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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居士佛教的使命(蔡明田)


   日期:2020/7/28 20:13:00     下载DOC文档         微博、微信、支付宝分享

  居士佛教的使命

  第一四七期, 在线慧讯 居士佛学讲座

  蔡明田

  前 言

  佛陀在世间成道立教说法,以佛法善导众生弃愚生智,启发般若智慧,进而入般若婆罗密多的境界。以戒定慧修行的教导,使众生了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宇宙万法生灭现象。万法空相的了解,也是解脱世间苦厄的要点。从佛法上说,无常无我的认知,是修行解脱的重点,也是解除苦厄的方法,所以佛教强调,应以般若婆罗密多的行深,才是究竟圆满修行之途径。

  「人具佛性,皆可成佛」,是大乘佛法,法相「唯识学」之重大的主张,但认为佛性也是空性,空的因缘法中,因为有了一念「无明」,而产生了意识,轮回为人,所以又有了生死,也有了苦厄,这便是「缘起性空」、「因缘和合」的宇宙万法现象。佛陀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生灭是世间现象的常态,世间之一切事物,皆是缘聚而有,缘散而灭。既然是和合的东西,必然会有分散,所以说,有合成必会有分离,有聚集必定会有分散,这是世间法的定律,所以世间万法皆被认为是「无常、无我」现象。

  《般若婆罗密多心经》上说;修行之深入「智慧度」之「般若婆罗密多」(从世间此岸到达涅槃彼岸)的时候,便可观察到「五蕴」之色受想行识,皆是因为由空性而产生的,所以说,万法的内涵皆是空相的。经上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万法的实相,没有,生灭,垢净,增减。当对实相空性的认知,即可了解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现象,便可放下而度过一切苦厄,了解到诸法是空相,便可放下万缘执着,而达到心识的无挂碍,就没有恐怖,就可以远离颠倒梦想,进入究竟寂灭的涅槃境界。惟唯识学认为,涅槃也是空相。这便是佛法微妙之处。

  金刚经上,佛陀告诉我们,过去之三世诸佛,就是依这种智慧的修行方法,进入无上正等正觉的证悟境界,所以佛陀要我们参照过去三世诸佛的修行经验,以般若智慧,从此岸度到彼岸的方法,达致觉悟成道的究竟涅槃境界。经上云:修行必须深入般若智加上布施供养的助缘,是居士学佛修行,由迷的此岸达到觉悟的彼岸的主要因缘。经上,世尊告诉须菩提,恒河有很多支流,何况诸恒河中之沙,如果有人以所有沙数,像充满于三千大千世界一样多的七宝,用以布施还比不上了解金刚经之四偈句,并为他人解说的功德。所以说,法供养超越布施供养的功德。对居士学佛来说,佛法的修行是最重要的。佛教常说:「广度众生是福行,自断烦恼是慧行,福慧双修菩萨行,福慧圆满即佛道。」

  佛教的发展

  鹿野苑度五比丘得以开悟,佛陀之后就有了僧团 Sangha 之成立。普度外道、婆罗门、沙门乃至在家信众接受感化,也有不少在家弟子,深受感动而出家随佛陀修行。在阿难的请求下,佛陀特以「八敬法」来接受女众得以出家修行,因而僧团迅速扩大。

  僧团是出家众的组织,领导修行人以佛法为学,以戒为监,来达到修行之清净,以禅的修习来达到定的效果,而产生慧性的般若智,提升人性之圆满,这便是修行人学佛追求的目标。佛法上说,迷是众生,悟才是菩提,所以说,不圆满才是人生。

  僧团也称为僧伽(Sangha,简称为僧)即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学法女),这便是出家五众,加上在家两众(优婆塞、优婆夷)这七众弟子组合的佛教教团Vana,也因而圆满组成。佛陀在世间弘法四十五年,教团不离不弃和佛陀一道,迈向世间行,八十岁进入涅槃后,教团还不间断,循着佛陀的脚印,继续走下去,到永久永久,为世人之安乐,提示佛陀的关怀。

  佛陀为世间一切法的提示,都是为了众生的离苦得乐,了脱生死为最终目的。以法的滋润布施世间的一切,这是佛法的精神。佛陀弟子众多,其中常随弟子有一千二百五十人,陪伴着佛陀左右,还有不计其数的修行者,以及无数在家众的护持,这个非常庞大的教团组织,影响到当时全印度宗教思想的改变,以及周边国家的宗教信仰,佛教远传至中亚、东亚、西亚,乃至东南亚、中国,遍布世界各地区。

  佛教之传入中国

  佛陀创立佛教于中印度(现在之尼泊尔地区),迄今已有二千五百年。由朝庭之礼荐而传入中国,在二千年间,经历了汉、魏、两晋时期,佛经的翻译,南北朝佛法的传播,隋唐时期持续翻译经典,佛教文化的盛行,这段时期,印度的僧人及优婆塞陆续来到中土传法,中国僧人往印度取经学法,佛教因此盛传于中土,佛教在中国展开十大宗派的次第建立,大乘教理宗义灿烂了中华文化,同时也丰富了佛教文化。三百年间佛儒文化交流融汇,奠定了佛教在中国发展基业,渐渐形成为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即所谓「中国佛教」。

  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佛教由极盛而衰退,经过一年多艰辛的挣扎,后因武宗会昌之驾崩,佛法在创伤中很快又恢复了。武宗之死宣宗即位,佛教逐渐又回复正常。可是到了五代五十余年间王朝交迭,战事频乃,社会纷乱,民不聊生,佛教的发展,也受到时局影响,而逐渐走下坡,佛教教育的缺乏,佛法的宣扬也因而停滞不前。

  宋代太祖建国,为持续民族文化教育,同时也为振兴佛教,为佛法的发展,经过一切努力,但百废待兴,千头万绪,艰巨时局拖累,所幸佛教的社会基础坚固,虽有平稳的发展,可是成效并不大。至徽宗时期因为信奉道教而抑止佛教,佛法的宣扬也受到阻力。

  元朝金人入主,对文化教育的淡漠,加上崇信喇嘛教(藏传密教的俗称),对汉传佛教的推动不很积极,在政治上压制汉民,信仰以密为宗,汉传佛教又失去支持,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因而造成中土佛教,高僧大德渐稀,佛教后继无人,佛法的推动乏力,佛教文化未能发挥作用,而一蹶不振。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期间,佛教略有发展,但当时中国南北方各地,延续宋元期间之吃菜事魔,妖妄惑众,民情复杂所趋,妖民事故作乱,加以信仰杂乱无章,民间秘密结社,「白莲教」继宋代之弥勒道之风,以宗教之名行邪教之实,邪风大盛,社会不安,当局对邪教徒之镇压,严格限制了宗教活动,佛教也受到影响。

  明末虽有佛教四大师,推动和护持佛教,意图振兴佛法,带动社会安宁,融合儒佛思想,丰富中华文化,亦复兴佛教。这段时期的佛法,略有作为,但为时不久,因为朝代之更迭,满人入关,建立满清王朝。

  清代继元朝之宗教政策,为了平稳边疆政治而信奉喇嘛教。秘密教派之藏传佛教对统治者的偏向,所以藏密的教法,仅限于朝庭官宦之传。此时中土传统的汉传佛教宣扬无力,加以佛教教育的失落,文化也无所作为,佛法因而失去传承,而造成明末清初佛教的衰微。

  清代两百六十七年间,由于不注重佛教的教育,佛经散失,丛林教育无所发挥,宏法人材几乎断层,大师级的人材寥寥无几,弘法更无人能承担,只有抱残守缺的出家人,苟延残喘,蹲守寺院,维持生计,寺院落入穷困,无法谋生,至此中国佛教之沦落,佛法失去了昔日之光辉,此时西洋宗教随着西方强权政治来到中国,造成社会重大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伦理礼仪之思想改变,宗教上的混乱,甚至秘密结社的邪教之危害,引起社会秩序失控,诸如川陕楚三省之教匪之乱、天理教之争,尤其受西方宗教扶持之「太平天国」叛乱,教匪兵连祸结,所到之十余县凡遇佛寺、道观、孔庙、祖祠,即烧,遇像即毁,佛教也因此受到严重摧残,这是三武一宗法难之外又一次的浩劫。

  中国佛教的衰微

  朝时期因为文化教育的缺失,弘法工作无从展开,正信佛法无法正扬,和民俗信仰混杂合流,只有烧香祈求,庸俗信仰,致使佛教沦落为迷信。佛像和民俗神祗混合信仰流行,造成神佛分辨不清,一般认为拜神和拜佛是一样的,所以神佛信仰共奠,礼仪繁杂,殿堂上神像布满,佛菩萨像则站在一边,这种情况佛教已不像佛教了。

  正当佛教文化受到民间习俗冲击,佛法无法发挥功能之际,社会有识之士,不愿看到中国佛教沦丧,挺身而出为振兴佛教而努力,强调要振兴中华文化,必先振兴佛教的口号。诸如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晚清思想界有一伏流,曰「佛学」。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与思想无关系。但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戴震、龚自珍、魏源,以文学家身份兼治佛学。杨仁山少年时佐政曾国藩为幕府,复随曾纪泽出使英国和法国,夙栖心内典,学问渊博而道行高,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办学为事业。这便是清末时期,佛教从凄凉情景中,一步一步走向复兴之途。

  清代中期以后,佛教不绝如缕,几濒灭顶之境地,山穷水尽之际,「居士佛教」新思潮的涌现,兴起了居士学佛的新方式,给予佛教新活力,中国佛教有了复兴的契机。当时知识分子乃至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对佛学的研究投入心血,对佛法的修行提出新方法,把佛教的改革视为己任。恢复如早期,佛法鼎盛时期对文化教育、慈善福利工作的奉献,提供居士为佛教对社会的时代使命。

  居士佛教的兴起

  清朝末年,正当佛教在中国遇上最艰辛的时期,知识界即出现一位善知识,「杨仁山居士」弃官职而服务佛教事业,号召学术界,新文化青年,参与佛教之振兴工作,杨居士以身作则,为佛教的复兴而献身,专志结集失散的经书,刻经、流通、弘法,设立金陵刻经处,倡办佛教新学堂(祗洹精舍),以现代教学方式教导佛学,善导佛教文化的发展,培养佛教知识青年,成为弘法人材,为振兴佛教发扬佛法做好准备,以大无畏精神,救国护教为誓愿。当时知识界人士响应杨居士之号召,投身佛学研究,佛法学习,修行以正确方向推动,佛教新一轮的发展开始了,奠定了佛法新时代的走向。

  现代许多佛学家,专以「居士佛教」这名词,号称在家集体学佛之精神,是一种新理念的学佛思维,以为学佛有所成者,即是「居士」。居士学佛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生,以人成佛成的理念学佛,这便是中国佛教学佛人的新思想。居士一词梵语称为Kulapati,意思即是「在家学佛者」,也称为「在家志于佛道者」。慧远大师在《维摩诘经疏》中说,居士有二义,(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二)在家学道,居家道士。

  从广义上说,「居士佛教」一词,所称之「居士」是思想议题,它不仅是在家学佛,更进一步为弘扬佛法者。所以说,居士佛教除学佛外,亦包含佛法宣扬,也是佛教的护持者,藉居士身投入社会慈济工作,发扬佛家大乘思想之慈悲精神,喜舍的志愿。

  居士学佛,历代不乏有人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理惑论》的作者牟子,和严佛调共译《法镜经》的安玄。依慧远在庐山结社念佛的刘遗民、雷次宗等皆堪称为大师级之佛教居士。另有白居易、裴休、苏东坡、张商英、袁了凡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居士。

  清代居士佛教而论,杨仁山之前有,彭绍升、龚自珍、林则徐、罗有高、汪缙、戴震、魏源。杨仁山之后者有: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欧阳渐、梅光羲、夏僧佑、吴雁舟、苏曼殊等。不过杨居士之前的居士学佛,是个别行动的,独立而间断的。杨居士之后的居士佛教,是集体性有组织的,也是连贯性居士团体,诸如居士林、念佛会、弘法会、精舍、莲社、觉社、佛学社、佛学研究会等等,皆是居士为佛教的继续生存,努力而设立的组织。

  「居士佛教」在近代社会,是一种时尚现象的机缘,也是时事大势所趋的社会现实。居士组织皆为佛教的发展,佛法的发扬,努力而作出贡献。诚如梁启超在书中说,「居士学佛即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矣」。这就是风气形成的原因,当时的士大夫阶级,为佛学风气所及,竞相投入佛法研究的行列,以修行实践的经验,教导信众了解佛法,并以佛学研究的成果,发表在文章论著中,流通世界各国各地,对当今佛教及教义的发扬,中华文化的发展,积极做出了贡献,亦促成以后的复兴汉传佛教,起了积极的领航作用,也是「居士佛教」在现代学术界中,从佛教居士的理念,发展起来的新思维,而在民间开展推动的机缘,因为居士团体的组织中,来自各行各业,除了工农商兵,乃至文化教育界、学术政治界等,在世界潮流之新政治环境中,兴起一股宏大的力量,影响深远,所以倍受各界关注和推崇。

  纵观近代中国佛教史,杨仁山居士之后的中国佛教,因为佛书经典的汇集,鼓励学习佛法和研究,因而有了林立的佛学院,加以对寺院现代化的管理,提倡戒律,栽培佛教人材,尤其在家众坚持护持。教育和学术界人士的参与,佛法的学习,修行之积极,成为普遍现象,让社会人士重新认识佛教。因为佛教文化的振兴,佛教寺院形象的提升,出家众威仪庄严,并以修行为重点,在家众对佛法的提升,也有一些寺院在居士的参与下,积极推动佛教教育工作,设立佛学院,以佛法的教导使出家众得以入流,也有在家众,自筹办理佛教会组织和佛教学校,除了世学还有佛学教导,进而使大众对佛法的修行更为积极。

  近代汉传佛教盛行,始于杨居士对当时佛教的改革成功。根据《当代中国佛教大师文集》总序文中说,伟大的宗教心灵,是社会最后的良心,也是生命意义最终的指归。在文中选取杨仁山居士为首,民国以来佛教十大师即:杨仁山、太虚大师、欧阳竞无、虚云老和尚、弘一大师、印光大师、圆英法师、吕澄居士、法尊法师、慈航大师,作为指标,这十位大师对当代佛教有其重要的贡献。

  传承上,民国以来的佛教界,有两大系统,最受海内外重视,对当今佛教产生重大影响者:其一是以太虚大师为中心的出家学僧。其二为欧阳渐(竞无)为中心的在家佛教学者。两大师对振兴当今中国佛教,对宣扬佛法是积极而且影响深远。

  太虚大师与欧阳大师皆师出杨仁山居士,尤其太虚就学于金陵祗洹精舍。欧阳继承杨居士遗志,处理刻经处,及祗洹精舍的事务,并自设有「支那内学院」,从事佛学研究,并培养佛学高等人材。他在北京大学发表一篇论文「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轰动一时。以后还有欧阳居士的首座弟子吕澄,续承欧阳之法相唯识学研究,并管理金陵刻经处。吕澄精通英、日、法、梵、藏语,当代佛学学力无出其右之佛学大师。王恩洋礼吕澄为师,王为北京大学教授,对佛学有所贡献,他着有《人生学》一书。太虚大师倡办武昌佛学院。其两位弟子:法尊、慈航,以大师之志为己志,沟通汉藏文化,提倡显密双修。

  当代佛法大师,印顺导师是太虚大师的追随者,他一生对太虚尊敬和崇拜,但在学术上亦对太虚的「人生佛教」提出不同论点,所以提出「人间佛教」的理论来对治。导师在「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一文中指出,复兴中国佛教应有的思想,为防佛法衰退,唯有把佛教知识化、年青化、在家化。导师认为,如果中国佛教老是局限于衰老的,知识水平不足的,出家的,那么佛教的光明,将永远不会到来。

  哈佛大学教授,哈维尔 Holmes Welch 说,杨仁山居士,被誉为「现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开创当代佛教,推动佛学研究的划时代大师。根据欧阳渐撰写之《杨仁山居士传》书中有说,惟居士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瑞甫善三论;而法相唯识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亦合伙矣。

  居士佛教的时代使命

  当今佛教组织,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寺院组织(二)教会组织。

  寺院以出家人为主体,在家人为护法;教会则以在家人为主政,出家人为导师。这种僧俗合作的方式,在汉传佛教中由来已久,而且是成功的模式。原始佛教时期的优婆塞,优婆夷就是佛陀的护法者。护持正法,供养僧众,是佛陀对居士众的嘱咐,付予居士护法的任务。法会中居士也随僧众一起听法、一起学佛和修行,这便是佛陀时期,佛教组织的形式,也是居士学佛一向的规则和方法。

  诸如佛经上说,维摩诘居士,胜曼夫人为佛法的正统性,协助佛陀教导修行众,得以如法修行,弃小归大,这便是居士为法的供养。还有王舍城之迦兰陀迦长者和频毗婆罗王,合资为佛陀承建第一座具规模之道场「竹园精舍」Venuvana。提供精舍,佛陀就有了住所及弘法道场,结束了佛陀住无定所,弘法没道场的难题,也改变了古印度沙门修行的方式。另外还有憍萨罗国之须达多长者,也为佛陀修建一座,佛教史上最著名的「祗树给孤园」Jatavana Tapindaka Vana,佛陀在这里宣讲般若经及法华经等,这也是居士为布施的供养。以后还有阿育王,迦腻色迦王通过政治的影响,把佛教普传印度全境,周边国家,并使之国际化,这便是-无畏施供养。

  后记

  秦汉年间佛教逐步传来,到了东汉才正式通过官方邀请,印度佛教大师,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把佛经大量输入,经过官方设立译场,长期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经典,到了隋唐翻译事业还不间断,鸠罗摩什、支谶、法显、玄奘、义净等大师的努力,逐渐完整了汉文系的佛教经藏。并通过官院及寺院的传播和学习,因而西来之佛法,在东方的中国盛行。佛教文化在中国经过漫长的传承,深入民间,对社会影响深远,而逐渐成为中国人信仰的宗教。因为佛家和儒家思想融汇贯通,形成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

  中国佛教二千年传承的过程,丛林是出家人居住和修行之处,在家人为香客对丛林之护持和供养。丛林的制度各分宗派,宗脉对立,各自为政,戒律分明,制度严谨,修行弘法是丛林一贯的规范,尤其对教育的重视,佛教文化源远流长,这段时期佛法流通,经诵念佛,声响不绝,*轮长转。

  朝代轮替,战火绵绵,局势多变,佛教文化教育的中断,影响佛法的传承,中国佛教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清朝,寺院乃至丛林,基本上已沦落为香火庙,没有教育,没有文化,壮观雄伟的丛林,仅仅是佛教的外表形象,佛像之高大,香火的鼎盛,仅是一种外表象征。因为失去文化内涵,佛法就难以存在,一部大藏经深锁在书柜内,那仅是门面装饰。僧众信众都对佛法的不了解,加上禅宗所谓「不立文字」,净土宗「一句弥陀」的误解,使佛法失去其光茫,致佛教沦丧。

  当佛教进入了衰退期,奄奄一息之际,激起了「居士佛教」的新意识而催生,文化界一批新青年,群起研究佛学,学习佛法,为保护佛教,使寺产得以保存,兴起一股政治力量,聚集人材资源,群策群力,设立佛学院,组织教团教会,刻经板,印佛书流通,推动佛学,学习佛法,为佛教文化源远流长而努力。在短短的一段时期内,居士组织之教会,遍布社会各阶层,各宗分庭,各派林立,也有三乘共扬之居士林,唯正信佛教之发展,让信众自选修行方向,并深入社会的文化教育、慈善福利事业推动,为发扬人间佛教的慈悲喜舍精神。现时代的佛教,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有了竞争,也有了合作,更显著佛教文化的精彩,这是现实时代,佛教事业发展的新趋势。

  结语

  居士学佛和僧众是一样的,以佛法为学,以戒为修。不同之处,居士应加以布施供养,以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为社会做福利众生的工作,同时对僧众之护持,负起居士为佛教的责任。布施供养也是居士学佛、修行的助缘功德。佛教一向主张由智慧得正见,而不是由盲信而生信仰,居士也应有如是知见的学佛。

  佛陀制戒,僧俗各有不同,因为居士学佛非全职修行者,而是社会的生产者,因而要负起布施供养,护持正法的任务。所以佛陀以五戒、八戒,乃至十善法,付予居士修行所依。然而僧众的修行以戒为先,设有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则有三百五十戒,这些戒律对修行人来说,是为清净道业,以求早日开悟,以报答众生恩乃至佛恩。

  从佛法上说,修行是为了清净道业,道业清净是为了开悟。开悟是为成佛,成佛就是修行的目的,也是为了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居士学佛也应该以涅槃境界为止境。

  谨以祖师语和大家共勉。六祖惠能大师曰:见闻转诵是小乘,悟解法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缘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最后真诚的祝愿,佛菩萨保佑,各位福慧双全,身心安泰,事业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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