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泡影学佛因缘之一：飘零之苦

   日期:2012/10/26 0:56: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别人的城（一） 

          不，我无法离开这座城市而不负任何精神创伤。

          在这城垣中，我度过了多少漫长的痛苦日子，又经历了多少漫长的孤寂夜晚；

                    谁能够毫无眷恋地离开他的痛苦和孤寂？

                                                                                                                          ——纪伯伦《先知》

很多不同的人问过我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学佛？” 

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来说只有几个字：“我知道苦。”

细说起来很漫长，足够写成一本书，我也确实因此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能否发表对我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一个写作者还希求着写作之外的别一种快乐，那我只能说他太不够资格做一个写作者。

总还是想要几个读者的，就放在这里。

先说苦，说飘零之苦。

俄罗斯那位伟大的导演塔尔科夫斯基说：“只要身在异地就必定寒气彻骨。”

我们之中，有几人是在故乡？谁不曾知道那寒气彻骨？

大学毕业那年，我自信满满的考研以失败告终。选择考研倒不是因为我对搞研究格外钟情，而是因为一想到要一脸严肃地坐到一间办公室里以使自己终于步入社会我就不胜惶恐。除了读书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呆在一个不是以读书为主要生活的地方完全让我无所适从。当这个继续留在象牙塔做梦的幻想破灭，而我又懒于且不善于到北京的一家家用人单位去自我推销，干脆就任由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经贸厅将我认领到那座完全在想象之外的城市了事。

从大学里的出国选拔到毕业时的求职，我几乎在一切筛选中落败。尽管这是个玩命鼓励竞争的社会，竞争却是我本能逃避的一个状态，我宁可举旗投降，也不愿意摩拳擦掌地去投入任何一场竞争。就让别人去煞费苦心地得好了，我情愿不费一兵一卒地拥有那个大家都不要的。

这样的与世无争对我其实是一种拯救。一个忙于竞争的人必然要动用许多心机，有时候甚至不惜使用一些很恶劣的手段，这都会加重他自己心性的污染，使他与世俗的生活越来越紧地纠缠在一起，而导致他别说获得解脱，连听闻解脱之法都变得不可能。

大学生活彻底结束那天，我和爸爸拎着包走出校门，该走的都走了，没有什么泪洒长亭的相送，对于离情我也早都麻木。门口碰到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日语系的晓晓和她那有妇之夫的男友。晓晓以很高的成绩考到了本系的研究生，继续留在这个校园里，她的男友是北大历史系的大龄博士，夫人远在天边，他们可以在象牙塔里明目张胆地发展爱情。

我淡淡地笑，冲他们说了“再见”。

晓晓后来在信中说，她的男朋友说，杨变得更美了。

1992年七月，我成为呼和浩特一家外贸公司的俄文翻译。离开我东北的那个小家远行那天，这个家的不肖子大弟酒醉与人冲突被打断了胳膊送回家，父亲给他跪下来叫他“爹”，大弟哭着喊着要去死，我泪人一样地上了火车，唯一的安慰是贴身的包里那封来自初恋的信，他说：“大学期间，能够认识你，从相识到相知，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你是一个多么超凡脱俗的女孩子，在你身上，我看到了那么多的真诚和才华，你热爱写作，这需要更多生活的历练，我相信你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在从他那里得到那么多的冷遇之后，我收到这封告别的信，如同挨了打骂后又得了颗糖果的孩子，拼命用嘴角的那点甜来滋润内心里满满的酸。

到达呼市时天正下着雨，混乱不堪的车站，肮脏拥挤的人流，我夹在其中，疲惫忧郁得象一片落叶，一团迷雾。

在那座别人的城市里，我是外贸大楼中醒目的一位看着天花板走进走出的高傲的女子。我的高傲完全来自我关于未来的想象。对于这个大楼来说，最低最贱的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而我则一无是处，但对于整个世界，作为未来的一名伟大作家，我难道不是比整个大楼的人加起来都更有用吗？

公司里有两男两女四个单身，单身宿舍在旧城和郊区的交界处。呼和浩特有旧城和新城之分，新城那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旧城则集中了一切的破败、脏乱、染污，连太阳都感觉被烟熏得雾蒙蒙的。至于旧城和郊区的交界地那更是根本没人管的脏、乱、差，估计只有上帝才会到这里来，因为《圣经》中说上帝在最贫最贱的人们中间行走。

我们的单身宿舍是一所四合院的两间正房。厕所很远，用水要靠院子里的一口井，这口井天一冷就会冻住。冬天取暖要自己砸煤、升火、烧炉子。这样的生活对于我这个受尽父母娇宠，差不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二小姐来说真是难以想象。

天还不冷，我还不知道冬日的艰难，我带着一点好奇，每天认认真真地上班，听同事们叫我“小杨”。我的工作就是打水扫地看报纸聊天接电话。

部门经理在我到公司的第一个星期就把手放到了我的肩膀上，被我立刻甩掉了。他是个复员军人，听说在复员回家的火车上就与一位车上认识的火辣女子眉来眼去，实在打熬不过，两人躲进卫生间真刀实枪地你来我往起来，结果被列车员捉奸要双。

同科室的大姐告诉我，在这个公司里混得好的女人都是很有“献身精神”的：“小杨，你那么漂亮，你要当心了。”其实我挺想献身的，我又不是一块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头，问题是，我宁可昂首挺胸地做这个公司最低级的小职员，也不可能去迎合任何我一想都恶心的人来获得宠爱和升迁。

工作后第一个月就出国，到蒙古和莫斯科。

乌兰巴托唯一好的是空气，呼吸起来畅快极了。穷得中央广场都因为供不起电而黑成一团。

随身带了本唐诗，一打开看到“从来幽并客，皆共尘沙老”便长叹一口气，尘沙如何会老，老的只有（幽并）忧病之客啊。

莫斯科真好，在莫斯科感觉象在我家乡。阿尔巴特街上画像的小伙子对我大谈他对李小龙的崇拜，要了我的地址一定要写信给我。在公共车上一位妇女走过来对我说了一句：“你美得就象一个奇迹。” 不过部门经理很不满意，因为这个初来乍到的小杨太傲慢，太我行我素，在国外这么个不识抬举的小翻译居然高兴了就给他翻，不高兴了就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今后他决不会再带她出去了。

出国回来是在更深夜半，秋天的凉意已经在夜晚清晰地浮现，几个同行的人各个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回到自己有亲人守候的温暖家中。我则回到那冷冰冰黑漆漆的四合院去。想不到男单身小李正站在院子里数星星，见我回来，帮我打开门，把箱子拎进房间去。我摸着黑往自己的床上挪动，惊动了那边躺着的女单身，她冷冷地说了句：“你小点声好不好，我睡觉呢。”

黑暗中和衣在床坐了好久，看窗外的路灯，静静地悬在那儿仿佛方形的月亮，冷冷地发着光。

接下来的日子真的艰难，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那地方整个停了电，我每天走出呼市最高贵最现代化的办公楼，走进这个没有光、没有温暖，甚至没有水的地方。

天冷到不生火不行的时候，同住的女单身更多时候住到自己的老同学那里去了。我每天要劈柴、砸煤、掏灰、倒灰，最糟糕的是炉子还总是冒烟，我老觉得自己在乌烟瘴气中简直没法洗干净。我怕冷，可是更怕脏，有一两次干脆一回宿舍就缩进被子里。小李问我为什么不生炉子，我说我宁愿被冻死也不愿意被烟熏死。

如今给我那样一间小屋，一口井、一堆木柴，我会很安然地过下去了吧。我一定会把小屋收拾得整整齐齐，烧得暖暖和和，没有电也没关系，我会在日光下读书，在月光下静坐，聆听宇宙的寂静和我心底的寂静。厕所很远，不能抽水又怎样呢？垢净只是我们的错觉，庄稼没有大粪就不能长得好，多甘美的食物到腹中也终将化为粪便排出，垢与净总在不断地循环转化中，我们又何必单单执取那个“净”字？

但那时苦的感受却是历历在目，像一滴油漂浮于水上，我漂浮在这个知道自己永远也难以融入的城市里。天一日日冷下去，接近元旦时终于病倒，咳嗽得似乎已进入风烛残年。病得昏昏沉沉之际思念北京如思念故乡。赶上元旦放假，坚决要去北京。小李把车票砸到我身上，吼一声：“病成这样还要去，你去死吧！”。

与我比邻而居的男单身小李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比我早来公司两年。总是斜眼看人，是一个不大好接近的孤僻角色。这世界一定做了很多对不起他的事，弄得他眼中充满了不满和不服。他嗜酒，酒醉后就卧在他那个科室的门口，听任出来进去的人们从他身体上跨过去。有一次醉倒在宿舍里，爬着去够一口水喝。夜里睡觉时枕头底下总压着一把菜刀，听说是八九年的事件里受了些刺激。

我到公司没几天，不记得和他说过什么，只知道他斜着眼睛瞧了我半天。

有一天正坐在我的科室和同事闲扯，从来没进过我办公室的他跌跌撞撞地晃进来，满嘴酒气地对我说：“走，回家！”同事们都惊讶地看着我，最惊讶的是我。

之后他的电话一个又一个打过来，依然是口口声声要我跟他回家。

他没开口说过爱我，但我感觉到了。

他爱一个人的方式很奇怪，是当这个人在隔音很差的那一间屋子时，用标准的美式发音高声朗读毛选，或者大声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给她听。

他不说，我装傻就是了，反正对他爱我与否我根本无所谓，对英文毛选和歌曲我也能忍受。

如果我请小李帮忙我升好火，倒掉灰，照料我的生活，他一定会忙不迭地来做，但指使一个爱我而我丝毫没兴趣的人我觉得是种堕落。

不甘堕落的我就打点行装，戴一顶莫斯科买来的紫色帽子，坐上火车直奔我的首都。舍不得花钱，也没有钱，买的是一张硬座票。

车上有人一直在玩一个老在哈哈笑的不倒翁，我在一种快晕倒的病态里，迷迷糊糊地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不明白人类为什么会发明了那么个蠢东西出来，是不是因为痛苦太多？而为了表明自己的超凡脱俗，我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快乐一点？周围坐着的人一个个都面目可憎，没精打采，纵我在颠沛流离中，也永远对精神的卑贱者嗤之以鼻。我最大的困境也许并不是流离，而是我在精神上的优越感吧。

下了车就渴望找个地方倒下来，一点体力也没有了。却突然想起，大学里那张床早就不属于我。给一个自我离开北京就总打长途给我，说我走了心里真寂寞的女朋友打电话，期盼着能被她先收留一个晚上。她冷冷地在电话那边说：“没地儿住你先找家旅馆住好了，没钱我给你出。”

我无言，找到北外，在晓晓的研究生宿舍里借宿了两个晚上。

第一个晚上，一个留校读研的老同学过来看我，我笑着、咳着，问讯所有同学的消息。我的表情和声音里都努力掺进平静和心满意足。她看不到我的心，“痛”这个无赖东西，象我的一个有客人在时也表现不出一点教养的小孩子，又哭又闹，拼命过来纠缠，一而再地提醒：“我在这儿哪，我在这儿哪，我和你如影随形，寸步不离，你可不许把我忘记了。”

元旦大学的老同学聚会，人缘一向不错的我受到热烈的拥抱和问候，我以同样的热情回敬时，看到了那个当年曾经表示要背着我走的朋友的眼睛，那眼睛好象在请求：“别演戏，我知道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对我说出来。”我的心绪陡然低垂下去，没有用，她不信任我脸上的快乐，她觉到了我苦难的心，而我，因为她说过愿意扶着我，背着我走，我就绝不到她的门前去乞求任何援手。

去了清华大学，受人之托去给一位中学的老同学送点东西，暮色中从我朝思暮想的那个人的宿舍楼下走过，一丝要上去看一下他的念头也不曾动。他与我同年毕业，因为成绩优异而被保送直读清华的博士，在这里继续他不无迷惑的学子生涯。虽然在给我的信中他曾说：“有时会想你，有空来坐坐”，但我是如此骄傲如此虚荣，不能允许自己在心情如此狼狈的情况下走到他的面前。

疲弱不堪地回到我的借住地，晓晓也病了，简直比我还重，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流，有妇之夫坐在她身边，不胜爱怜，不断地递上擦拭鼻涕的手纸。我知道自己不可以再留，本来我买的是第二天的回程票，我还是决定退了票，买当天的票回去。

她亦不多留，只说倘换不成票，不准在外游荡，一定还回到她这里来。我应着，理好包，对着镜子梳我的长头发，她靠在床头看着我，轻轻叫一声“杨”，我回头微笑着问她什么事，她微笑着摇头，我又回头梳我的头发，梳了两下就再也止不住，回身扑在她身上放声痛哭，她亦躲在被子里泣不成声。她哭的是恋爱的苦，这对于我太奢侈了，我没有什么爱情可供哭泣，我哭飘零，我带着一颗无比高傲的心，却只能飘零。

是她告诉我她的一个朋友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串风铃，只要有风吹过，铃声总会响，可以让自己感觉不孤独。而什么才是我的风铃？什么才能令我再不孤独？

走出她宿舍时，宿舍里的录音机正在放罗大佑的新歌《滚滚红尘》：“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走到车站，退了票，狠狠心从票贩子手里买了张高价的卧铺票，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住了。

歪倒在肮脏混乱的候车室里，希望可以有一片空地，可以扑在上面尽情尽兴地哭，可以哭出一片大江大河。

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因为受父母的牵连屡次入狱，阿赫玛托娃曾经在关押她儿子的监狱门口对她的朋友说，我生这个孩子下来，好像就是为了让他受苦。波德莱尔也在诗里说：“我的母亲恨我/ 所以生我为一个诗人。”我在那天，在心里一次次地问我的母亲：“妈妈，你生我下来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征得我的同意，就将我投入这一个苦难的历程？”

下了火车，蓬头垢面，状如女鬼的我坐在混乱不堪的小火车站旁边一个又脏又破的小吃摊前，等待被一碗热混沌温暖充实起来。大片大片的雪花在我周围静寂无声地飞舞飘落。桌上放着一份当天的《参考消息》，我永远地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

“雪花是造化生生不息的象征，尽管它散落飘洒，然后融化掉，但却会以千变万化的形状重生。”

我已死去过了，现在是我的重生。

回到公司，对每个迎面走过的人笑着说：“新年好。”同住的女单身满脸同情地告诉我，我走的这两天，公司发给我过新年的牛肉、羊肉、米、面都被偷走了。我笑着说：“丢了很好，不用费心思去做了。”

那几天整个公司仍沉浸在新年的狂欢中，每个科室都支起了牌桌奋战，我也兴致勃勃地参与。战斗正酣时，通讯员送来晓晓的信，拆都不拆，拉开抽屉就扔进去。不是不看，是不敢，我怕打开了我会控制不了我的泪，而我不愿意让自己在这些只能一块儿打打牌的人面前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