时候台湾思想控制严格，南老师的讲学引起上面疑虑，故有出走的打算。总之，他离开台湾，多少是和政治有关系的。我也能感觉到，南老师对待政治那种“被动的回应”。

南老师是过劳而死

人老了，总想叶落归根，南老师更是这样。2004年，他移居上海，两年后移至苏州，并创建太湖大学堂，在苏州传道。我后来因为在台湾要教课，还要搞创作，参加各类社会活动，不能像原来那样和老师频繁交流。但太湖大学堂，我也去过不下10次。

宋代释重显的诗中写道：“太湖三万六千顷，月在波心说向谁。”朴素的太湖大学堂，并不是很大，看着如同普通的乡村中学。因为之前是一片荒地，竟也费了6年心血，建成后芳草萋萋，精英汇集，甚至有很多从东南亚乃至欧美地区赶来的学生。南老师打趣地说：“以前这里可是鸟不生蛋的地方，现在来了很多鸟争着在这里生蛋。”

在他走前一个礼拜，台湾媒体曾报道他感冒住院的消息，但我太大意了。我以为凭南老师的修为，他应该是能活到百岁以上的，这种小病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但我不知道的是，这么多年来他太辛苦了。后来和太湖大学堂的很多友人交流，大家都觉得他是过劳死的。南老师晚年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年过九旬，还经常要应各界请求而开班讲课；为弘扬华夏传统文化殚精竭虑，每天总有处理不完的事务；从下午6点多到夜里11点，他要接待八方来客，有人请教，他就奉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深夜还得写作，处理私事。他选择的不是长寿，而是平凡。

有不少人对南老师或有质疑，源于他对一些经典的解释是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观照，而一般学人却使用训诂考据的那一套标准衡量他，难怪会格格不入。还记得他写《历史的经验》时，有人写文章揪出许多问题讥嘲批评他。南老师一看到文章，第一件事是写信向这个人道谢，接着要求台北老古出版社重新校对、修订。南老师学问博通，但在某些词句的解读上，难免会有偏差。我曾经帮忙校订了书中的一些失误，南老师非常认可。一位知名学者被严厉批评后，能这样虚怀处理问题，我反而看到他不凡的一面。

这些年，我受邀参加过不少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也接触过不少名家，越发觉得中华文化的可贵，而这也是南老师一直在身体力行传播的。他让我知道一个人的学习过程，不光是要学“外”，更要修“内”。我们往往关注于研究某一课题，而忽略了对自己内心的反思、学习和修行，忽略了生命的学问：如何强大自己的内心，矫正自己的贪欲，用感恩的心态对待无常人生……

南老师生前一直坚持不写传记，直到他离世前一个多月，才找来诗人王国平，准备用漫谈的方式留下一些回忆。南老师还有很多独到的心得都来不及写成书，就这样走了。这不仅是南门弟子的私痛，也是文化界无可弥补的损失。

中秋之夜为南老师送别，本来觉得是喜丧，不想那么悲切，但还是忍不住落泪。如今回想，从20多岁机缘巧合与他相识，到后来成为他的学生，我在南老师那里得到很大的引导与启发。

南老师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下联是：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我想，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南老师，或有没有读过他的书，都应承认他是一个值得怀思敬重的人。

（文章自《环球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