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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法师:略说佛制安居的时代意义(普正法师)


   日期:2020/7/25 19:28: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略说佛制安居的时代意义

普正法师

四川遂宁广德寺住持普正

雨季安居(Varsika)是佛制戒律之一。其制定因缘如《五分律》所说:“佛在舍卫城,尔时诸比丘春夏冬一切时游行,蹈杀虫草担衣物重疲弊道路。诸居士见,讥诃言:‘此诸外道沙门、婆罗门,尚知三时,夏则安居,众鸟犹作巢窟住止其中,而诸比丘不知三时,应行不行,常说少欲慈愍护念众生,而今践蹈,无仁恻心,无沙门行,破沙门法。’诸长老比丘闻种种诃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答言:‘实尔,世尊。’佛种种诃责已,告诸比丘:‘不应一切时游行,犯者突吉罗。’从今听夏结安居。’”

所谓“三时”,按照玄奘法师的说法,“如来圣教,岁为三时,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热时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时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时也。”按照上述《五分律》的记载,佛陀制定“夏安居”的原因是,比丘们在雨季游行,容易踩杀路上爬行的虫子,踩断地面上的草木(印度人认为这也是有命根的),而且道路泥泞,比丘负重行走,容易破坏道路,也就是说,佛陀制定安居戒律,除了慈忍不杀之外,还有保护环境的考虑;有关制定此戒的因缘,《四分律》除了“蹈杀生草木”外,另有“夏月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的记载,亦即比丘在这个季节出行不安全,容易损失财物甚至危害生命;《十诵律》则单纯认为雨季游行会“践蹋生草,夺诸虫命”。总起来看,佛初制安居戒律,主要是从比丘雨季出行不合时宜的角度出发的。等到普遍实行安居戒律后,佛陀发现比丘集中修学三个月,不仅可以远离世人讥嫌,更有利于弟子们的道业进步,如道宣律师所说:“坐夏离三过:一、无事游行,妨修出业;二、损伤物命,违慈实深;三、所为既非,故招世谤。”(《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

佛陀时代雨季安居的困难之一是安居的地方不太好找。按照《四分律》的记载,当时比丘有“露处安居”者,结果三个月下来,因为风吹日晒而“形体黑瘦,皮肤剥裂”,还有在树上安居者,大小便使得树神瞋嫌,还有“在无救护处安居为贼劫夺”者,“在冢间安居为非人所恼”者,“在空树中安居为毒虫所困”者,“在皮覆屋中安居鼻内生肉”者,这都为佛陀所禁止;还有在树下、山窟、船上、小屋等处安居者,当时规定山窟、小屋只要“起不碍头,坐趣容膝,亦足障水雨”就可以了,也有依随牧牛者、压油人、砍柴者安居者,他们移动,比丘们也只好跟着移动,固定“依聚落安居”并不是普遍实行的方法,至于建立僧伽蓝集中安居更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雨季安居的困难之二是饮食供养不易筹办,如佛陀有安居三月食马麦之传言,再有一年因为闹饥馑,前往摩竭国安居的比丘们饿得“羸瘦憔悴”,前往婆求末河的比丘们因为虚妄称赞而较易获得饮食,结果遭到佛陀的呵责。又因为种种原因比丘不得不外出,故有七日乃至四十日开遮之举。

当时雨季安居,对于比丘们的“作业”佛陀并无专门规定,大体是根据自身情况继续进行修行而已。佛陀安居期间多有为弟子说法的记载,而证得无学果位的佛弟子也有为众人讲说佛法乃至营建僧伽蓝者:

尊者富楼那……至西方输卢那人间游行,到已,夏安居,为五百优婆塞说法,建立五百僧伽蓝,绳床.卧褥.供养众具悉皆备足。

——《杂阿含》311经

有的弟子趁着安居勤修本业,务使有所成就,如:

“调达未得神通,不能得去,羞耻益深,便作是念,我今当问修神通道,便往白佛,愿佛为我说修通法,佛即为说,调达受学,安居之中便获神通。”

——《五分律》卷3

“唯富那奇,结使深重,佛为说法,未能畅达,精诚困笃,始入初果,勤精修习,无有休懈,时诸比丘,安居日近,佛听各各随意安居,时富那奇,往白佛言,弟子欲往至放钵国安居三月,唯愿见听。……时富那奇,于彼国中,勤修不懈,尽诸结使,心忽开解,获无漏证,安居已竟,便辞檀越。”

——《贤愚经?富那奇缘品》

弟子们安居期间修行本业,修行中遇到的问题则可等到安居结束后集中向佛陀请问:“尔时诸比丘,各处异国,随意安居,经九十日安居已竟,各诣佛所,谘受圣教。”

——《贤愚经?七瓶金施品》

另有年少比丘,还未娴熟进修道业者,则正好趁安居之时多向上座比丘学习,上座比丘应加以摄受,这是佛欢喜的“正法”:“夏安居……诸年少比丘,往诣上座比丘所,礼诸上座足已,于一面坐。时诸上座比丘作是念:我等当摄受此诸年少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一人受二三多人,作是念已,即便摄受,或一人受一人,或受二三多人,或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

——《佛为年少比丘说正事经》

统观佛陀时代结夏安居的戒律,有一从消极遮止意义而向积极的专心修行意义的转变。这一精神完全为汉传佛教所继承,其概括结夏安居的意义为“进道护生”(白云守端禅师)、“克期进修不舍寸阴,护惜生命行兼慈忍”(《百丈清规》),且“进道”的积极意义超过了“护生”,因为汉地终究不同于印度雨季之草木繁茂、蚊虫孽生,“禁足护生”的意义甚至可以略而不提,如龙门清远禅师所说:“故我释迦如来在日,建立个方便门庭,亦无如许多事,每至结足安居,不相往来,各各求证道果,于九十日中,或有所得,或无所得,或有疑虑,或无疑虑,或有罪,或无罪,至休夏自恣之日,方诣佛所,各呈已见,求佛印可,故谓之自恣。”(《古尊宿语录》卷31)

在此基础上,汉地佛教的安居之戒制又有所损益:

一是冬参夏讲(学)制度的设立。汉地并不存在雨季不方便出行的问题,倒是冬季严寒,行旅颇为不便,于是汉地一些禅宗道场仿照夏季安居的办法,制定“结冬”之制,即从阴历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集中坐禅。

二是各宗派形成不同的安居模式。如上述禅宗道场施行“冬参夏讲(学)”制度,主要是从方便修学本宗道业的角度出发的,至于律寺,则趁安居之时,专门精研戒律,如《沙弥律仪要略述义》认为,“夏者盛也,谓万物茂盛之时也。佛制受戒者,至于夏间,应当加工用行,精进修持,亦如万物茂盛。”由此形成“坐夏”、“夏腊”的观念。而见月律师认为夏季安居中比丘当依广诵毗尼的律师为依止,并针对不同的修学层次登记有“依处不依人,依人不依处”的规定。

三是各宗道场在安居期间都颇为看重初学戒律的学习。即便讲究“冬参夏讲”的禅宗道场,也有“五夏巳前,专精戒律,五夏巳后,方乃听教参禅”的规定,因为“初受戒人,行持五年,戒品坚牢,则不为境风摇夺,亦犹树木培植五载,枝干粗壮,则不怕霜雪所雹也。”

汉地佛教形成的安居观念及其戒律是一项优良的传统,是寺庙及僧团的基础制度,对于今天迫在眉睫的道风建设而言,它具有如下意义:

从消极意义层面上讲,严格遵照佛制安居,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内尽可能地避开尘俗,从而也就可以减少社会上的讥嫌,维护僧团良好形象。佛陀时代,人们讥嫌的理由是雨季游行会“践蹋生草,夺诸虫命,疲弊道路”,现代社会人们讥嫌的理由则是“到处攀援,从世俗业”等,讥嫌理由虽然不同,但损伤僧团形象则一也。佛陀时代,比丘们在各种艰苦条件下犹能坚持安居,现在僧团衣食无忧、住所无阙,更没有任何理由不按戒制进行安居了。

从积极意义层面上讲,严格遵照佛制安居,可以进德修业。无论是佛陀时代的“安居”,还是汉传佛教的“坐夏”,都有一个原则,即根据个人不同情况,因病予药,集中修行,以期提高僧格、促进个人道业。现在大陆很多寺院大都借鉴过去禅宗道场“冬参夏讲”的做法,夏安居时多以讲经为主。但愚以为这并没有达到安居最佳的积极效果,针对现在僧团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是应该恢复过去各宗道场普遍重视戒律学习的做法。

从深层意义层面上讲,严格遵照佛制安居,可以逐渐养成尊重僧人戒德、夏腊的风气,大众和合而住,以戒腊或德行厘定僧团内在秩序,从而避免“依据世俗能力进行定位,无形中将僧团导向世俗化”的倾向(济群法师:《一个根本,三大纲领》)。

总之,中国当代佛教应该重视佛制安居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损益,对于各地寺庙的道风建设以及提升中国佛教21世纪的整体形象,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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