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禅法师与上海佛教

上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  李向平

释真禅(1916—1995)是我国现代屈指可数的大德高僧之一，嗣法于“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并一生致力于传弘禅宗心法与华严教理。真禅法师早年童真人道，求法于江浙一带的着名大丛林与各所佛学院；中年在国家极“左’’思潮逐渐泛滥成灾的大环境下，始终维护一方道场；晚年则弘法于全国各处佛教圣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积极推动我国汉传佛教与藏传、南传佛教的联谊与沟通。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弘法足迹遍及日本、东南亚、西欧、北美与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将“佛教”这一人类文化的精华推广于世界各个民族。

本文主要论述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身为玉佛寺方丈、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的真禅法师，在上海地区所从事的弘法利生活动，关心佛教教育、注重慈善事业、弘扬文化传统，为上海佛教事业之发展、逐步构建了上海地区“都市佛教”之发展形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弘扬近代佛教传统，重建人间佛教风骨

20世纪以来，上海佛教可谓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中心。民国年间，是佛教由传统而近代的转型时期，同时也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佛教繁荣时期。上海佛教一改其在传统佛教史上无地位作用的旧姿态，顺应时代之发展，一跃而为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振兴的弄潮儿。就其要者而言，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全国性的佛教领导机构，如中华佛教总会与中国佛教会均成立于上海。它们分别成立于1912年与1929年，以“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为宗旨，并以倡明佛学、普及教育、组织报馆、整顿教规、提倡公益和振兴实业为任务，为近代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核心。

其二，在发展近代中国佛教文化事业方面，成就巨大。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僧人和佛教居士，汇集上海，创设各种文化团体，建立近代佛学院，开办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化刊物，并聚众讲学，研求义理，注释经典，刻印藏经，撰写并出版各类佛教史着及佛学论着。近代中国许多着名的佛教人物、规模最大的佛典出版机构、意义重大的佛事活动以及中外佛学交流、汉藏佛教之沟通中心，都在上海。

其三，本着利乐有情、普度众生及积极救世的佛教思想，在举办公益慈善事业方面，于全国佛教界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如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医院、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佛教医院、佛光疗养院、佛教平民诊所等组织，或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或救济本市灾民、收容外地来沪难民，施送棉衣及施诊给药等等，使近代佛教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

近代上海佛教的突出发展，不仅在当时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复兴，即便是对解放以后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也影响深远。当代上海佛教的发展，亦即是继承了这一余绪，又顺应时代社会新要求而重新进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上海佛教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解放初期，在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国家经济建设急需资金的情况下，上海市人民政府为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便已调拨资金，对上海市的古寺名刹予以修复，如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等海上名刹均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修葺，古寺重光，一层新颜。同时，在国家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感召和鼓舞下，上海佛教界的讲经弘法各项宗教活动，也得以恢复而正常开展。1952年12月，上海佛教缁素为祝愿世界和平，为世界祈求福佑，在玉佛寺内启建讲经水陆道场，发起上海佛教史上规模空前的和平法会。法会延请了近代中国佛教禅宗尊宿虚云老和尚主法，并请圆瑛、应慈、持松、苇航等十大法师莅会，轮流讲经说法，为期49天。

紧接着，虚云老和尚率僧众在玉佛寺打禅七；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也在玉佛寺为上海佛教四众弟子摩顶加持；上海佛教协会举行了随喜参加南传佛教国家纪念释尊涅檠，2500周年的庆典；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也在玉佛寺开讲《华严经》。

1963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锡兰总理西丽玛奥·班达拉奈克夫人光临上海玉佛寺，延请玉佛寺64位法师为她已故丈夫、前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诞辰64周年举行纪念法事。

1976年10月，在历经了十年浩劫以后，上海佛教界也和全国佛教界一样，获得了新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上海佛教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转机。首先是一批重要寺庙归还僧人，由僧人负责管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离教，还俗的僧人陆续返回寺庙。其次是逐步健全了寺庙管理制度，如寺庙中各部门、堂口的执事制度的渐次完善，传统的四大堂口(客堂、禅堂、库房、衣钵寮)的恢复以及十方丛林规约的健全和实施。在此基础上，僧众的宗教活动也日渐规范化，如每月规定朔望两日，云集禅堂坐香、斋堂诵戒。每逢腊月，杜门谢客，齐集禅堂打禅七。再次是佛教文化事业的展开，如开办佛学院，培养年青僧材。创设佛教刊物，弘传佛教思想，举行说法讲经活动，提高缁素信众的文化素养。再次是随着改革开放，以佛教界为主体的国际友好交流活动日益增多。

自从近代上海佛教界明确提出“人间佛教”的主张，要求佛教徒不要一味沉溺于来生幸福的追求，专门去祈求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而是要以佛教的伦理来改良社会，服务人类，净化人间，因了世人的需要，建成一条人人可行、改善向上的进步道路。在这之后，中国佛教一直朝着建立“人间佛教”的方向努力，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近十余年来，当代上海佛教正是在此“人间佛教”的思想指导下，爱国爱教，积极从事弘法利生的社会公益活动和文化事业活动。

1979年，在党的宗教政策落实以后，真禅法师在僧俗各界的一致推举之下，就任玉佛寺住持，成为了这所闻名中外的沪上名刹自建寺以来的第十任方丈。从开始住持玉佛寺的那天起，真禅法师就开始考虑如何筹集基金，积极准备进行全面的寺院修缮工作。他先是将“文化大革命”期间转移到上棉一厂仓库的法器、文物、佛经陆续取回，同时修理殿宇的门窗，整修佛像。这一年，在真禅法师的主持下，玉佛寺开始恢复。同时，通过各种方式，真禅法师调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离散的僧众，请他们回到玉佛寺来。到1981年为止，陆续返回玉佛寺的僧人，总数已达120余人。为了更好地管理寺庙，在真禅法师的倡导下，玉佛寺渐次恢复了丛林制度，各部门、各堂口的执事制度，也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了。

玉佛寺的管理制度，实际上是采取了传统的丛林制度和现代化民主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办法。这一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随着其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完善，正越来越显示出其生命力。真禅法师在谈到玉佛寺的管理制度时曾经说到：“寺庙的管理，有一套传统的丛林制度，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但是，时代在进步，现代化的民主管理制度，有许多优点，我们必须吸收。所以，我们玉佛寺的管理制度，采取了传统丛林制和现代化民主管理制相结合的办法。”

1985年，真禅法师在玉佛寺进行了开坛传戒活动。这也是玉佛寺建寺以来的第一次戒期，共有得戒弟子600余人，分别来自于全国24个省市。在此期间，真禅法师还举行了玉佛寺全堂佛像的开光仪式，前来瞻礼的佛教信徒和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这一年的10月，真禅法师又被推举为千年古刹静安寺的住持。静安寺举行了真禅法师升座典礼，寺宇整修一新，佛像也重新庄严。参加升座典礼的诸山长老和佛门道友、来宾等一共数百人。从此以后，静安寺在真禅法师的领导下，也加快了修复工作的步伐。真禅法师对寺院的各执事说：“一座佛教寺庙，有它自己的活动方式。它除了作为出家人自身修持的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外，还担负着接待海内外信徒、香客和游客前来进香、瞻礼和旅游的任务。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接待国际友人、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任务十分繁重。因此，今天的寺庙，实际上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它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同样担负着一种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得更好、更出色，必须要有一个健全的、适合于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寺庙管理制度。”正是如此，真禅法师在玉佛寺和静安寺积极地推行这套以传统丛林制与现代民主管理制相结合的制度。现在，这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在两座寺院的实行过程中正在不断的完善、改进之中。

真禅法师还在玉佛寺亲自率领僧众进行自身的修持，创立了良好的道风。真禅法师以身作则，坚持进行自身的修持。他常常讲，作为一个出家人，只有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才能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众生。因此，除了寺院内部的一些重大佛事活动均由他亲自主持之外，平时他还尽量挤出时间，和僧众一起上殿做早晚功课，起到了带头示范的良好作用。

上海玉佛寺的僧众，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佛教禅学的实践活动，所以特别地注意寺院道风的整肃。因此，玉佛寺全体僧众，每天上殿做早晚功课二次，坚持过堂用斋。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全寺僧众集中到禅堂坐香，斋堂诵戒。腊月初一至初八，全寺僧众到禅堂举行禅七，为期七天，四月初一至初八，举行华严佛七法会，为期七天，由真禅法师分别选讲《华严经》中的《普贤行原品》、《十地晶》、《三昧品》等。清明和冬至节，分别举行佛七法会，为期七天。每逢佛、菩萨诞辰，则举行祝诞普佛法会。几十年以来，这些佛教修学活动在上海玉佛寺，已经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成为上海佛教发展的制度基础。

真禅法师在担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期间，还召开了上海市佛教协会正副会长会议，提出推行“文明敬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统一了大家的思想。然后又连续召开了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会和理事扩大会议，拟订、讨论并通过了“上海市佛教协会希望佛教信徒要文明敬香的呼吁书”。

这个“呼吁书”，是上海佛教界的一大创举。历来的佛教寺庙，总是希望香火越旺越好，而上海市佛教协会在真禅会长的倡导下，竟然倡导“文明敬香”，呼吁香客只燃点一炷或三炷香，这在佛教史上是空前的。它不仅震撼了全上海，而且影响遍及于全国乃至海外佛教界。

真禅法师提倡的“文明敬香”活动，，在上海佛教界宗教实践层面效果显着，玉佛寺内大把大把烧香的情况基本改观，燃点蜡烛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了，寺庙逐渐出现了一片清净的景象。中国佛教协会为此特地来信予以表扬。这一措施，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中外报刊为此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赞扬上海佛教协会做了一件既有益于社会、又有益于佛教界的大好事。现在，上海玉佛寺规定，每一个进庙的信徒可获玉佛寺赠送的三炷香，作为礼佛之用，这更是受到了信徒们的广泛欢迎。

二、光大佛教文化，构建文字弘法模式

上海佛教在大力发展佛教文化事业方面，曾给当代中国佛教以极大影响。目前在全国各地的古刹名寺及佛教团体，相继成立有各种类型的佛学院、佛伽培训班，佛教图书馆或阅览室等等，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近代上海佛教的影响。所以，当代上海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有其深厚的基础。

为了弘扬上海佛教传统，真禅法师十分关心佛教的文化教育事业，把它们作为上海佛教发展的基础。首先，他深切地感到积极培养佛教事业的接班人，是当前中国佛教界的头等大事。因此，当他就任玉佛寺方丈之后，就在寺内自己组织了一个学戒堂，并向社会招收有志于佛教事业的青年，为他们剃度，并给他们传授佛学的基本知识及教授《禅门日诵》等寺院基本功课。

1983年，上海市佛教协会正式开办了上海佛学院，真禅法师出任院长。在真禅法师的领导下，佛教界确定的办学宗旨是培养一批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当佛教学识，并能密切联系信教群众的青年僧才，以期绍隆佛种，荷担如来家业。

上海佛学院设有院务委员会，由教授、学者和从事教学工作多年的佛教界知名人士组成。除由真禅法师任院长以外，还成立了教务处和总务处，由玉佛寺监院分任教务和总务职责。学僧学习时间分为预科两年，正科两年，招收初、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学僧毕业，发给中等专业毕业证书，然后大部分被分配到玉佛、静安、龙华三大寺院担任执事，并录取少量具备深造条件的学僧进人佛学院附设的研究班继续深造，再经过两年以后，毕业分配到三大寺院担任领导职务或留在佛学院担任教学、研究工作。

在上海佛学院首届开学典礼这一天，真禅法师对学僧们作了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题的重要演讲。他说：“在上海佛学院正式开学的时候，我要向同学们提出几点希望：第一、要热爱祖国，拥护党和社会主义，要为四化建设，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出贡献，这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职责，也是佛教教义的基本精神，我们佛教徒在信仰上和生活习惯上与一般社会群众有所不同，但在爱国守法，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等方面是完全一样的，是没有什么不同的。须知热爱祖国是我们佛教界的优良传统……”

上海佛学院在真禅法师等老一代高僧大德的领导之下，佛教教育成果丰硕，年轻僧伽人才辈出。这些经过正规僧伽教育造就出的僧尼，分别担任着寺庙的各类执事和佛学院教师等重要职务，成为上海佛教事业发展的新生力量。

19叨年起，真禅法师领导下的上海市佛教协会为了更进一步造就高等佛学人才，还委托了上海复旦大学开办一个佛学研究班，从上海佛学院学僧中选送了14名优秀学僧到这个佛学研究班去进一步深造，经过两年的学习，这些学僧已于1992年12月结业，分配到各个寺庙和佛教团体从事各项领导工作，并已逐渐成长为我国汉传佛教界的栋梁之材。

在真禅法师的领导下，上海佛学院认真贯彻实行了其提出的“两爱”(爱国、爱教)、“三懂”(懂佛教教理和教史、懂法务活动、懂寺庙管理)的修学并重方针，积极培养佛教事业的新一代合格接班人。真禅法师对学僧的培养是一贯从严要求的，他认为一名合格的青年僧人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的原则，“爱国历来是佛教的优良传统，历史上的法显、玄奘、义净诸大师为了求法，历经艰难，出生人死，抵达天竺。当他们经过刻苦用功，获得殊荣的时候，并未乐不思蜀，而是一心想着回来弘法。近代佛教史上的爱国高僧圆瑛、太虚等高僧，在国难当头，奋不顾身领导佛教四众弟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等。而今爱国的具体内容就是宗教应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努力”。

1993年起，上海佛教界在真禅法师的主持下，曾连续召开了“圆瑛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持松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和“应慈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这种规模较大的佛学思想研讨会，在当代上海佛教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标志着当代上海的佛学研究承继了近代上海佛学的传统，对于上海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此外，真禅法师为了提高广大信徒的佛学修养，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玉佛丈室集》10册(第10册为其遗稿)。其中的文章有讲经记录，也有各地的弘法游记；有历代高僧的传记，也有一些诗赋吟联。这些文章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广大信众在来到寺院敬香之后，随缘取阅这些书刊，(包括将其中的单篇文章另行编印的《玉佛寺小丛书》20多种及他的诗集《真禅禅藻集》)对于佛教产生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提高了广大佛教徒的文化修养。这种文字弘法方式在当时是领先全国的，富有上海佛教的特色。真禅法师圆寂以后，其法嗣觉醒大和尚更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采取了出版专着、编辑杂志、编译书刊、建立佛教图书馆等多种形式的文字弘法模式，构成了上海“都市佛教”的重要特色。

三、实践佛陀遗教，广作弘法利生之业

真禅法师一生都十分关心社会慈善事业，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多次向上海及全国各地的主要社会慈善团体捐赠了大量款项。对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等儿童福利机构，真禅法师表现了特别的关心。从1988年起，该处即专门设立了“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

在真禅法师的率领下，上海佛教界的僧众及其居士，本着人间佛教、弘法利生的弘誓大愿，在关心、赞助社会福利事业及公益事业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1985年起到1990年止，上海佛教协会曾先后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伤残儿童康复中心、上海儿童世界基金会、中国福利会托儿所等社会团体与组织，共捐献了人民币60余万元。

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一次捐赠仪式上，真禅法师热情地对小朋友们说：“我理应时常来看你们，只是因为事务太多，未能更多关心大家，还请小朋友们原谅。尽管如此，这半年来，我还是一直挂念着大家的学习和健康。因为，你们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和所有的健康儿童一样，你们都受到党和政府的热情关怀，同时也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为此，我希望小朋友们要自尊自爱，刻苦学习，锻炼身体，顽强生活。我相信，在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在全体教育员工的辛勤努力下，你们一定能够在这幸福的大家庭中，早日康复，茁壮成长。”

同时，真禅法师又积极勉励福利院的工做人员，“我还特别要向在上海儿童福利院工作的全体教育职员表示真诚的谢意。因为你们是特殊的园丁，你们的工作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1993年6月，真禅法师又在该处成立了一所“真禅学校”，以使那些不能及时得到普通小学教育的孤儿和残疾儿童，也能和普通儿童一样，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此外，他还带领国内外的大批信徒到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去看望这些孩子们，向他们奉献爱心，捐赠款物。直到1996年，“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的总额已经高达100余万元人民币。法师圆寂以后，这笔基金则仍在不断的增加之中。

真禅法师不仅十分关心残疾儿童，而且也十分关怀社会赈灾事业。特别是1991年夏季，安徽、江苏等地区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时，上海佛教信徒共向灾区人民捐赠了人民币100万元以上。其中，明畅法师与真禅法师各自捐款1万元，远在美国弘法的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根造法师也汇捐美金1万元。这些善举，表达了上海佛教徒支援抗灾，爱国爱教，报众生恩，报国土恩的慈悲心愿，也使中国大乘佛教恒顺众生、普利人群的优秀传统，落实在当前社会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并获得了社会大众的一致赞扬。

在此期间，真禅法师带头并积极动员上海市佛教四众弟子和玉佛寺全体僧职人员，踊跃捐款赈灾。真禅法师满怀深情地对广大信教群众说：“国家有难，人民有责，匹夫有责。我们佛教徒应急国家之所急，想灾民之所想。因此，继我们玉佛寺向灾区人民捐款70余万元人民币之后，我在这里再一次代表玉佛寺广大僧众和信徒向灾区人民捐赠棉被1000条，以尽我们一点微薄之力。当然，我也知道，这一点微薄的捐款，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灾民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想借此能引起全社会都来关心灾区的人民。因为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玉佛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但和你们大家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和全社会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乃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无穷无尽的力量。”

由于真禅法师在向灾区人民的捐赠活动中表现得异常出色，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以中国佛教协会的名义写信给真禅法师，对他领导的上海佛教界的捐款赈灾热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法师身体力行，率上海市佛教界为全国范围内的特大洪涝灾害尽心尽力，捐款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之冠，以实际行动向社会各界表明，佛教徒对两个文明建设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的。这不但使灾区群众得解燃眉之急，更体现出佛教救世济民利乐有情之旨，座下功德无量，无任欢喜赞叹”!

此外，社会各界也对真禅法师的慈悲胸怀表现出高度的敬意，报纸杂志纷纷对之加以报道，上海地区家喻户晓的《新民晚报》就以《千条棉被寄深情》为题，专门报道了真禅法师领导的上海市佛教界“在寒冬来临之际，再次给灾区人民送去一片深情和温暖”的感人事迹。

近20年以来，真禅法师先后多次代表玉佛寺和静安寺或以个人的名义向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社会慈善机构和灾区人民共捐赠了人民币700余万元。1995年，他又将80寿辰所得的全部香仪总计20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了社会福利事业，其中包括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真禅学校”和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中心小学等社会各类慈善事业与“希望工程”建设。

真禅法师一生关心和资助社会慈善福利事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敬和爱戴，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更是给予他以极大的荣誉，纷纷赠以锦旗、奖状和捐赠证书。上海市民政局除了赠以“扶贫济困、救苦救难”的奖状以外，还特地聘请他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此外，他还被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推举为副会长，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评为热情支持普教事业发展的社会活动家。

面对这些荣誉，真禅法师表现出他惯有的谦卑，“所有这些，我都把它看作是对我们整个上海佛教界的肯定与赞扬，同时也把它看作是对我们佛教界的鼓励与鞭策。因为我们深深地懂得，这几年来我们佛教界虽然在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也有了一些成绩，但与新时代对我们的要求相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为此，我们佛教界今后仍然必须继续努力关心慈善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在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更加向前迈进一步”。

四、一代宗师，续佛慧命

真禅法师继承其师应慈法师的传统，平生潜心佛典，对华严宗思想以及《华严经》义理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他撰着的《(华严经)与华严宗》等着述，可谓其佛学思想的代表作。

《{华严经)与华严宗》一文，分别论述了《华严经》的思想与华严宗的思想。认为《华严经》的中心内容是“发挥辗转一心、深入法界、无尽缘起的理论与普贤行愿的实践相一致的大成瑜伽思想”。其中心思想“是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法界诸法等同一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无尽缘起等理论”。而华严宗的基本思想有法界缘起论、“六相”说和“十玄门”，认为它“阐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古代哲学思想”。

他着作的《华严宗简论》，分为华严经的传译、华严宗的传承、华严宗的判教、华严宗的思想体系、华严宗的观法等五章进行阐述，条理清晰。特别是第四章华严宗的思想体系部分、系统地介绍了华严宗的重要思想“一真法界”、“四法界”、“十玄门”、“六相”。

在《论人间净土》一文中，真禅法师论述了佛教经纶中所包含的人间净土思想，论述了近代高僧对于人间净土的提倡，着重指出了人间佛教思想在当今社会的影响与作用。文章说：“传统佛教教义中的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思想，所以会受到全国佛教徒的热烈拥护和极力支持，这固然是由于中国佛教协会的大力号召，同时也由于这一思想完全适合于我国的国情。长期以来，广大佛教徒和劳动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一样，都把建设好自己的祖国，利益广大人民群众，看作是自己的天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传统思想，是每个佛教徒必须奉行的基本信条，也是每个佛教徒修行的基本出发点和追求的最终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是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内容。”

《论“人生一切皆苦”思想的意义和影响》一文，系统地论述了“苦”在佛教教义中的地位和影响。真禅法师认为：“‘苦’是佛教的最基本教义之一。可以这么说，佛教全部教义的出发点，就是因为人生一切皆苦。佛陀说法四十五年，宣讲灭苦修道的道理，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拔除众生一切苦。《心经》的中心内容之一，讲‘度一切苦厄’、‘能除一切苦’等等，都是为了拔除众生一切苦。”又说：“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说，就是一种说明苦难和解决苦难方法的学说。”而“佛教的‘十二因缘说’，是佛教全部宇宙观和宗教时间的基础理论，也是以苦为基础来展开的。”此文还论述了“人生一切皆苦”思想对近代思想家的影响，认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是很深的”。而“梁漱溟对人生问题的研究，不仅受到佛教一切皆苦思想的影响，而且还有一定的发挥”。这些见解，不仅观点新颖，而且论证有力，其与近代佛教思想传统亦能一脉相承。

在佛经注释方面真禅法师的着作主要有《般若波罗密心经讲义》、《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浅释》、《地藏菩萨本愿经浅释》和《无量寿经浅释》等。这些注释，均以通俗的语言，诠释深奥的佛经义理，并分段译为现代文，深入浅出，深受读者的欢迎。其中有些注释，还根据经文，结合当前实际，启发读者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作贡献。如《地藏菩萨本愿经浅释》，最后启发读者：“应该效法地藏菩萨，发扬他那种‘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精神，大力提倡“人间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历代高僧的传记着作中，如《玄奘法师传略》、《试论震华法师的佛学思想》、《菩提达摩的生平和禅韵》、《缅怀禅门尊宿虚云老和尚》、《纪念太虚大师诞生一百周年》、《玉佛寺可成和尚塔铭》、《远尘和尚行业碑》、《止方和尚传》、《苇一和尚传》、《苇舫和尚行业碑》、《心长和尚行业碑》、《一代师表——纪念常惺法师忌辰》、《缅怀华严座主应慈老法师》、《厚宽老和尚传》、《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纪念弘一大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白圣法师舍利塔铭》等等，真禅法师既有为已故高僧所写作的传记、碑铭，也有缅怀前辈高僧的纪念性文章，其敬仰之心、其怀念之情、其追随古德先贤之意旨，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在真禅法师孜孜于弘法利生，执着于佛学研习的同时，真禅法师先后出版的各类着作如多卷的《玉佛丈室集》、十五种《上海玉佛寺丛书》，以及各类文章如《慧能的三种法门——曹溪禅之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曹溪禅之二》、《百丈禅风千古传——曹溪禅之三》、《谈谈禅宗》、《怎样学佛》等文章，《真禅禅藻集》及《玉佛禅寺》画册等等，不仅受到佛教界僧俗两众的欢迎，在文化学术界也具有相当的影响。

一个地区或一个时代的佛教事业是否发达昌盛，不仅仅是看佛教寺院之修建有多少，不仅仅是看佛教信徒的人数有多少、香火是否兴旺，而主要是看这个地区、这个时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看佛学研究的文化水准，看佛教信徒的文化素质有多高，看佛教大师之应运而生，看佛教事业能否顺应时代、应机说法，外融世学精义，内铸佛学真理，从而去改善人生，净化人心，完善世间，促使佛教自身能够成为当代文明演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上海佛教文化，承前启后，顺应时代，在建设人间佛教、开展文化研究、发展佛教教育及积极进行国际交往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是发扬了中国佛教注重世间觉悟、学术研究及国际交流的优良传统，同时也是对于近代上海佛教传统的直接光大，并具有了人间佛教、弘法利生、文字传教、圣俗一体的都市佛教特征与时代意义。在上海佛教从近代延至当代的过程之中，作为上海佛教重镇——玉佛寺方丈真禅法师，弘法利生几十年如一日，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诚一代大师，人天同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