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士王雨瞳：“法海事件”与中国梦

   日期:2013/4/7 12:29: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文学博士王雨瞳：“法海事件”与中国梦

作者：王雨瞳  转于凤凰网

2013年的春天，是满怀梦想的开端。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那一句动人的“我有一个梦想”又在中国人的心底重新响起。这个梦就是“中国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国梦”，大大小小的梦想都含融在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历史愿景里。历史上，鼎盛的中国因其博大文化的魅力而受到世界的仰慕。但近代的受屈受辱让我们久经纷乱，饱尝“落后”之苦。国人痛心于“东亚病夫”的积贫积弱，而为其身形之强健积极奔走，奋不顾身，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的文化，只因一时僵化而险些将其全盘推翻。

然而，徒体健不足以自强，长期忽视内心的痼疾与创痕，使人们终究感受到前行的掣肘。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用意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来借鉴：体疾的疗治显而易行，而精神的养护隐而难知。

国之体魄，必内外兼济，方能久立不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正因为数千年来其文化从未断绝，流淌在每个国人的血液里，此是中国之魂。

钱穆先生说：“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文化自觉，文化先行，应该成为“中国梦”的核心，因为文化是本，是源，是维系国家和民族之根。经济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无不依托于深厚的文化根基才能稳定实现。“中国梦”的实现只有以自身文化为精神才能与“中国”二字相契。

“法海事件”背主流、反传统之文化背景

文化自觉是令人振奋的憧憬，却也说明了文化缺失和受蚀的现状。这现状正是对传统文化不了解，不重视，不认同，不尊重，不信赖的结果。一首娱乐舞台上的歌曲所引发的“法海事件”正是此文化大环境的缩影。

《法海你不懂爱》因恶搞法海禅师而引来佛教界的抵制。但很多人不能理解，以为“小题大做”，以为佛教干预了娱乐。正如网友们多次提及的“娱乐至死”，娱乐几乎垄断了文化市场，拥有着“高高在上”的地位，言文艺则必娱乐，事事不可无娱乐，甚至对娱乐提出批评就是“妨碍自由”。娱乐不知不觉中竟成如此霸道，不由令人惊慨。

而与之相对的，是对主流文化的背离。“主流文化”，并非今日人们脑海中的刻板印象。任何一个社会必有主流文化，它是社会价值认同的集中体现。各国的主流文化虽形态各异，但自古皆以导恶向善、引邪归正为要旨，皆守持人性与道德的基本底线。而乖戾暴虐、荒诞不经、低俗轻浮、消极颓废的事物即使受到追捧，也终究是不入流之物。

主流文化的形成与延续是文明长期积淀，社会长期认同的自然结果，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主导性。而娱乐的形式与目的决定其只能是餐后零食，不应替代正餐来为文化作导向。

但今天，“主流文化”没有有效地实现核心价值的导向作用，其与大众的距离日渐拉大，大众更愿意追求形式多元、轻松、通俗的文化，包括各种“非主流文化”。通俗本无可厚非，但缺乏主流导向的通俗容易滑入低俗、庸俗的行列。而对“非主流”的推崇也逐渐加剧了主流的边缘化。

这种背离的结果就是娱乐占据了主流文化的部分位置。大众得不到“正餐”的全部营养，只能以“零食”来替代，虽一时乐趣无穷，但终致“营养不良”，不经意中更摄入了大量的“文化垃圾”。人们接受低俗的底线不断下降，对文化良莠的识别力越来越弱，甚至丢失了基本的道德与敬畏。

此于“法海事件”可见一斑，不仅歌曲的创作、演唱者如此，为其提供平台的媒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被动的受众在长期的娱乐“熏染”下更不觉得恶搞宗教是什么大事，这反过来助长了戏谑者无所谓的心态。

我们从“法海事件”中看到的是反主流文化过程中所显现的戏谑者、媒体和大众文化意识的淡漠和宗教常识的匮乏。而这，正源于对传统文化基本认识和认同的缺失。

首先，人们不了解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佛教虽来自印度，但在传入中国后与已有文化不断磨合交融，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影响是深入人心而遍布社会的。可以说，没有佛教，一大半的中国历史、文化史、思想史都将改写。但人们得其慧养福泽，却视其为迷信糟粕，将其一棒打倒。

第二，重视生命的智慧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所在。《论语》云：“未知生，焉知死”；《孟子》云：“尽其道而死，正命也”；张载云：“存吾顺事，殁吾宁也”；《老子》云： “天地以其不自生而长生”；《庄子》云：“生死两忘，与道为一”；佛教更是直接充满了生命智慧的教导，“心不迷，不堕生死。业不繁，不忧形质。爱不重，不入娑婆。念不起，不生业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若不修内行，唯只外求，希望获福，无有是处”，“欲净土，但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以种种方法教人透彻生命的本质，跳出生死的束缚，从而获得个体与他体生命的共同圆满。

三家对于生死皆表现出顺应自然，超越表相而向内求索的共同特点，皆建立于身心的实践与体悟之上。而今，物欲横流，人们并无对生命的敬意，反将生命的价值抵押在对声色世界的无尽追逐上，更对解决生命终极问题的宗教报以无知的嘲弄。

第三，国人自古心中常存敬畏，“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凡是对于神圣贤明之人事，莫不以极大的恭敬相待，对于祖道师长无不持慎终追远的敬意。这样一种有所敬畏，有所克止的态度让人心不易为物欲奴役，让人性不易为低劣侵蚀，让社会有礼有节，有进有退，令善舒张，使恶收敛。而今，怀疑权威，鄙视崇高，打倒神圣的思想风起云涌，片面的自由主义风行一时。

以上所言对传统文化的误解与漠视使人们难以从中汲取丰富内涵来滋养现代文明，使当今文化形成虽有多元外表，实际内在空虚的尴尬形态。可见，“法海事件”中创作、传播者对佛教无知有意的戏谑和人们冷漠怪异的反应并非偶然。很难想象一个尊重信仰、崇敬传统的社会能够如此追捧这样的噱头，更难想象很多人对此无动于衷，甚至以“全民狂欢”的姿态来娱乐已然跌破道义底线的娱乐。

媒体与文艺界的浮躁反映出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无知。数年前，北京诸热爱传统文化的青年学人在成立“燕京读书会”的致词中谈到：“一个漠视自己过去的人是不健全的，一个漠视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是病态的。”

佛经《百喻经》中有“三重楼喻”，譬喻中的富豪欲不建底下二层而独得华丽的第三重楼，其结果自然以失败告终，并落得他人“何有不造第一屋而得最上者”的嗤笑。

这个譬喻道理简明，却像极了当前的人心。对自己的文化不仅没有全面深刻的认识，甚至不抱有基本的温情与敬意，在此基础上构筑现代文明，在此基础上谈民族复兴，则无异于建造华而不实的空中阁楼。

男女之“爱”怎可代言传统文化？

当然，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可贵。但长期以来的认识不足使人们并不能得其精髓，掌其要领，相反常常用低俗肤浅的理解去绑架它。法海事件即是典型。

《法海你不懂爱》这首歌，“爱”是一个关键词。

在文艺作品中，以“爱”为主题是司空见惯的事，也不乏以宗教形象来表达爱情主题的，但这些作品之所以没有引起宗教界的强烈反弹，原因在于其创作或基于现实以针砭时弊，或导人进入深刻的人性反思，而本身并没有颠覆基本的善恶等价值观。

但《法海你不懂爱》却很不一样。

首先，创作者为了突出其追求“真爱”的不顾一切，随意揶揄调侃与阻挡“真爱”毫无关系的佛教僧人形象，足见作者对佛教的无知。在此无知的状况下，仍贸然以佛教形象来“反衬”其狭隘的爱情观，可见其不知礼节，不懂尊重。同时又反复强调取材于戏曲题材，实际是把责任都推给前人，为自己开脱。

第二，作者自称致力于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这同样是以个人的狭隘“爱情观”对传统文化进行误读，是用现代社会反复炒作的“爱情至上”的极端观念来偷换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

当然，中国文化并非否定儿女情长，但这种非核心的价值在“爱”“传统文化”的大肆包装宣传下被过度放大，给大众造成如下的直接印象：佛教需要用世俗情爱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就是对男女之爱的追求。前者散播错误信息，显然十分荒谬；后者则将创作者个人的肤浅理解强加于文华传统，最终起到的作用是以点盖面的片面效应。无论哪一种印象，对于传统文化都是歪曲和抹黑。

伴随着“不懂爱”的调侃，歌曲创作者在舞台下做足“爱”的包装，见缝插针地高调“秀爱”，在各种爱心活动中表演“爱心”，并冠以“正能量”之名。很难理解他们为杂凑了各种中国元素的歌曲所注入的只是如此浮躁的内涵。

“爱”本是来自西方文化的概念，即使是西方文化中，对“爱”的理解也不会如此简单和程式化。而中国文化中虽不直接崇尚“爱”，但与之相关的是佛教的慈悲，儒家的仁，道家的抱朴归真。

佛教讲慈悲，不是情绪上的贪恋与爱意，不是简单的人际间关爱和慈善式爱心，不是空泛的博爱，而是大悲，是在消除了二元对立和实有执着的基础上所展现出来的周边一切时空，能拔苦与乐的无尽功用。是“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的无边悲愿，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猛承当，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圆满 “自利利他”的深刻智慧。

儒家以“仁”为生命实践的核心，有着丰富的层次：仁有所止，即“克己复礼为仁”，朱熹认为此是“胜私欲而复于礼”，“本心之德”；仁者，爱人，以孝悌为本，推己及人，必不会作乱；仁，正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反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忠一恕，足见仁者之爱处处以他人为虑，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博大胸襟。

道家讲究抱朴归真，如“利万物而不争”之水，甘居众人之所恶，而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无为之用；了知身为大患之理，反能“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常观万物并作，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虽以无为近道，无为而无不为，顺应自然，涵容万物。

故中国文化中的“爱”皆重视心性本然，越是发自真心的爱，便越是朴实，越是以他人为重，越是没有伪饰，越是自然和顺，越是敦深宽柔。其平实处是发诸内而形诸外的朴实，其更高层次是自然消弭了自他的界限，物我的隔阂。这与以显示自我为目的的作秀之“爱”、表演之“爱”有着根本的区别。

敢于追求自由恋爱之真切，固是人之常情，但根本上还是源于一己私欲。若假“民族文化”之名，借“正能量”之口，极力推崇此等爱欲，更将传统文化之仁爱慈悲作为其对立，其影响不仅是导人纵情，诱人谋私，也是对文化之本加以破坏。此等能量，何正之有？

龚氏夫妇尚沉浸于他们的“真爱”与“传统文化”之中而不能自省，而推动戏谑效应的媒体与部分受众也在大众传媒的互动中为其执迷不悟推波助澜。娱乐风潮弥漫之中，唯独法师、学者与诸仁人为文化、信仰、道义所发的声音令此“昏昏之世”猛然抬眼。

对歌者的批评与要求道歉，绝非“捏软柿子”式的欺负，相反，诸有识者不仅有自觉之心，更有觉他之慈悲，正可谓推己及人。在此动辄以利益计的商品时代，如此不求偏安的呼声，对于戏谑者，对于麻木已久的社会，虽有拔刺之痛，却是真正为“苍生命脉”计，实在比“一团和气”之言珍贵千倍。这才是真正的深悲大爱。

文化自觉，梦想起飞

“法海事件”并非小事，它给我们以警醒：中国文化的活力正在受到挑战，中国文化的精髓正在不知不觉被侵蚀！“法海事件”也是一个契机，明确提出了反思的必要性：因无底线娱乐而反思道德现状，因戏谑宗教而反思信仰与人性，因重识佛教而反思文化的自觉与复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有贪盈逐物之表面潮流，更有返心内求之深层潮流。东西文化的交流正在进入崭新的阶段，物化文明之潮在其发展至极之后，必返归心性以探寻深刻本质。能适应这一潮流，能为世界文化做此贡献者，非东方文化莫属，而东方文化中有推动潮流之气魄者，又非中国文化莫属。

季羡林先生谈到：“中国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文化大国，最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是中国文化，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要无愧于这样的光荣使命，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努力，也要让孩子从小汲取传统文化的滋养，继承我们民族的优秀品格。”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此能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化必不可脱离内涵而徒有虚表，更不可能是违背其根本精神的哗众取宠。汲取传统文化的滋养，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在今天，首要做的正是维护文化内涵的纯洁，对于逆潮流而动的文化现象，我们有责任说“不”。

“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先生语）今天，中华民族怀抱全面复兴的时代梦想，这是一种拥抱世界的宽广胸襟与雄厚气魄，本身就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风度。梦想起飞的时节，一定响动着这样的心声：

我们的“中国梦”不只梦想祖国身强体健，更希望精神丰满；

我们的“中国梦”不只梦想人民生活富足，更希望心灵充实；

我们的“中国梦”不只梦想文化多元生动，更希望其内涵深厚饱满；

我们的“中国梦”不只梦想放飞自由，更希望互尊互谅；

我们的“中国梦”不只梦想道德重拾，更希望信仰回归；

我们的“中国梦”不只自觉文化，复兴民族，更以为世界文化贡献力量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